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現在是一個電子閱讀的時代，但是紙質書的閱讀魅力仍然讓人著迷。

最近看了一本《美國創新簡史》，這是2018年由麻省理工的教授Jonathan Gruber和Simon Johnson寫的，系統性的介紹了美國科技創新的歷史，簡單的說，就是美國歷史上一些最為光輝燦爛的發明是怎么來的。

當然，和所有的其他書籍一樣，這本書也提到了影響了美國科技進步的范內瓦.布什，

他在1940年拜訪白宮說服羅斯福總統建立一個國防研究委員會，羅斯福當場就同意了他的建立，范內瓦布什被任命為主任，他領導了戰爭期間美國的科技研究工作。

在1945年，范內瓦布什向美國政府提交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更是極大的促進了美國在二戰之后的科技研發工作，正是范內瓦布什卓越的工作，促進了美國從二戰之后持續幾十年的繁榮，其背后的核心原因是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研發支出出現了爆發性的增長。

在二戰全面爆發前的1938年，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的研發經費僅僅占到美國國民收入的0.076%，而到了1944年，這一比例提高到了0.5%，其中大部分以布什在1940年創立的國防研究委員會為渠道。

從1940年-1964年，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發支出增長了20倍，到了20世紀60年代的鼎盛時期（也就是1964年），這一支出甚至已經接近美國GDP的2%。

由于大量的公共研發支出的投入，一大批的先進科技誕生了，盡管盤尼西林是英國人發明的，但是美國對其實現了量產，以拯救士兵的生命，并大大的促進了其他抗生素的開發，

最初為滿足軍方對火炮自動控制等計算要求的電子計算機也誕生了，后面也導致了晶體管和集成電路的發明，到今天半導體和計算機成為美國的核心科技產業之一，同時在此基礎上還誕生了一大批的軟件公司。

另一個有重大影響的是噴氣式飛機，其發動機最初的研發就是為了軍用，1953年，波音飛機在軍用研發的基礎上，推出了波音KC-135加油機，又生產了四引擎的波音707客機，到1969年推出了波音747機型，到20世紀80年代，波音公司成為美國的主要出口商之一，直到今天民航客機仍然是美國出口的主要工業品之一。

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誕生，到今天成為美國的核心領先產業之一。

水路兩用運輸車，后來成為雪地摩托的模型；滴滴涕成為了廣泛使用的殺蟲劑。

該書還認為在軍用產品研發中，雷達具有最長的衍生產品列表，比如現在航空旅行中大量使用的遍布美國各地的幾百個雷達站，

間接的影響還有戰時雷達系統使用的存儲器和陰極射線管，后來成為計算機技術的一部分。這個陰極射線管我們聽起來感覺不太懂，但是陰極射線管顯示器（CRT）我們肯定都見過，在現在普遍使用的液晶顯示器，等離子顯示器發明之前，我們看電視和使用電腦的屏幕都是CRT為主。

另外雷達技術的衍生產品還有微波無線通信，以及今天我們普遍使用的微波爐。

雷達也被認為是美國在二戰時期最重要的技術進步之一，盟軍的飛機因此很容易的發現水下的德國潛艇，到1943年5月，盟軍總共擊沉了192艘德國潛艇，然而在1943年5-7月這三個月的時間，盟軍就擊沉了100艘德國潛艇，科技的進步給戰爭帶來了巨大的逆轉和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披露了盡管美國人聲稱雷達是其獨立發明的，但實際上其中部分關鍵技術的確來自于英國，當時美國人派出了一個以亨利.蒂澤德為組長的專家組到達英國，其使命是搜集英國重要的技術發明信息，他們說服丘吉爾政府通過開放一些關鍵技術信息，來換取美國更多的物資援助，這個小組用金屬箱把珍貴的技術文件和物品送回美國，其中一個關鍵的產品是共振磁控管，這個物件可以讓雷達更小，更準確，更強大。

