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擊的30家中國互聯網公益平臺

作者｜藍字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2020年末，一部叫《棒·少年》的紀錄片突然火爆。

片子的主人公之一馬虎，來自中國最貧困地區之一的寧夏西海固，母親離家出走，父親賣烤肉，時常不在家。另一位主角小雙，來自河北農村，母親同樣離家出走，父親因酗酒而腦溢血身亡。

他們也都是孫嶺峰撿回來的孩子。孫嶺峰曾是中國國家棒球隊的隊長，人稱“亞洲盜壘王”。他創辦北京強棒天使棒球基地，收留這些身世不幸的孩子們。在創辦基地之后的五年，孫嶺峰賣掉了北京豐臺的房子和一輛奧迪A8。

紀錄片上映之后，騰訊公益、新浪微公益、支付寶公益等陸續上線了為強棒天使棒球基地募捐，共計得到了數萬名捐贈人捐出的近40萬元善款?；氐靡匝b修，不再漏水，孩子的生活和學習也暫時沒了后顧之憂。

|強棒天使的訓練基地

受助人求助，公益機構勸募，平臺立項，捐贈人支持，受助人獲益——這是過去的十五年，互聯網上不斷重復發生的事情。

互聯網公益中，承前啟后的角色少不了互聯網公益平臺。從第一天開始，互聯網公益就不是只有互聯網公司這個玩家，互聯網公司搭建的平臺一直向有慈善理念的企業、機構開放，多方共同參與。

騰訊公益已經上線了超過11萬個公益項目；在過去的一年里參與支付寶線上公益超過100天的用戶已經接近1億人；新浪微公益上有600多個機構賬號、4000萬微博網友參與捐助。

從2016年到今年9月，30家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累計帶動超過510億人次的網民參與，累計募集善款350億元。

在過去的十四年里，從籌款、執行到監督，公益平臺們走了不少岔路，也在摸索一份中國互聯網公益樣本。中國互聯網公益的價值觀，正在被重塑，大慈善時代已經來臨。

2021年的99公益日，一位微信昵稱為“明明”的賬號發朋友圈內容稱，“捐1000元的發證書和截圖，聯系我報銷，又做公益又報銷”“大家捐了發截圖給我，統一建群報銷?！?/p>

隨后，有用戶向騰訊公益平臺舉報，指“不要燙傷我的童年”公益項目（騰訊公益平臺項目ID：19364）涉嫌違規套捐的投訴。投訴稱，該項目在“99公益日”活動中，以“捐后報銷”為名，將資金化整為零、組織多人多次進行違規套捐。

所謂套捐，就是在99公益日期間，為了獲得來自騰訊及企業的更多配捐，動用機構資金對項目進行捐贈。

一石激起千層浪。騰訊公益隨后宣布暫停該項目籌款，凍結配捐和激勵；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回應展開調查，若發現有違規操作行為，會嚴肅處理；涉事公益項目發起方燒燙傷關愛公益基金發文稱，網絡所質疑的籌款人“明明”是項目的捐贈人之一，她的捐贈及勸募系個人自發行為，其做法不妥。

|不要燙傷我的童年在做預防燙傷課堂

事件在不久之后塵埃落定，“明明”的操作被證實是個人行為，“不要燙傷我的童年”項目隨后也恢復了籌款功能，但人們對于公益機構和公益平臺的信心卻并未恢復。

因為在過去數年里，“套捐”已經成了不少公益機構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從半夜開始的大額套捐，到尋找“捐款志愿者”統一安排，到挪用項目資金，甚至是與第三方公司合作套捐然后分成，久旱逢甘露的公益機構們生生把互聯網公益變成了一場撈錢的盛宴。

這種將籌款目標凌駕在公平與正義之上，為了拿到籌款不惜違規的“唯籌款論”，是互聯網公益平臺始料未及的發展，也是互聯網公益初級階段的必然。

遺憾的是，沒有現成的合適參考答案。在公益模式相對成熟的英美等國，各自都有著自己的解題思路。美國的籌款人是一個專門的職位，各州甚至會區分全職籌款人和第三方職業勸募人，其中的美國籌款人協會（AFP）則是一個會員制行業協會，一旦籌款人涉及違規，可能會被取消會員資格。

英國的籌款監督委員會（FR）則是在政府推動下成立的，除了對機構進行籌款倫理方面的培訓，還設立了捐贈人的投訴機制，一般處理方式為內部自查，再由FR進行調查，最終可作出處罰。

兩者在互聯網公益時代同樣適用，但在中國，既是缺乏類似的行業自律約束機制，也難以適用到平臺身上。

互聯網公益平臺只能自行尋找答案。

2015年9月6日，第一屆99公益日的第二天，騰訊公益宣布將單日配捐額度限制為999元，時間調整為九點開始；2016年的99公益日，不再按照1：1配捐，而是隨機比例。

