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祐五年（1257年），戰爭的黑云向南宋朝廷兇猛壓來。

這一年五月，元憲宗蒙哥借口南宋朝廷“違約”，兵分三路，御駕親征，欲行滅宋之事。三路大軍一路由蒙哥親率，進攻四川；一路由蒙哥弟弟忽必烈率領，自河南南下進攻鄂州；第三路由元帥兀良哈臺領軍，從云南進攻邕（yong）州，再由湖南北上與忽必烈會師，最終對南宋都城臨安實施包抄合圍。

生死存亡之際，宋理宗放眼朝堂，最后將抗擊元軍的大任交給了朝堂上頗為強勢的賈似道。宋理宗先是任命賈似道為樞密使兼兩淮宣撫大使，進而又加封其為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撫大使。

宋理宗兩度任命，毫無保留，自有他的心得與道理。

此時的賈似道，四十四歲。

看過往，賈似道給人很難拿穩的感覺。他是背景深厚的官二代，老爹曾官至淮東制置使，在嘉定年間的宋金戰爭中功勛卓著，姐姐是宋理宗的寵妃，在宮中很能為家族說上一些話。靠著這兩層家族背景，賈似道十八歲即在京師臨安擔任太常寺籍田令。

一般而言，官二代多是紈绔子弟，論能力德性，多半都是不行的。但賈似道有所不同，在官二代中實屬異類。一方面，紈绔子弟貪圖享樂、驕奢淫逸的臭毛病，他是有過之無不及；另一方面，官二代不具備的眼界能力，他不僅全面具備，而且還具備得很強勢。總而言之，這是個缺點很致命，能力很突出的家伙。若能力這一面朝上，他可能干出驚天動地的偉業，若毛病那一面朝上，他亦可能成為貽害無窮的禍害。

正因為如此，自賈似道踏入官場的那一天起，圍繞在他身邊的爭議就比較多，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在南宋官場一路攀升。

宋理宗，是南宋虎頭蛇尾的庸主，早期他還能引用正人干臣，但隨著在位日久，漸漸地他便浸淫于逸樂，盡用一些善蒙蔽、好權術的奸臣。

賈似道的官場情商很高。很早，他便看透了宋理宗用人的根本心理——只要你能任事，能為他抹去麻煩，讓他在皇帝寶座上無憂而逸樂，即便你輕薄浪蕩、奸詐荒淫，他也會照用不誤。

歷史上，這樣的昏君庸主，不在少數。

他們只愛自己，不顧國家，最后讓德不配位的奸惡之人登堂入室，禍國殃民。

寶祐五年，宋理宗將三個戰場的軍事指揮大權悉數交給賈似道，本質上即是如此。可怕的是，一開始，它呈現出來的并不是危害，而是極具蠱惑性的利好。

蒙哥此次南侵，本是志在必得。一開始，他所統率的元軍的確也勢如破竹，一路連下劍門關、苦竹隘，后又大破鵝頂堡、閬州。然而，就在這一路元軍順嘉陵江而下，進圍（重慶）合州時，蒙哥卻意外遭遇了他一生未能跨過的“難關”。

合州城是西南抗蒙名將余玠生前苦心經營的一座軍事重鎮，因修筑于釣魚山，又稱釣魚城。此城地勢險峻，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加之防御工事堅固，所以當蒙哥率大軍來攻時，守城將士絲毫不懼。

將釣魚城團團圍困后，起初，蒙哥還想遣使招降城中守將王堅。不料，王堅乃忠勇剛烈之輩，見到元使，他沒有接話，揮起就是一刀。蒙哥得知使臣被斬，勃然大怒，誓要不惜一切代價攻下釣魚城。

然而，從開慶元年（1259年）二月一直攻到七月，蒙哥揮軍日夜猛攻，傷亡慘重，釣魚城卻固若金湯。

有個細節，很能呈現這場攻守大戰的慘烈。據史書記載，元軍前鋒將領汪德臣趁夜指揮敢死隊攻城，王堅身先士卒，登城力戰。汪德臣單騎奔到城下大喊：“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話音落下，王堅在城頭怒吼一聲，飛石瞬間猛砸下來，汪德臣躲閃不及，當場被飛石擊中而死。