當然從共振磁控管到最后實用的雷達系統，美國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作者在書中提到，在二戰之前，美國并不是全球的科學領先國家，僅僅在實用的工程技術方面具備較強的實力，美國能自己制造火車機車，出現了一些實用技術的杰出人物，包括發明了輪船的富爾頓，發明了電話的貝爾，發明了電燈的愛迪生，還有特斯拉等等，但在科學方面，領先全球的仍然是歐洲國家。

諾貝爾獎是1901年首次頒發的，諾貝爾科學類最重要的三個獎項：

1：美國人在1914年才獲得第一個諾貝爾化學獎，到1932年才又獲得第二個，是來自GE公司的歐文.朗繆爾，他曾到歐洲學習，是哥廷根大學的博士。

2：在1901-1932年，美國只獲得了兩個諾貝爾醫學獎項，而這兩個獲獎者都是在歐洲出生和接受教育的。

3：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是羅伯特.密立根，發生在1923年；第二個是1927年的阿瑟.康普頓，第三個是卡爾.安德森，他到1936年才獲獎。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荷蘭就有四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這個數字比美國還多。

到1930年，全球共頒發了90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和醫學獎，其中只有4個頒發給了美國科學家，由于1930年代德國納粹的大規模迫害，不少歐洲頂尖科學家到了美國，因此在三十年代美國獲得了10個諾貝爾科學獎項，占到了28%，

而到了四十年代，美國有了飛躍的進步，獲得了30個諾貝爾科學類獎項中的14個，占比達到了新高，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美國的獲獎總數從未低于49%，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甚至達到了72%的頂峰，獲得了60個頒獎總數中的43個。

和科學研究配套提供人才，也是為了安置大量的退伍軍人，美國也開啟了高等教育擴招，

吸取一站退伍老兵抗議的教訓，1944年美國通過了《退伍軍人權利法案》，規定如果退伍軍人決定繼續接受教育，將提供學費和經費支持。

在1940年，一半的美國成年人離開校園時所接受的教育年限不超過8年，僅有6%的美國男性和4%的美國女性完成了大學教育，而在1940年-1960年，美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翻了一翻，高等教育的教職工人數從11萬人增加到了28萬人多。

其中在1947年，接近一半的大學入學新生是退伍軍人。

大量科技的出現，使得從1947年-1970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長了一倍，美國享受了長期的經濟繁榮，但是該書的作者也提到，在1964年之后的五十年，聯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從接近2%的峰值出現了下降，下滑到了0.7%左右的水平，與之對應的是70年代以來美國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大大下降，1970-2015年的45年間，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值甚至只增長了20%。

所有我覺得大家如果要研究美國的科技發展歷史的話，1945年范內瓦布什向白宮提供的《科技：無盡的前沿》這本書可以說是必買的，它總結了戰時的研發成果以及建議的戰后美國科技發展走向。

我們回到《美國創新簡史》這本書，看完之后我的總體感覺是，

作者歷數了1940年開啟的美國政府對科技投入高速增長帶來的各種科技研發成果，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直到七十年代初的長期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同時也敘述了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聯邦政府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到達頂峰以后出現了長期的下降，也因此導致了美國領先優勢的逐漸喪失，因此想讓美國聯邦政府重新加大對科技的研發投入。

盡管作者在強調政府投入研發的重要性，并且甚至在第四章通過整整一章來敘述私企研發的局限性，列舉了私營研發的三個局限：溢出效應，專屬的私營研究和發展滯后。

但我覺得作為中國的讀者來說，應該意識到中國和美國的情況其實并不太相同。美國的情況是高度的市場經濟和市場化，私營企業投入了大量的經費搞研發，是美國科技創新的主體，在歐盟公布的2021年全球企業研發2500強里面，第一，三，五，六，九，十都是美國的私營企業，分布在軟件，芯片，智能手機，制藥等行業，引領了全球的創新，

