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初六,身處河南鈞州(今河南禹州市)的徽王朱厚爝上奏朝廷,稱王府典寶、典服等官出缺,嚴重影響王府運轉,請求朝廷進行增補,奏疏中還附帶一份由他本人擬定的增補人員舉薦名單。親王向朝廷舉薦王府官人選很是尋常,但往往是一兩個而已。此次徽藩于需要增補的人員較多,謹慎起見禮部進行了核驗,結果發現徽府官員并未出缺.所以朱厚爝的奏請,名為補缺,實為在定員之外添加人員,此舉有違《皇明祖訓》的規定。
古鈞臺
朱厚爝的祖父徽莊王朱見沛當年也干過這種事情,朝廷處理的結果是王府私自添加的官吏被盡數革退,未打報告就徑自開革徽藩自設官吏的河南左布政使徐恪,被認定為辦事毛躁,對其罰俸兩月。有這么個殷鑒在,當孫子的還不吸取教訓,自然不會有好結果。明世宗下旨切責徽府內外輔導官,要求他們將此事審核明白之后再行奏報。
明世宗的同道中人
朱厚爝(音jue),出生于正德元年(1506年),為徽簡王朱祐枱庶長子,生母徽簡王次妃張氏。正德十三年(1518年)六月,13歲的朱厚爝被冊封為安邑王。
嘉靖四年(1425年)十月十三,徽王朱祐枱薨逝,享年44歲,朝廷賜謚曰簡。朱祐枱共有五子,可與父王徽莊王朱見沛一樣,全是庶出,故身為庶長子的朱厚爝成為徽王的第一順位繼承人。按照慣例,朱厚爝需要等到為父守制期滿,才能進爵徽王。朝廷在接到朱祐枱訃告的第一時間,也是這么打算的,所以命朱厚爝管理府事。
“戊戌……徽王祐臺薨,命徽莊王庶長子安邑王厚爝管理府事,輟朝三日,祭葬如例。”(《明世宗實錄》)
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明世宗竟在次年十月就傳制,命武進伯朱江、翰林院編修王教正副使,持節前往鈞州冊封安邑王朱厚爝為徽王。這個時間點也就在徽莊王小祥(人死后第一個周年祭)前后,離二十七個月的守孝期還有一大半時間。在以往即便是繼承人冒著不孝的名聲,請求提前襲爵,基本都會被朝廷打回。朱厚爝能提前晉封,其中必有特殊原因,只是典籍沒有明載。至于他的原配安邑王張氏,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才得以晉封為徽王妃。
鈞瓷世博鼎
朱厚爝為人較為儒雅,頗有才華,多次上疏奏請賜予文藝類物品。比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八月,在他的奏請下,明世宗賜予《通鑒綱目》、《文獻通考》各一部。再比如他專門在王府之中建造一座充滿藝術氣息的樓閣,上疏請求皇帝賜名,并賜予文房器具和奇香異品,這次結果不太好,皇帝只賜予“養德”樓額,其他的被駁回。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丁酉,徽王厚爝建樓乞額名,并乞賜文房器具與奇香異品實其中。上賜名養德。而所乞之物,所司查無例,不許。”(《明世宗實錄》)
1、《明史》對朱厚爝修道的記載
朱厚爝生平的一大愛好就是撫琴,能寫會彈,是一位杰出的古琴大家,編輯整理有一部名為《風宣玄品》的古琴譜。《風宣玄品》共分十卷,首卷詳論古琴制度、弦、調試、指法等古琴基礎理論,后九卷共收錄《陽春》等琴譜一百零一曲,前有朱厚爝自序及嘉靖十八年山西右布政使張鯤序文,是古琴學中的經典之作。
另一大愛好是修道,算是明世宗的同道中人,故被明世宗冊封為太清輔玄宣化忠道真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正月,在他的奏請下被賜予太清輔玄宣化忠道真人金印。
據《明史》記載,朱厚爝修道與他愛琴這個嗜好有關。
身為古琴大家,自然與當地擅長制琴的斫琴師們關系莫逆。與他相交的一個斫琴師與鈞州知州陳吉交惡,求到他門下,請求徽王殿下為其主持公道。朱厚爝認為和他身邊的人過不去,就是同他堂堂徽王過不去,所以不管對錯,直接上疏彈劾陳吉,添油加醋的給按了一堆黑材料。
七弦古琴
陳吉因此被打入錦衣衛詔獄。都御史駱昂和御史王三聘兩人很是同情陳吉的遭遇,上疏為他抱不平,要求徹查此事還陳吉清白。結果惹得明世宗勃然大怒,下令將駱昂打死,王三聘和陳吉流放。
“初,厚爝好琴,斫琴者與知州陳吉交惡,厚爝庇之,劾吉,逮詔獄。都御史駱昂、御史王三聘白吉冤。帝怒,并逮之,昂杖死,三聘、吉俱戍邊。”《明史·列傳第七》
朱厚爝的所為頓時惹來諸多非議,因擔心遭到報復,便想方設法地想要去討好明世宗。皇帝陛下醉心于修仙煉道天下皆知,是以他便從這方面入手,一面裝出潛心修道的樣子,一面結好當時最受皇帝寵信的道士陶仲文,通過他曲線救國。
