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選自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 譯，桂裕芳 張芝聯 校，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03-112頁

凡讀過舊制度的總督與其上級和下屬的通信的人，無不贊嘆政治制度的相似竟使那個時代與我們時代的行政官如出一轍。他們仿佛跨過將他們分割的大革命的深淵，攜起手來。 我看被統治者也是這樣。立法在人們精神上所顯示的力量從來也沒有這樣明顯。

大臣已經萌發出一種愿望，要洞察所有事務，親自在巴黎處理一切。隨著時代的前進和政府的完善，這種愿望日益強烈。到18世紀末，在任何邊遠省份建立一個慈善工場，都要由總監親自監督其開支、制定規章、選定地址。創辦乞丐收容所也必須告知總監所收乞丐的姓名以及進出的準確時間。早在18世紀中期（1733年）達爾讓松先生就寫道：“委托給大臣們的細務漫無邊際。沒有他們，什么事也辦不了，只有通過他們，事情才辦成；如果他們的知識與他們龐大的權力有距離，他們便被迫將一切交給辦事員辦理，這些人便成了真正的掌權的人。”

總監要求接到不僅對有關事務的報告，而且對有關個人的詳細情況的報告。總督則致函總督代理，將報告中所提供的情報逐字逐句地重復一遍，仿佛是他親自了解的確切情況。

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領導一切，洞悉一切，必須發明上千種審查手段。書面文件已經十分龐大，行政程序慢得驚人，我從未發現一個教區重建鐘樓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內獲得批準，最通常需要兩年或三年才能獲準。

御前會議在一份判決（1773年3月29日）中承認：“行政手續無限期地拖延誤事，只能不斷激起最正當的怨言；然而手續又是絕對必需的。”

我原以為對統計的嗜好是我們今天的政府官員所特有的；但是我錯了。舊制度末期，人們經常將印好的小型報表寄送總督，報表由總督代理和教區理事填寫。總監要求呈遞報告，詳述土地特性、耕作、產品種類與產量、牲畜頭數、工業和居民習俗。這樣取得的情報和今天的專區區長與市長在同一情況下提供的情報相比，是同樣地詳盡而不確切。總督代理在那種場合對其屬民的品質作出的評語一般都不太好。他們經常重復這樣的評價：“農民生性懶惰，若不是迫于活命，就不會干活。”這種經濟學說在行政官員中頗為盛行。

兩個時代的行政語言，并沒有彼此迥異之處。它們的風格同樣沒有文采，就像流水帳，含糊而軟弱；撰寫人的獨特面貌被湮沒在普遍的平庸之中。省長的文字和總督的文字一模一樣。

只有到18世紀末，當狄德羅和盧梭的特殊言語經過一段時間傳播開來，并用通俗語言進行冗長陳述時，這些作家書中充斥的多愁善感才感染了行政官員，甚至深入到財政界。行政文風通常是枯燥不堪的套話，這時變得有點感人和溫柔。一位總督代理向在巴黎的總督抱怨說，“他經常在履行職責時感到一種極其強烈的痛苦，刺痛著充滿憐憫的心。”

政府像今天一樣，向各教區分發慈善賑濟，條件是居民也須作出一定的奉獻。當他們奉獻的份額充足時，總監便在分派清單邊上寫道：好，表示滿意；但是，當份額巨大時，他寫道：好，表示滿意和感動。

行政官員幾乎全是資產者，他們已經構成一個階級，有其特有的精神、傳統、道德、榮譽感和自尊心。這是新社會的貴族，它已經形成，生氣勃勃；只待大革命為它騰出位置。

法國行政當局已經具有下述特點：資產階級或貴族，所有想從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務的人，對于政府一律懷有強烈的仇恨。想不靠政府幫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獨立團體也使它畏懼；最小的自由結社，不論目標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讓那些由它一手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團存在。大工業公司也不大遂它的心愿；總之，它不愿讓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預對他們自身事務的考察；它寧愿貧乏，也不要競爭。但是，必須讓法國人嘗一點放縱的甜頭，以慰藉他們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許極其自由地討論有關宗教、哲學、道德乃至政治種種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論。只要人們不惡意評論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們攻擊社會當時賴以存在的基本原則，或者甚至討論上帝的問題。它以為那種事與它無關。

18世紀的報紙，或當時人們所稱作的“加澤特”（gazettes），刊載四行詩句多于爭議性文章，盡管如此，政府對這支小小的力量已垂涎三尺。對書籍它很寬容，對報紙卻非常苛刻；由于無法專橫地予以取締，它便努力使報刊轉而為政府所專用。我找到一份1761年致王國各總督的通告，其中宣布國王（即路易十五）決定，從今以后，《法蘭西報》將由政府監督編排，通告說：“鑒于國王陛下欲使該報饒有興味，確保它凌駕其他報刊之上，因此，”大臣進一步說道，“你們要寄給我一份簡訊，載明你們財政區內激發公眾好奇心的一切，尤其是有關物理學、博物學的奇聞趣事。”通告還附有一份內容介紹，其中宣稱，新報紙雖然較之它所取代的報紙出版更勤，內容更多，但訂閱費則便宜得多。