按照歐盟的這個數據，谷歌母公司在全球研發投入最高的軟件公司，而蘋果則是全球研發投入第三的電子硬件公司，英特爾則是全球研發投入最高的半導體公司，強生公司則是研發投入全球第二位的醫療器械和制藥企業。

但本書作者認為政府的公共研發起到了提供科技源頭的作用，而美國的政府科技投入強度比以前降低了，因此應該加大投入，實現兩條腿走路。

排名

國家

公司

研發投入（億歐元）

1

Alphabet（谷歌母公司)

美國

2

華為

中國

3

微軟

美國

4

三星

韓國

5

蘋果

美國

6

臉書

美國

7

大眾

德國

8

羅氏制藥

瑞士

9

英特爾

美國

10

強生

美國

在本書中，作者列舉的幾個例子，在論證私營企業研發局限性的同時，實際上也印證了私營企業研發有其獨特的作用。

在第一個局限溢出效應里面，本書舉了私營企業施樂公司發明圖形用戶界面（GUI）的故事，在20世紀七十年代，當時的計算機還都是命令行接口，也就是在鍵盤上面通過輸入特定的命令來讓程序執行命令，而施樂公司GUI圖形界面的發明，用戶只需要用鼠標移動光標在屏幕上點擊就可以執行各種操作，這是革命性的進步，成為現代計算機的標準交互方式。

而這種歷史性的發明，給施樂公司帶來多少收益呢？但是蘋果的喬布斯認為這項技術價值巨大，于是以10.5美元每股的價格向施樂公司提供了10萬股蘋果公司的股票買下了這項技術，施樂公司最終以28美元的價格拋掉了股票，獲利差不都200萬美元。

而與之對應的是，買下了這項技術的蘋果公司，以及后來從蘋果獲得這項技術許可的微軟公司，都通過MAC電腦和windows的銷售獲得了幾千億美元甚至更多的收入，總之大大的高于施樂公司的收益。

作者舉這個例子，是想說科技的發展具有溢出效應，也就是第一個發明這項科技的公司，往往并不是最大的獲益者，相反卻讓其他公司搭了便車，這個效應限制了私營企業在一些領域的研發投入意愿。

但從這個例子本身，其實也可以看出私營企業研發和國家投入的互補關系，因為首先發明GUI技術的施樂就是私營企業，后來進一步把GUI技術全面推開的蘋果和微軟也是私營企業。

同樣的在論證私營企業研發的第二個局限性：“專屬的私營研究”里面，

本書舉了日本三共(Sankyo)公司和美國默克公司投入研發新藥洛伐他汀的例子，新藥的研發通常耗資巨大，像是識別“靶向”生物體，例如基因與蛋白質，找到適合與“靶子”相互作用的“命中分子”，一旦確定了靶子，則要篩選20萬種到100多萬種化合物，以確定命中次數，最終只有9.6%的藥物能進入臨床試驗的第一階段。 因此新藥的研制甚至能達到25億美元。

三共公司和默克公司都在進行他汀類藥物的開發，這種藥物能夠降低膽固醇，可用于治療冠心病，而三共公司由于實驗狗發生了胃腸道病變，被解釋為淋巴瘤，于是在1980年8月停止了他汀類藥物康帕丁研發。

而默克公司也在研發他汀類藥物--洛伐他汀，在聽到三共公司的這個事情后，由于不知道洛伐他汀是否毒性和三共的康帕丁一樣，于是也停止了研發洛伐他汀的研發，期間默克公司多次拜訪三共公司希望獲得病理報告，以確定究竟會不會引發癌癥的風險，但是被三共公司拒絕，因為覺得是競爭公司，沒有必要幫助自己的對手。

一直到1982年，美國兩所大學的醫生要求給無法治療的高危患者進行洛伐他汀實驗，結果默克公司發現實驗獲得了成功，在1987年作為世界首款他汀類藥物成功上市，并在1994年實現13億美元的年度銷售額，而在今天他汀類藥物已經極為廣泛的應用，僅在2008年，他汀類藥物就阻止了四萬人死亡，防止了6萬人心臟病發作。