明世宗因為修道,不得不與滿朝文武作斗爭,當他從陶仲文的口中得知,宗室之中居然還有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不免大為高興,遂下令冊封其為太清輔元宣化真人,并賜予真人金印。
2、《明實錄》對朱厚爝修道的記載
可《明實錄》對徽王朱厚爝與鈞州知州陳吉之間的矛盾記載,與《明史》截然不同。
明代宗室的歲祿需要到藩地的官倉中領取,這算是朝廷對他們的一種制約。而這又成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拿捏宗室的一種手段,鈞州知州陳吉就是如此,他給徽王府撥付歲祿時率性而為,時不時得就拖它一段時間。朱厚爝憤而上門討要說法,陳吉卻直打官腔,不作正面回答。加上陳吉曾經因為其他事由,鞭笞拷打拷打過徽藩軍校。雙方可謂是新仇加舊恨加,于是王府長史李應時率眾打上門去,將陳吉好好地羞辱了一番。
鈞州文廟
堂堂朝廷命官受此對待,簡直是奇恥大辱。陳吉憤而上疏控告徽藩長史李應時。李應時也不該示弱,上疏回懟。陳吉認為李應時敢如此對自己,乃是徽王在背后指使所致,故在這過程中一并檢舉揭發朱厚爝的不法之事。朱厚爝為此不得不上疏自辯。明世宗頓時大怒,立馬下令將陳吉押解進京,聽候處置。
“先是,徽王以鈞州徵解祿糧不時,怒讓知州陳吉。吉不為理,又嘗以他事榜笞本府軍校。于是長史李應時遂率眾毆辱吉。吉不勝憤,與應時等各相告言,并發徽王所為不法事。王具疏自訟。上怒,趣命械吉至京。”(《明世宗實錄》)
至于雒昂和王三聘,一個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河南巡撫,一個是河南巡按御史,牽涉其中算是無妄之災。明世宗下旨緝拿陳吉之后,余怒未消因而遷怒雒昂和王三聘,以兩人不早將徽藩與陳吉的矛盾上奏為由,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一月,命錦衣衛將二人押解進京進行審問。
修仙帶來的好處
朱厚爝修仙,與明世宗成為同道中人,也為徽藩贏得了不少實打實的好處。比如嘉靖六年(1527年)三月,在他的奏請下其生母張氏被冊封為徽簡王次妃,這是很多庶子出生的藩王之母可望而不可及的位置。
若說讓生母張氏成為親王次妃,還屬于擁有為數不少實例的正常操作,那么接下來的幾件事無疑體現了修仙帶來的好處,否者以一個遠支藩王很難獲得這許多好處。
1、周、徽兩藩在鹽引上受到的不同待遇
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周王朱睦?上疏朝廷,稱周藩名下的每年三百引食言需要從河東鹽運司(掌管解州鹽池)支取,但開封水運通道——汴河無法溝通河東,轉運不便,故請求如徽藩一般改從兩淮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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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戶部以綱鹽制下,各鹽運司都有劃定的賣鹽區域為由提出反對,同時以徽藩改從兩淮支取食鹽,是因為當年河東鹽池出現問題,而一時采用的權宜之計,也應當予以糾正。結果明世宗只接受了戶部的部分提案,要求周藩繼續從河東鹽運司支取,同時行令天下諸藩不得再為此上疏奏擾,至于徽藩則繼續從兩淮支取。
輪到徽王朱厚爝恩請時,情況變得截然不同。
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厚爝以王府度用不足為由,請求朝廷賜予其產自北直隸的長蘆鹽二千引,被戶科給事中駁回。他毫不氣餒地再次上疏乞請,戶部提出沒有先例不宜賜予。結果明世宗特旨予以恩準,并強調不為例。
“(十一月)乙巳,予徽王厚爝長蘆鹽二千引。先是,徽王以用絀陳乞引鹽,為戶科所駁止。已,復上,請更下戶部查例以聞。戶部以例不宜予,乞勿聽。上重違王意,遂予之,弟不許諸王援以為例。”(《明世宗實錄》)
2、莊田田租自收、代收之爭
徽莊王朱見沛之國鈞州時,明憲宗賜予他鹿邑縣莊田一處。莊田與俸祿田不同,它屬于王府的私產,部分王莊由王府自行管理,自行收租,徽藩的鹿邑縣莊田就是如此。可嘉靖十五年左右,徽藩派往鹿邑縣莊田管莊人與佃戶發生激烈沖突,雙方為此打起了官司。
時任戶部尚書梁材等人借機提出革除莊園的管莊人職位,由當地有關衙門代為收租,王府直接來領田租便可。這等于是要侵奪徽藩對莊田的控制權,朱厚爝自然不肯吃這個虧,以不便為由要求保持原樣,明世宗“從其請”。