總督有了這些文件后，便寫信給總督代理，下令貫徹；但是總督代理開始回答說，他們一無所知。大臣因而發出第二封信，嚴斥外省無能。“國王陛下命令我告知你們，他要你們至為嚴肅地負責此事，向你們的屬員下達最確切的命令。”總督代理行動起來了：其中一位報告有個走私鹽犯（偷運鹽）被處絞刑而且表現出很大勇氣；另一位報告該區有個婦女一胎生三個女孩；第三位報告爆發了一場可怕的暴風雨，但確無任何損失。有一人宣稱，他曾十分留心，但沒有發現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不過他自己仍訂了一份如此有用的報紙，并打算請所有有教養的人都訂閱。然而這番努力看來收效甚微，因為大臣在另一封信中說：“國王不辭勞苦，親自詳細了解各項措施，使報紙辦得更好，并愿給這家報紙應得的殊榮和名氣，但是國王看到他的旨意如此不受重視，表示了極大的不滿。”

可見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復制品很多。

此外必須承認，在法國，中央政府從未模仿歐洲南部那些政府，它們控制一切似乎只是為了使一切都陷于荒蕪。法國政府對自己的任務常常是十分理解的，而且總是表現出驚人的積極性。但是它的積極性常常毫無結果，甚至反倒有害，因為它有時想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或做無人能控制的事。

政府很少進行或很快便放棄最為必要的改革，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撓的毅力才能成功；但是政府不斷地更改某些規章或某些法律。沒有什么東西能在它所處的范圍內得到片刻安寧。新規則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個接著一個更替著，使官員們由于身受上級控制，常常摸不清應該怎樣順從。市府官員向總監本人抱怨，附屬的立法太不穩定，他們說道：“單單財政條例的變化就足以迫使一個市府官員——即使他是終身職——懈怠自身事務，光去研究各種新規章。”

即使法律沒有變更，執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變動。若未從舊制度政府遺留下來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狀態，就無法設想法律最后竟如此遭人蔑視，甚至遭執行法律者的蔑視，因為那時既無政治議會，又無報紙，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為、專橫跋扈和變化無常均不受限制。

在御前會議的判決中，有不少援引先前的法律，這些法律常常是新近制定的，已經頒布，但是未能實行。國王敕令、宣言、詔書都經過莊嚴的登記注冊，可是在執行中無不受到重重變更。在總監和總督的信函中，我們可以看到，政府不斷允許人們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辦事。它很少破壞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據特殊情況，為了辦事方便起見，悄悄地將法律向任一方向扭曲。

總督致函大臣，談到一個國家工程招標者要求免交入市稅的問題：“確實，按照我剛剛引證的敕令和判決的嚴格規定，對于這些捐稅，王國內人人都得交納，無一例外；但是諳熟法律事務的人都知道，這些硬性攤派和隨之而來的各種處罰一樣，盡管有確立稅制的種種敕令、宣言和判決，卻從未妨礙例外措施。”

舊制度原形畢露：條規強硬嚴峻，實行起來軟弱松怠；這是它的特點。

誰若想通過法律匯編來判斷那個時代的政府，誰就會陷入最可笑的謬誤之中。我找到國王于1757年頒布的一個宣言，宣稱凡編寫或印刷書刊違反宗教或現行制度者，將一律被判死刑。出售這類書籍的書店，販賣這類書籍的商人，均應受此刑罰。那么我們豈不又回到了圣多米尼克的時代了嗎？不，這個時代恰恰是伏爾泰威臨文壇的時代。

人們常常抱怨法國人蔑視法律；哎呀！什么時候他們才能學會尊重法律啊？可以說，在舊制度的人們身上，法律概念應在他們頭腦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個懇請者都要求人們照顧他而撇開現行法規，其態度之堅決和威嚴就像要求人們遵行法規一樣，的確，只有當他們想拒絕法規時才會以法規來反法規。人民對當局的服從還是全面的，但是他們遵從當局卻是出于習慣而非出于意愿；因為，倘若人民偶然激動起來的話，最微小的波動立即就可將人民引向暴力，這時，鎮壓人民的，也總是暴力和專權，而不是法律。

在18世紀，法國中央政權尚未具有它后來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體；然而，由于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