作者是想通過這個例子說明私營企業之間互相競爭，不共享數據，因此導致他汀類藥物的研發延遲了兩年的時間，但同樣這個例子也說明，正是私營企業的投入研發使得他汀類藥物得以面世，而書中提供的描述也說明這個研發投入金額并不低。

我簡單的說一些讀后感，

1 ： 二戰前后對于美國來說的確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由于歐洲發生的種族迫害和戰爭，不僅是從三十年代開始美國獲得了大批的歐洲頂尖科學家，包括戰后從德國網羅的科學家，而且刺激了本國對于科技研發的大量投入，涌現了雷達，微波通信，微波爐，電子計算機，原子彈，噴氣式飛機，盤尼西林，滴滴涕殺蟲劑等一系列科技發明和其后續衍生品，這些產品后來大量用于民用，創造了長期的經濟繁榮。

在二戰以前，高等教育對于95%以上的美國人來說仍然是遙不可及，而這之后則招生規模持續擴大，獲得了更好教育的美國人投入了新的產業，促進了經濟在二戰后的快速發展。

和二戰類似的還有五十年代美國感受到的來自蘇聯的競爭威脅，蘇聯在1949年就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個進度大大的超出美國人的預計，并且在1957年搶先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入了太空，這讓美國內部大大的震驚，并在1958年成立了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NASA的持續科技研發也產生了大量的民用科技成果，包括我們今天廣泛使用的GPS全球衛星導航定位系統，以及衍生的基于衛星的搜索救援系統，

以及后來出現的數碼相機傳感器（來自星際任務的微型攝像機技術），

其他還有空氣凈化器，便攜真空吸塵器，建筑和橋梁的吸塵器等等。

這讓我想起了美國2018年-2019年開始的連續對中國的貿易戰和科技戰，也同樣大大的刺激了中國在半導體等科技方面的投入，可見競爭對手的刺激是促進科技研發投入的有效手段，甚至可以說是最有效的手段了。

今天美國人不斷的把中國當成競爭對手甚至是敵人，其實也是一種團結美國內部的手段，而我國也其實應當有效的利用這個外部條件加大對國產化的投入。

2：政府主導的公共研發投入和科技研究促進了科技進步

政府的前瞻性科技投入成為了很多規模巨大產業的源頭，并且扶持了其早期的增長。

書中舉了一些非常直接的數據，

就以今天美國如日中天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子，在1949-1958年的早期，貝爾實驗室半導體研究預算的25%由軍方資助。

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國防部資助了近一半的半導體研發經費。

而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也說過，在七十年代的美國，游戲機和個人使用的微型計算機陸續出現并且開始在個人消費者市場爆發性增長，因此極大的帶動了芯片的銷售，于是民用市場接棒成為了美國半導體技術研發經費的主要來源，極大的推動了芯片產業的發展。

而到了九十年代，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和office辦公軟件這樣劃時代的應用出現，使得個人電腦成為全球企業辦公的必需品，這些軟件應用的發展又進一步擴大了市場需求，帶動了電腦硬件，以及更上游的芯片，顯示屏幕產業的發展，到今天所有的企業都配備有辦公電腦。

從早期的政府投入，到后來從軍用走向民用，再到各種軟件應用的發展擴大了民用的需求范圍，可以說一波又一波的資金來源拉動了美國軟硬件科技的發展。

同樣的還有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該書作者把這個機構稱之為創新機器，

2010-2016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的210種新藥中，全部有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研究資助，這表明美國政府實際上在大量資助私企的科技研發。