為防止朝廷再打代收的主意,朱厚爝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五月上疏朝廷,請求賜予敕命鐫刻成碑文立在莊田之中,以示此地永久由徽藩管理、自行收租。明世宗讓戶部進行討論,結果戶部官員舊事重提,要求代管、代收。
老子故里——鹿邑
明世宗認為戶部“故違明旨抑勒宗室”,頓時大怒,下令追究當年提出代管王莊相關官員的責任。戶部尚書梁材此時已經去職,被降職為右侍郎閑住,左侍郎唐胄及已經調任的右侍郎王堯封等各罰俸半年,戶部河南清吏司郎中等官員則被丟進錦衣衛逮鎮撫司審訊。
3、為寵妾求次妃封號
嘉靖十九年(1540年)六月,朱厚爝突然上疏朝廷,請求冊封其庶長子伍城王朱載埻(音zhun)的養母為次妃。
明代對嬪妃的封號卡得還算嚴格,除兩名備選的皇后落選女子外,其余后宮嬪妃幾乎都要等到為皇帝生兒育女之后才能獲得妃號(早期殉葬追封的不算)。皇帝后宮如此,宗王的內院同樣如此,沒有生育的普通侍妾稱宮人,只有生子且兒子受封后才能獲得夫人稱號,且不給誥命和冠服,所以這“夫人”稱號可謂是有名無實。
“己巳,封徽王見沛庶長子祐枱生母劉氏為夫人,給與誥命。故事,王府庶子必十歲受封后,始封生母為夫人,例不給誥命、冠服。”(《明憲宗實錄》)
有子嗣的侍妾尚且如此,沒有子嗣只擔個養母名分的侍妾自然更難以獲得封號。何況次妃的地位僅次于正妃,相當于后宮之中的皇貴妃,一般情況下連庶出襲爵的親王生母都難以獲得,區區一個養母何德何能,敢覬覦次妃封號?可朱厚爝就是為她奏請了,而明世宗也特旨恩準了。
“癸酉,徽王厚爝疏乞封其長子伍城王載埻養母為次妃。詔:養母原無授封之例,但王父子情詞懇惻,特允所請,后不為例。”(《明世宗實錄》)
4、徽王府整修事件
徽莊王朱見沛和徽簡王朱祐枱兩代徽王,與皇室關系相對親厚,王府的規格自然相對較高。何況弘治十七年(1504年),朝廷對徽王府有過一次大的整修。因此徽王府的規制,與《大明會典》中劃定的親王王府規制相比有所逾越。即便如此,朱厚爝對王府依然不甚滿意,提出要再次對王府進行修整,上報的維修費用高達十萬兩。
逾制的復建代王府承運殿
這么大一筆銀兩河南省一下子是拿不出來的,故他提出王府由其自行維修,不過要先從開封府所屬州縣撥給一萬兩移交給徽藩,其余九萬兩則分九年以每年一萬兩的數額從當地稅糧中征派。
徽王府的規格本身已經逾制,加上這個方案不僅讓人遐想徽王殿下很可能想要借機斂財,故戶部收到河南方面的奏報后提出反對,要求先讓河南撫按官對徽王府的規制先行堪核,再做下一步打算。徽王府逾制是明擺著的事,真按標準來必定難以重修。
眼見計劃即將落空,朱厚爝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四月祭出殺手锏,向皇帝舉報稱,河南方面在堪核過程中,巡按御史張坪、參議李洛、僉事李延康等人故意找借口不來會勘,拖延長達三年之久,直到得了他的厚賂才與會。而左布政紀常因貪欲得不到滿足,故意在奏報中將修府邸改為修墳,這是在暗搓搓地詛咒他。
明世宗得報怒極,下旨將張坪、紀常二人革職,對李洛、李延康施以罰俸三個月的懲戒。同時命新任的河南撫按官,速速將徽藩整修王府的銀兩劃撥過去。
徽王府的整修,在歷時數年,一波三折之后,以這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得以展開。
阿越說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五月十五,徽王朱厚爝薨逝。明世宗聽聞訃告,派泰寧侯陳編前去致祭。朱厚爝人品一般,可在音樂家的光環籠罩之下,也算是名垂青史,給宗室爭光,且他這一生并無什么大過,加上與明世宗屬于同道中人這一加分項的作用,最終被賜予謚號“恭”。
明顯陵:興獻王陵墓
再說朱厚爝崇道的根源,相對于《明史》,阿越更信服《明實錄》的記載,朱厚爝本人是真喜好修道,而非為避禍而假裝。畢竟明朝皇帝對道教還是比較崇信的,比如明成祖北建故宮,南修武當,再比如明朝16位皇帝中有4人或直接或間接死于服食丹藥。皇家崇道的背景下,宗室之中必然也會有相當多的人跟進,興獻王朱祐杬就道教信徒,明世宗對道教的癡迷與他不無關系。所以朱厚爝信道并不是什么怪事。何況崇道可以給自己,給徽藩帶來諸多好處,即便最開始是假裝的,到最后也會轉變為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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