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本文選自英國歷史學家G.M.屈威廉《英國革命：1688-1689》，宋曉東 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00-103頁

威廉和安妮為議會所信任和支持，能夠在和強大的法國的較量中打一場漫長而且取得了最終勝利的戰爭。通過“光榮革命”，英格蘭的效率得到了成倍的提高，同時又沒有像在克倫威爾統治時那樣喪失國內自由。

英格蘭如此高效并不僅僅在于對軍隊的重新組織，更主要的是議會和國王能更好地合作，這種合作在斯圖亞特諸王中顯然是極度缺乏的。最重要的是下院非常樂意出錢進行戰爭和執行外交政策，這是它支持并能夠控制的。而在查理二世簽署《多弗條約》時議會是沒有能力控制外交政策的。事實上，在“光榮革命”后產生的財政體制是英格蘭在18 和19 世紀強盛的關鍵。這也是“革命解決方法”中最主要的約束力。詹姆斯二世以后的國王再也沒有經濟實力去試圖破壞法律，或者和下院發生嚴重的爭吵。甚至喬治三世在國內最不受歡迎之時，因為下院站在他一邊，他仍然可以得到財政支持；一旦失去了在下院的多數，他對政府的個人控制也就走到了盡頭。

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的諸王都盡量依靠自己的收入，以及下院在每個國王繼位時給予他的終生撥款生活，議會的召開不是每年而是不定期的。伊麗莎白女王和查理一世只是偶爾向下院要求特別補助金。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繼位時議會也投票通過了他們可以終生享用的大筆收入，雖然這些收入并不夠用。但查理二世在法國國王金錢的幫助下，能夠在他統治末期拒絕召集議會達四年之久，詹姆斯二世則有三年沒有召集議會。

有了這些經驗，在革命后下院設法做到了使國王除了每年召集議會，否則經濟上絕對不能自理。威廉沒有終生享有的議會撥款。每年他和他的大臣們都摘下帽子，來到下院；通常下院都要來一番討價還價，為撥款取得一些報償。只有國王做出了一些讓步，或者接受一些他不太喜歡的措施或政策后，撥款才能被投票通過。這個程序，現在是每年舉行的而不是斷斷續續的，它使下院成為國王政策的控制者，并且很快導致了一個在1689年時誰也沒有預見到的結果，根據新的原則，國王陛下的大臣應該來自于下院的多數黨。

革命后的下院更愿意投票撥款，不僅是因為他們能夠更嚴密地控制大臣們的行動，而且因為他們不再害怕這些撥款被濫用。為監督撥款的使用建立了一套制度，撥款只能用于指定的用途，不得挪作他用。有一筆專門的撥款供威廉個人使用——這就是現代“王室專款”的開始。但是其他的錢，每年撥款的絕大部分，必須由下院投票用于專門目的。下院設立的委員會對賬目進行詳細審核，哪位大臣如果敢于將撥款擅自挪作他用就會給自己帶來麻煩。事實上，議會現在已經取得了對國家財政的嚴密監控，因此在投票撥款這件事上也比革命前自由得多了。在查理二世時期一直在財政撥款問題上進行斗爭。革命后這已經不再是一個問題了。下院的財政監督機制已經完成。這也是革命后政府的財政狀況為什么能夠得到極大提升的主要原因。下院已經不再想使國王資金短缺了，在查理二世時期這種狀況對于國家財政是災難性的。

但是稅收并不是根據個別不負責任議員的提議就進行投票表決的。威廉或者安妮的財政官員要為一年的稅收起草一個計劃，然后由那些在議會有席位的官員將之提交到下院。這些提議并不是像后來那樣被集中在一個包括一切的預算法案中。而依然是由財政部門將每個提交到議會的稅收都做成一個計劃。幾個最重要的財政部門官員，像斯蒂芬·福克斯爵士和威廉·郎茲，同時也是議會議員，他們在游說議員和議會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套機制發展得如此完善，以至于在安妮統治末期，議會通過了著名的“第66號常設命令”，其中規定，除非根據國王大臣們的提議，不得為任何用途投票撥款。

政府大臣和財政官員就這樣和立法機關成員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解釋、辯護、修改他們作為專家提出來的政策，以迎合那些鄉紳的批評。另一方面通過談判協商，鄉紳們也學習到了政治家的技藝和財政知識，并且學會了理解政府的需要和工作方法。在這種奇特的英國體制下，國王、內閣、財政部門都和下院聯系了起來，但下院是領導者，還是被引領，卻很難說清楚。這是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安排，堅實的財政基礎，誠實的行政管理和自由的政府。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經由這種精巧的體制相互控制，從而也相互信任，使得下院在撥款方面非常慷慨，這與他們的父輩當年像小氣鬼似的只給查理二世一點點施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那時候，議員們對于所撥資金的目的、政策和人員只有一種無規律的控制。

這樣，政府的債務不再是君主個人的債務了，而變成了國家的債務，在議會的同意和信用擔保下訂立契約。在對法戰爭期間，債務跳躍式地增長，但并不是致命性的，就像其先輩預計的那樣。因為它建立在一個由議會提供擔保，基金儲備健全的體制上。現在它是國家的債務，而不再是國王的債務了。一個國王很容易就會破產，例如查理二世，但是想讓一個國家破產就不那么容易了。

由議會擔保的政府借款、國債、1694年建立的英格蘭銀行，這些方法和機構使英格蘭能夠擊敗法國并擴大她的帝國，錢包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一點也不亞于刀劍。沒有財政大臣戈多爾芬，馬爾波羅也難以贏得戰爭；沒有城市和下院的財政支持，皮特的所有天才也難以贏得加拿大和印度。“金錢利益”的政治傾向和革命中產生的政府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得政府的借款變得更加容易了。許多代以后，我們發現那些城市里的富豪——其中許多都是非國教徒——會打開錢包，投資由議會擔保的國債，支持他們信任的政府。他們的先輩可不像現在這樣愿意借錢給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因為借款目的令人懷疑，資金安全難以保證。

所有這些都增強了英格蘭在國內和海外的實力。在1688年法國不僅是一個比英格蘭人口更加稠密、更加富裕的國家，而且普遍認為，她的政治和經濟組織也先進得多。但是在“光榮革命”后，英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使得英王比他們所有的對手更加富有，而法國的財政和君主制卻一直在走下坡路，直到 1789 年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