2016年由11.5萬篇論文中提及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支持。

不僅僅是直接投入研發，美國政府還承擔了風險投資的角色，盡管私人資本的風險投資在美國非常發達，但美國政府同樣大量的資助初創科技企業的發展。

1982年的小企業創新研究項目（SBIR）是由美國聯邦政府支持私營研發的最大計劃，通常只有10%的小企業申請者能夠獲得資金，

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給與15萬美元的贈款，用于前9個月的概念驗證工作，第二階段是在第一階段之后的兩年給與100萬美元的贈款。

這個項目有同行評議流程用于確保項目的可行性，同時政府的資金投入可以極大的彌補那些私人風險資本投入的不足，盡管項目金額并不大，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實際上第一個獲得該項目資金的是人是加里.亨德里克斯，他用這筆資金創建了著名的賽門鐵克軟件公司，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這家著名的軟件公司的名字。

另一個知名的早期案例是，小企業創新研究項目在1987年資助了高通公司，當時這家芯片公司只有35名員工，而今天已經成長為擁有數萬員工的全球前十大芯片巨頭。正如其聯合創始人歐文.雅各布斯2011年在國會上說：

“在高通早期的關鍵時刻，小企業創新研究的融資價值和重要性不可低估，尖端研究帶來了突破性的發現，但公司為了吸引私人資金，需要支持并證明信的，有風險的和未經證實的技術的可行性。對于高通而言，小企業創新研究提供了關鍵啟動資金的一部分。雖然它不是當時我們唯一的資金來源，但它是關鍵的“準入印章”，使我們能夠成功地開辟私人資本來源。”

這表明，政府打造一個具有品牌效力的小企業資助項目，承擔起對小企業進行風險投資的任務，是非常有幫助的，不僅僅是本身資金的幫助，也有利于小企業吸引其他的私人資本。而且我們可以注意到，早在八十年代美國對單個小企業的投資金額就可以達到第一階段15萬美元和第二階段100萬美元，按照1:7的匯率換算過來就是大約105萬人民幣和700萬人民幣。

為什么我要換算過來，是因為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其實是比八十年代的美國要高的，所以當然要用絕對金額來比較，而不是用15萬人民幣和100萬人民幣來類比。

小企業創新研究項目資助的著名公司還有基因測序公司illumina（因美納）等等。

應該說美國政府的支出其實并不高，2015年11個聯邦機構參與了小企業創新研究項目，支出大約20億美元。

3：共享創新成果的重要性

作者提到了在美國成功的科技中心，都具備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最重要的三個標準，

足夠的人口基數提供勞動力；有高比例的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口；高生活質量（其中最關鍵的是治安安全）。

按照美國人的標準來看，可以說中國大部分城市都至少符合其中的兩條，人口基數和良好的治安，換言之有高比例的高等教育人口成為最關鍵的因素。

書中列舉的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生物科技中心的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地區的坎布里奇（Cambridge，也譯作劍橋），其起點是麻省理工教授菲利普.夏普（也是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于1982年在此成立了渤健生物技術公司，而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都在坎布里奇。

后來越來越多的藥企把研發放在了坎布里奇的肯德爾廣場（Kendall Square），使其成為全球生物技術中心之一。

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體現了創新氛圍的重要性，在書中，負責研究肯德爾廣場的建筑和城市規劃公司Goody Clancy的負責人大衛.迪克森說，“現在他們想互相交談，他們參加論壇，在午餐和下班后見面交流想法，他們可以這樣做，因為他們親密地聚集在一起”。

而值得注意的是，肯德爾廣場在生物技術方面的成功已經蔓延到了其他領域，信息技術領域的谷歌，亞馬遜，微軟都把新研究中心放在了肯德爾廣場，也有數百家信息技術和能源領域的初創公司聚集在了這里。

應該說，國內其實也具備這一特征，產業呈現聚集的效應，像上海是半導體產業的集聚地，越來越多的半導體企業落戶在上海臨港；

杭州則是網紅的聚集地，大量的傳媒公司和網紅聚集在此，有大量的線下交流；

而在杭州和上海中間的烏鎮則定期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

很多靈感，創意和合作其實就是在吃飯，閑聊，喝茶，聚會的時候通過互相交流而產生和激發的，這個特點對于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可以應用到從學習，工作，創業，掙錢等多個方面。