久攻不下，連損猛將，蒙哥焦躁之下，親臨陣前督師，不料竟被流箭射中，于七月末暴死在了軍營中。

蒙哥死訊傳到另一路大軍忽必烈營中的時候，忽必烈正欲渡過長江。親王穆哥的信使敦請忽必烈立即北還以維系朝野人心，但這位后來的大元雄主卻以為無功而返，有損他的威名。

忽必烈說：“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

說完，忽必烈遂下嚴令，即刻渡江，圍攻鄂州。

鄂州乃南宋朝廷長江防線上的軍事重鎮，消息傳來，舉朝震恐。為救危局，宋理宗立刻下詔，于軍中任命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火速進駐漢陽，馳援鄂州。

此道詔命，其實兇險至極。

然而，賈似道頗有些技高膽大的架勢。

又或者說，在他的官場邏輯中，唯有無所不能，才有強勢地位；唯有強勢地位，才能為所欲為。

忽必烈攻鄂州城，起初使用的是常規戰術，但連攻半個多月，卻沒能撕開缺口。考慮到耗不起，忽必烈隨后搞起了地道戰，企圖內外夾擊，出奇制勝拿下鄂州。

賈似道戰場嗅覺很靈敏，察覺到忽必烈正在拼命挖地道后，他急令士兵趁夜在外城墻筑起了一座木柵欄“夾城”。這一招很陰，第二天當元軍從地道中沖出來的時候，愕然發現他們被困在了外城與夾城之間，成了甕中之鱉。這時候，賈似道一聲令下，早已埋伏好的宋軍弓箭手萬箭齊發，結果忽必烈的這支奇兵，全部被殲。

忽必烈聞報，仰天長嘆：“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只看這一個片段，連忽必烈也覺得賈似道是難得的人才。

元軍“地道戰”失敗之后，失掉了攻城的銳氣，此后的兩個月，元軍雖有數次蠻攻，但始終未能踏進鄂州城半步。

遭遇如此挫折，元軍將領紛紛發出牢騷，說攻城失利都是因為聽從了士人的建議，禁止對攻陷的城池進行屠城，才使宋人敢于頑抗。

聽到這些牢騷話，忽必烈大怒斥責：“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

后來有人將忽必烈的這段話當成金粉，涂抹到了賈似道的臉上，說他是挽救大宋半壁江山的士人楷模，其智識才能抵得過忽必烈的十萬大軍。

孤立地只看一點，這個說法似乎并沒有錯。但評價一個人，有時候一葉并不能知秋，歷史上有一類奸臣是這樣的，他是由好到壞，先前有多紅，后來就有多黑。賈似道就是一個典型，功業在他那里，從來不是高尚的鞭策，而是奸惡的靠背。

還是先回到當時的戰場。

賈似道在指揮鄂州守衛戰的時候，并不知道蒙哥的死訊。到了十一月中旬，觀察戰場態勢，他發現不對勁了，進攻四川的元軍莫名其妙地撤軍了，原駐防四川的宋軍得以相繼回援鄂州，鄂州險情由此解除，但與此同時，南路的元軍兀良哈臺部則在進抵湖南后，忽然開始猛攻潭州。

為防元軍從南面撕開口子，賈似道一邊謹遵朝廷命令，前往黃州，對抗兀良哈臺；一邊派出探子，四處打探消息。

就在賈似道急待最新消息之時，釣魚城守將王堅遣使送來了蒙哥暴死軍中的準確消息。

賈似道之所以是“賈似道”，其善弄權術，有奸詐之智的本色隨即就體現了出來。

得到消息，他料定忽必烈不可能令汗位久懸，必不想與南宋打持久戰，當下他之所以猛攻不止，那是因為他騎虎難下，未得撤兵的借口。

參透了這一點，賈似道一刻不延誤，立即秘密派遣使者宋京前往元軍大營，在口頭上承諾，只要忽必烈撤兵，南宋將向蒙元“歲奉銀、絹各二十萬”。

忽必烈雄才大略，當然明白賈似道葫蘆里裝著怎樣的藥丸，他看似是乞和，其實是拿捏，是交易。他口頭上做出的所謂承諾，說到底就是欺騙，而忽必烈看透卻不能說穿，否則他便沒了撤軍回去爭奪汗位的借口，而賈似道呢，只耍了一個心計，便建了拯救社稷安危的功業。