沒有比詆毀政府者本人的文章更能證明這點了。當大革命前的長期的困惑開始發生作用時，形形色色有關社會與政府的新體系破門而出。這些改革家們提出的目標雖然不同，他們的手段卻始終一致。他們想借中央政權之手來摧毀一切，并按照他們自己設計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們看來，能夠完成這種任務的，唯有中央政府。他們說道，國家力量應像國家權利一樣，沒有限制；問題只在于勸說它恰當地使用它的力量。老米拉波是個極端迷戀貴族權利的貴族，他把總督直截了當地稱為僭越者，并宣布，如果把挑選法官的權力全部交給政府，法庭不久就會成為特派員幫伙。米拉波本人只信賴中央政府，認為唯有靠中央政府的行動才能實現他的幻想。

這些思想絕不停留在書本中；它們滲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與風尚融為一體，進入人們的習俗，深入到所有各部分，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實際中。

大家都認為，若是國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務也搞不好。 種田的人平常對清規戒律反抗最厲害，連他們也竟然相信，如果農業得不到改進，應主要歸咎于政府，因為政府既不提供足夠的咨詢，也不提供足夠的幫助。一個種田人寫信給總督，信的口氣很氣憤，已預示大革命的來臨：“為什么政府不任命巡視員，每年在各省巡視一遍農作物狀況，教育種田人改進耕作方法，告訴他們必須怎樣管牲畜、怎樣把它們養肥、怎樣飼養、怎樣出售以及必須趕到哪里上市呢？這些巡視員應當得到豐厚的報酬。作出最出色成績的耕種者將得到榮譽獎。”

巡視員和十字勛章！這套方法是薩福克郡（注：英國東部郡）的農夫從來也想不到的！

在大多數人看來，如今唯有政府才能確保公共秩序：人民只怕騎警隊；而有產者只信任騎警隊。對雙方來說，騎警隊騎兵不光是秩序的主要捍衛者，而且就是秩序本身。吉耶納省議會說道：“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一看到騎警隊騎兵就乖乖地收斂起來，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因此每個人都希望在他門口有班騎兵。這一類性質的請求在總督轄區的檔案中比比皆是；似乎無人想到藏在保護人后面的很可能就是主人。

逃亡貴族到英國后，最感驚異的是英國沒有這種自衛隊。他們驚異不止，有時對英國人也十分蔑視，其中有個人，雖然德才優異，可是他所受的教育并沒使他對即將看到的事物有所準備，他寫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事：英國佬被偷盜以后反倒慶幸，說至少他們國家沒有騎警隊。這些人對擾亂治安的一切感到惱火，可是看到煽動分子回到社會當中卻感到自慰，認為法律的條文勝過一切考慮。”他進一步說道：“這些錯誤思想并非存在所有人的頭腦中；有些智者想法就與之相反；久而久之，智慧必占上風。”

英國人的這些怪現象可能與他們的自由有某種關系，但這位流亡貴族沒有想到這一點。他愛用更科學的原因來解釋這一現象。他說道：“氣候潮濕，周圍空氣缺乏活力，這兩者給人的性情留下陰暗色彩。在這樣的國家，人民自然特別喜愛嚴肅的事物。英國人民的天性愛關注治國之道；而法國人民則距此甚遠。”

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個人出于個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訴狀數量浩繁，雖然總是以公共利益為名，其實涉及的僅僅是瑣碎私利。裝有訴狀的文件箱也許是聚集舊制度社會的所有階級的唯一地方。這些訴狀讀起來令人憂郁：農民要求賠償他們的牲畜或房屋的損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幫助他們開發土地；工業家懇求總督給予特權，避免于己不利的競爭。最常見的是，制造商對總督訴說買賣不景氣，并請他向總監申請救助或貸款。為此目的大概設立了一筆基金。

有時連貴族也成了大懇求者；他們的身份使他們祈求時也態度高傲。對他們當中很多人來說，二十分之一稅是造成他們依賴性的主要癥結。御前會議根據總督報告每年制定貴族稅額，因此貴族經常給總督寫信，申請延期或免除稅務。我讀過許多這類請求書，書寫人都是貴族，幾乎都有封號，而且常常是大領主，他們說道，寫請求書是因收入不足或景況不佳。一般來說，貴族稱呼總督為“先生”，不過我注意到，在請求書中，他們像資產者一樣，總稱呼他為“閣下”。

在請求書中，窮困和傲慢有時以一種可笑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一個貴族致函總督道：“您那敏感的心絕不會同意一個貴族的父親像一個平民的父親一樣，被課以二十分之一稅，分文不差。”

18世紀屢屢發生饑荒，在饑荒時期，各財政區的居民全都求助于總督，似乎只有從他那里才能得到糧食。的確，每個人都因貧困而指責政府。連那些最無法避免的災禍都歸咎于政府；連季節氣候異常，也責怪政府。

看到中央集權制在本世紀初如此輕而易舉地在法國重建起來，我們絲毫不必感到驚異。1789年的勇士們曾推翻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礎卻留在這些摧毀者的心靈中，在這基礎上，它才能突然間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為堅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