4：美國政府為何從科技研發的投入巔峰跌落

書中也講述了美國政府為何對科技研發持續的高投入在六十年代末開始出現了下降，有以下幾個原因：

1）越戰的影響，戰爭耗費了美國大量的軍費支出，1965-1972年，美國耗費了1680億美元在越戰戰場，不僅如此，安置退伍軍人的費用以及對南越政權的支持（直到1975年）都是不菲的費用。

2）在六十年代美國開始建立了全面的社會保障系統，1965年美國創立了醫療保險系統，為65歲以上的美國人提供醫療補貼，到1970年，有2000萬美國人符合這個條件。

社保和醫保成為美國政府的強制性支出，1962年占到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的30%，而到了1975年則上升到了50%。

面對這些壓力，尼克松總統主持了聯邦政府對研發投入的全面下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對NASA投入經費的下調，最終的降幅甚至達到了美國GDP的0.5%,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單一科技投入削減。

即使在80年代的里根時期，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但他任內美國政府的科技研發支出總額基本是恒定的，原因為盡管1979-1988年軍工研發支出增長了40%，但國防研究意外的公共研發支出卻下降了30%。

以能源研究為例子，里根政府削減支出的原因是國際油價在八十年代出現了大幅下降，不再像七十年代的油價暴漲時期那樣對美國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了。

還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影響了直到今天美國對科技研發支出的下降，

書中列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1962年出版的影響深遠的讀物《寂靜的春天》，科普作家在其中敘述了美國殺蟲劑濫用的影響，這本書在美國影響巨大，盡管美國化工行業反對，但1972年滴滴涕被禁用，這本書影響的范圍不僅僅是殺蟲劑，而是廣泛的影響到了美國的方方面面，甚至很多科學家都對科學的發展是否一定是正面作用產生了懷疑。

另外一個就是對核輻射的恐懼，由于美國頻繁的舉行核試驗，同時大量的興建核電站，因此從五十年代開始逐漸出現了關于對核輻射危害的辯論，由于1979年三哩島核電站事故和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的影響，導致美國新建核電站速度大大放緩。

我倒是覺得對中國也是有啟示的，中國在快速的邁向老齡化社會，越來越高的養老金和醫保支出必然也會影響到對科技的公共投入增長，因此搶時間和趕時間非常重要，也就是在老齡化社會的沖擊洶涌到來之前盡量的多修好基礎設施和投入到科技進步，以便更好的應對沖擊。一旦進入了高額養老支出的時代，要想增加科技研發支出困難度就高多了，畢竟科技研發解決的是未來的問題，而如果養老金和醫保不夠發了可是當下的問題。

5：科技投入需重視縮小地區間差距的問題

該書在開頭就舉了亞馬遜公司2017年宣布要選擇一個新地點建設第二總部的例子，

遍布美國全國各地的幾十個城市都拋出了橄欖枝，給出了各種誘人的優惠計劃，但最終亞馬遜還是選擇了和首都華盛頓一河之隔的位于弗吉利亞州北部的水晶城，以及紐約皇后區的長島市，和曼哈頓隔著東河相望，這兩個在經濟上成功的地方成為亞馬遜的第二總部，體現了在市場規律下企業會優先選擇成功的地區，而不是去扶持落后的地區。

政府的支出也存在地區不平衡現象，

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人均研發支出的四分之一流向了兩個州：馬里蘭州和新墨西哥州，這意味著聯邦政府每新增加支出1000億美元，全美人均可獲得370美元，但馬里蘭州人均將獲得3150美元，而新墨西哥州人均將獲得1900美元。