毫不客氣地講，在這一輪博弈中，忽必烈雖然沒輸，卻在無形之中成了賈似道的一枚棋子。

更奸詐的是，當忽必烈撤兵北還之時，賈似道反手又擺了宋理宗一道。他虛張聲勢地搞了一場追擊，僅僅殺傷了一百七十多名元軍，這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向宋理宗連奉“捷報”，將之大言不慚地包裝成“諸路大捷，鄂圍始解，匯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福。”

宋理宗很吃這一套，賈似道尚未還朝，他便考慮如何賞賜了。

歷朝歷代，官場之上有一潛規則，當君臣昏惡一體，臭味相投時，良臣必遭劣臣驅逐。史書記載，早在元軍大舉南犯之時，宋理宗曾問策于左丞相吳潛。情急之下，吳潛鑒于北宋靖康之難的教訓，隨口說了一句，萬不得已，陛下可以考慮遷都。宋理宗問他：“卿往何處？”吳潛說：“臣當守此。”

吳潛此言很實在，亦忠勇。然而，宋理宗聽了，卻認為他別有用心。

他質問吳潛：“卿欲為張邦昌乎？”

此問一出，吳潛頓時惶恐不敢言。

此一事過后，另有一事更加速了吳潛栽倒。

宋理宗無子嗣，很早就屬意于侄兒，榮王趙與芮的兒子忠王趙禥，準備立他為太子。吳潛對此頗為耿直，竟對宋理宗說了這樣的話：“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

吳潛所說的史彌遠乃前朝寧宗后期至理宗前期的大權臣，曾擅行廢立，將當年的太子濟王逼迫致死，擁立理宗成為一個傀儡天子，至其死后理宗才得以親政。

吳潛這番話，耿直而刺耳，確實缺少官場情商，但其忠心還是可鑒的，他在提醒宋理宗，要警惕權臣與弱主的問題。

但此時的宋理宗已近賈似道這樣的奸詐之臣，對逆耳忠言根本聽不進去。

賈似道自“凱旋”回朝之后，一直在覬覦首席宰相的大位。得知吳潛犯了大忌，他即刻授意御史沈炎彈劾吳潛，誣蔑他與朝臣章汝均勾結，企圖擁立當年的濟王之后。

因為這狠毒一刀，吳潛毫無懸念地遭到了罷黜，而接替其位者正是宋理宗褒揚的“股肱之臣”賈似道。

未掌相權時，賈似道奸詐難辨好壞，登上相位后，他的尾巴與獠牙再藏不住，終于露了出來。

“廢國向己”，是賈似道最為奸惡的一點。史書記載，景定二年（1261年），賈似道執掌宰相大權不久，即開始下手剪除軍中的異己勢力。

他誣蔑向士璧、曹世雄，在軍營中對他無禮，且在軍中貪污、盜取官錢，結果，這兩位難得的勇將慘遭流放。

還有更惡劣的。

賈似道見王堅在釣魚城守衛戰中功勛卓著，既嫉又恨，為了剪除這一潛在威脅，他先是將王堅調回朝中擔任侍衛軍都指揮使，如此解除兵權之后，他又將王堅驅趕到知州。可嘆那王堅，一戰射死蒙哥，本可成為家國危亡時的中流砥柱，就因為賈似道的嫉恨，最后在和州郁郁而終。

諸將被害，王堅郁死，對本就脆弱的南宗軍心士氣，打擊很大。

用元將劉元振的話說：“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

頗為諷刺的是，賈似道高居在首席宰相的寶座上，對自身的奸惡非但沒有絲毫的反省，反而認為自己是社稷功臣。

正是在這樣的思維邏輯下，景定四年（1263年），賈似道又做了一生之中爭議很大的一件事，那就是推行“公田法”。

南宋朝廷自南渡以來，一直沒有擺脫財政赤字的困境，到了宋理宗時期，每年的財政收入一億兩千多萬貫，支出卻高達二億五千多萬貫。朝廷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別無他法，唯有不斷增量印行紙幣。這么做，無異于飲鴆止渴，勢必造成貨幣貶值，物價飛漲的惡性循環。

另外，南宋還有一頑疾，大量土地掌握在權勢階層手里，他們仗勢逃避賦稅，造成軍隊糧餉嚴重不足。

賈似道的“公田法”，就是要將那些被官僚地主階層大量兼并的田地以低成本的方式收歸國有。這本是好事，但實際操作起來，因為急于求成，不愿付出，手段陰狠，賈似道的“公田法”便逐漸演變成了對社會各階層的強取豪奪。

國危之時，最怕亂政。

站在國家的層面，有一種大惡，叫做以愛國救國的名義瞎折騰，折騰到最后，不是江山大好，而是動搖根本，拉起仇恨，國家傾覆。

賈似道當年便是如此，南宋半壁江山因此而更加的脆弱動蕩，而他本人也激起了后來殺死他的公憤。

宋理宗是個有“福”的皇帝，就在南宋已顯出亡國之相的時候，他恰到好處地駕崩了，繼位者不是別人，正是吳潛口中的弱主，宋度宗。

賈似道擁立宋度宗，是有道理的，因為他知道如何擺布掌控這個弱不禁風的皇帝。

咸淳元年（1265年）四月，為表倚重，宋度宗正式加賈似道為太師。不僅如此，賈似道每次上朝向皇帝行禮時，宋度宗必定起身答拜，并且不敢直呼其名，而是稱“師臣”。

站在權臣之巔，賈似道十分卑鄙奸惡，為了顯示分量，掌控宋度宗，他時常要在朝堂上演兩出丑戲，一出叫“狼來了”，一出叫“我不干了”。

史書記載，賈似道在主持完宋理宗的葬禮后，悄無聲息地就走掉了，與此同時，他又授意心腹將領呂文德向朝廷謊報軍情，聲稱蒙古軍隊正在猛攻下沱。“狼來了”的假消息傳開，朝廷震恐，謝太后和年輕的宋度宗更是嚇得六神無主，最后無法，只能下詔哀求賈似道盡快回朝主持大局。

賈似道回來一次，就是在權臣的道路上得逞一回。

咸淳三年，賈似道故技重施，再次向宋度宗提出告老還鄉，宋度宗害怕，竟一天四五次傳旨挽留，最后加封賈似道為“平章軍國重事”，允許賈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并在西湖的葛嶺上賜給賈似道一座豪宅。

至此，賈似道算是蛻去偽裝，徹底露出了權臣最為奸惡可惡的嘴臉。

民間有個說法，咸淳年間，朝廷就是個擺設，賈似道的西湖豪宅，才是朝政的裁決之地。而賈似道本就是爛人一個，所以他的宰相府邸，也是酒池肉林之地，關于他的荒淫暴虐，有耳有口之人，皆能說出一件兩件。

一邊專權誤國，一邊醉生夢死。

蕓蕓眾生并不傻，尤其是當國家深陷生死危局的時刻，他們豈能不恨賈似道這樣的權臣！

咸淳三年（1267年）年末，蒙古大軍再度南下，進抵南宋江漢防線軍事重鎮——襄陽。值得一提的是，蒙古此次南侵，制定整個攻宋方略的副帥，正是七年前被賈似道逼反的南宋將領劉整。

此時的賈似道，已不是寶祐年間的賈似道。

寶祐年間的賈似道，尚有證明自己的雄心，而現在，他像一具行尸走肉，只有私欲，只顧享樂。

為何會這樣？

有一種說法可以借來一用，權力這東西，有時候就是毒藥。敗類中此毒，只剩病態瘋狂的享樂之癮，最為可怕。

《宋史》記載，襄陽被圍困時，賈似道沉醉在葛嶺的溫柔鄉里。他的豪宅里有一座美輪美奐的“半閑堂”，堂中除了他個人的塑像，剩下的就是一群供他淫樂的美妾。

賈似道酷愛斗蟋蟀，經常與眾妾席地而坐，以此為樂，有熟客來，見此情景，不禁笑言：“此軍國重事邪？”