而整個美國只有12個州人均獲得金額超過平均的370美元。

1980年美國人均工資收入前十位的都市區有五個在美國東北部五大湖區域的密歇根州，底特律甚至排在美國第三位。
而到了2016年，前十位竟然一座密歇根的都市也沒有了，這里面密歇根州最大城市底特律成為衰落的代名詞，從全美第三位跌到了前二十名以外。

取而代之的是來自美國東西海岸的城市，
西海岸加州的圣何塞，舊金山，以及西海岸北部的西雅圖，
東海岸的波士頓–紐約及附近的新澤西州一些城市–巴爾的摩–華盛頓特區等各個城市。
2016年的全美人均工資收入前十名城市有九個位于東西海岸，這和中國人均收入最高的十個城市高度集中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沿海大區類似。
2021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十大城市分別是上海、北京、深圳、廣州、蘇州、杭州、南京、寧波、廈門、無錫，有八個位于長三角和珠三角。

書中也提到了美國人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幾個有效辦法，當然了中國不一定能照著學，但其思路是值得借鑒的。

1）高校的建立與當地經濟

美國1862年通過的《莫里爾法案》，授予每個州一塊聯邦土地建立大學，各個州紛紛在獲得土地上建立了大學，一項研究表明，在1990年，擁有贈地大學的地方擁有更多的高學歷人口，所有工人的工資都更高，而不僅僅是大學畢業生。

2）軍事基地的建立與當地經濟

奧蘭多的一名出版商馬丁.安德森通過媒體宣傳支持年輕的政治家約翰遜，因此得到了回報，約翰遜后來當選了美國總統，而當總統提出應該如何酬謝時，安德森回答說希望原本要被關閉的奧蘭多空軍基地繼續留下來，結果美國政府最后在奧蘭多又建了一個海軍基地來替代撤走的空軍基地，這個新海軍基地的一部分是海軍訓練設備中心，其任務是開發仿真作戰設備。

而在當地的奧蘭多中部大學則在當地興建了一個研究園區，邀請該中心入駐，于是各種其他公司紛紛到來在園區落腳從事計算機仿真產業，并且擴展到了其他產業，這些入駐園區的企業獲得了大量金額的政府資助，大部分來自軍方，使得這個園區創造了幾十億美元的產值。

在美國，尤其是規模最大的北卡羅來納州的軍事基地，2015年創造了57.8萬個就業機會，340億美元的個人收入和660億美元的州生產總值，相當于該州經濟總量的10%。

而2013年在加州棕櫚谷的29號海軍陸戰隊空降兵作戰中心做的一項研究表明，該中心是莫隆戈盆地的主要經濟驅動力，每年貢獻17億美元給當地經濟，雇傭了當地77%的勞動力，估計占該地區經濟總量的62%。

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改變今天美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這總體而言，縮小國內地區發展差距，是各國共同的挑戰。

因此書中建議美國政府在投入科技研發時，應注重考慮縮小地區發展差距。

本文是看《美國創新簡史》的一些讀后感，應該說整本書都在強調私企研發的局限性，即主要是為了利己創造利潤，而不是共享創新研發成果給全社會，因為這會讓研發投入變得不劃算，尤其是那些需要巨大金額投入的研發活動更是如此，因此政府需要繼續高強度的投入到公共研發，為市場注入創新的水源，漂浮起所有的船只，使其產生活力。

因此對于我國而言，實際上要堅持舉國體制下的科技研發投入活動，這和私營企業投入研發是并行不悖的兩條線，各自有其優點，雙輪驅動對我國顯然最為有利。

科技創新是如此的重要，它的進步速度決定了經濟的長期增長速度，這可以說是一個永恒的需要不斷投入的領域，也是一個需要能夠容忍失敗的領域，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科技創新所需要的投入成本在越來越高，這就越來越需要有敢于投入的勇氣和對失敗的寬容。

而我也隱隱覺得，我國的大體量優勢將在以后越來越明顯，

畢竟科技創新的投入金額越來越高的話，那么對于經濟體量越大的國家，所占的比例就越小，則敢于投入的可能性會更高。

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