有一次，宋度宗忍不住問他：“襄陽圍已三年，奈何？”

賈似道蒙騙朝廷久矣，他不動聲色地反問：“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

宋理宗吞吞吐吐地說：“適才有嬪言之。”

賈似道盯了那多嘴的嬪妃一眼，過幾天，那嬪妃便死了。

從此，邊事日急，而朝野上下，再無人敢多說一句。

咸淳六年，因為襄陽糧道被元軍徹底斷絕，形勢變得更加危急。隨后，忽必烈加大攻伐力度，宋軍難以抵抗，襄樊陷落進入倒計時。

咸淳十年，襄樊相繼陷落后，滅宋的喪鐘終于敲響。

面對忽必烈滅宋的三十萬虎狼之師，年僅三十四歲的宋度宗徹底崩潰，暴死在了宮中。隨后，年僅三歲的嘉國公趙顯即位，是為宋恭宗；尊皇太后謝氏為太皇太后，臨朝聽政。

孤兒寡母，權臣當道，這是亡國的征兆。

謝太后問賈似道，有無辦法？

賈似道思來想去，吐出了“議和”二字。然而，此時已不是十六年前，忽必烈為報當年“一箭之仇”，當然不可能給賈似道喘息活命的機會。

沒有辦法，賈似道只好硬著頭皮做最后一戰。

但將帥失德，軍心渙散，哪還有戰的資本。

結果，十三萬所謂的精銳，一夜之間便灰飛煙滅了。

到這地步，朝中終于有人怒喊出聲，賈似道誤國，當誅殺泄恨！

此聲一起，頓時變成眾怒難平。

謝太后婦道人家，權臣之恨體會不深，起初她還想保住賈似道，但輿論太盛，最后她不得不下詔貶黜賈似道。

世道人心，對賈似道而言，算總賬的時候到了。

起初，朝廷要將賈似道貶到越州，但越州守臣一聽說，馬上堅閉城門不讓賈似道進城；無奈，朝廷只好將賈似道改徒婺州，沒想到婺州人居然到處張貼布告，堅決要驅逐賈似道；無法，朝廷只好又將賈似道改遷建寧，結果又有人上奏說，建寧是名儒朱熹的故居，即使三尺童子，一聽說賈似道要來，也會惡心嘔吐，何況見到他的人？

天下之大，賈似道已無立足之地。

朝廷無計可施，最后只好又下一道貶謫令，將賈似道貶到偏遠的嶺南，同時抄沒賈家所有家產。

可是，即便如此，賈似道的仇人們仍不愿放過他。

為首的就是福王趙與芮，他仇恨賈似道，皆因為賈似道當推行“公田法”，嚴重損害了他的家族利益。

為了在中途干掉賈似道，趙與芮暗中做手腳，招募了一個同樣對賈似道懷有深仇大恨的死士充當監押官。

死士名叫鄭虎臣，會稽縣尉，他對賈似道的仇恨同樣拜“公田法”所賜。

史書記載，監押賈似道，經過南劍州的黯淡灘時，鄭虎臣問，這溪水如此清澈，你為何不死在此處？

賈似道說，太皇太后許我不死。一旦有詔，我就死。

鄭虎臣冷笑幾聲。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九月的一個黃昏，鄭虎臣監押賈似道來到福建路漳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鄭虎臣讓轎夫在庵外歇腳，然后不由分說將賈似道拉了進去。

有一種說法，在木棉庵里，鄭虎臣大喊一聲——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然后一刀下去，手刃了賈似道。

但另一種說法，多數人更愿意講談。在木棉庵里，鄭虎臣勒逼折磨，賈似道就是不死，鄭虎臣氣憤不過，最后將賈似道拖進廁所，溺死在了糞坑里。

此說若為真，那一天，真是天道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