2017年9月6日晚，第三屆99公益日開啟的前夜，騰訊公益出人意料地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希望大家共同維護99公益日良好的捐贈秩序，杜絕各類惡意套捐、騙捐等違規行為……騰訊公益平臺將堅決做到‘查實一單，處理一單’……”。

|2015年，公益行業第一場關于99公益日的線下研討會

理性在2018年終于開始回歸。這一年的99公益日，來自捐贈人的善款共8.3億元，僅與前一年持平。但捐贈人次來到了2800萬，是去年的兩倍有余。

來到2022年，公眾捐贈金額定格在33億元，比去年的35.69億元要低，但高于2020年的23.2億元；象征著流量和人氣的“捐贈人次”同樣歷史性首次下降，跌了15%，今年99公益日的捐贈人次為5816萬，但與捐贈金額一樣，仍比2020年的5780萬要高。

究其原因，是騰訊公益這兩年嘗試推出的“小紅花”ip，開始弱化以人次、杠桿調動捐款額的機制，改變了以捐贈決定配捐的認知，而是轉向了與公益行為的互動——用戶的分享行為、捐贈、公益答題、捐步，都能獲得小紅花，小紅花最后又反哺到用戶選擇的項目中。

弱化籌款數字的意義，讓公益行為成為用戶習慣，已經在過去數年里成為了不少平臺的共識。阿里巴巴推出的“人人三小時公益”即為一例，其中的核心規則“無論次數、金額，捐贈行為一律只算半個公益時”，更強調用戶捐贈行為以外的行為，包括參與公益培訓、互動、進行公益知識學習，以及傳統的獻血、線下志愿服務等公益行為。

在不同平臺的合力下，“唯籌款論”，終于要被打破了。

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之中，解決的又何止是“唯籌款論”呢。公眾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公益”概念的教育與普及，公益機構自身的能力得到了提升，現實社會中的受助群體同時被切實改變。

不斷自我變革的互聯網公益平臺，也讓整個互聯網公益生態，正在升級改造。

劉觀瑞、劉觀盛兩兄弟怎么也不會想到，苦苦尋找了十三年的母親會突然被找到。

母親李令玉早年已患上精神疾病，2006年的中秋節前夜，她再一次離家出走。一家人沒心思過中秋節，只能拜托身邊的親朋好友幫忙，在十里八鄉的電線桿上都張貼了尋人啟事，卻一直沒有任何李令玉的消息。

兩兄弟仍在守候的十三年時間里，在他們不知道的角落，一些變化正在發生。2007年7月9日，李令玉在北京朝陽區亞運村流浪時被民警發現，隨后送至北京市的定點醫療救助機構并采集了她的DNA，將其放入全國走失人員的數據庫。但因為兩兄弟未曾上傳過DNA數據，數據庫也無法通過比對找到家人。

直到2018年，醫生在與李令玉的一次交流中，意外聽到了“山西福壽村”的名字，線索立刻被送至今日頭條的公益尋人項目中。頭條尋人于2016年由字節跳動公益發起，其利用的是精準的互聯網信息推送技術，線索相關人士的信息會被精準地彈窗到正在瀏覽信息的該地區用戶手機上。

李令玉的信息就這樣被劉觀瑞的一位好友發現。好友將截圖發給劉觀瑞，劉觀瑞馬上聯系衡水市精神病醫院，經過視頻確認，在電話那端的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媽媽。

|李令玉與家人團圓

在21世紀的變革大潮中成長起來的這一批中國互聯網公司，一度遭遇許多的質疑，但也是這些崇尚“科技向善”的互聯網公司們，將現有的技術革新注入公益行業之中，成為了驅動公益行業進步的新引擎。

在中國，互聯網公益平臺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供捐贈人與公益機構實現連結的空間，它依托著背后的互聯網公司們，通過技術的輸出，從捐贈人到公益機構，推動整個公益鏈條的變革。

譬如在2016年7月，支付寶公益平臺上線的“聽障兒童重獲新聲”的項目。項目的特別之處在于，這是螞蟻金服區塊鏈技術支持的第一個公益籌款項目。通過區塊鏈技術，捐贈人可以清晰地看到善款如何從自己的支付寶賬戶流入基金會，再進入執行機構，最后進入受助人的賬戶全過程，完成了捐贈鏈條上的透明。

區塊鏈技術“不可篡改、可追蹤、全透明”的特性下，公益的透明度和信任度都得到了實質性的提升，同時也實現了對公益項目本身的正反饋——支付寶公益平臺的數據顯示，使用區塊鏈的公益項目籌款時間只需一般項目的一半。類似的區塊鏈應用在各大互聯網公益平臺均已出現。

放眼全球來看，這都是絕無僅有的。如今世界頂級的互聯網公司，無論是社交網絡巨頭的Facebook，還是搜索引擎起家的谷歌，再到電商巨頭亞馬遜、支付巨頭Paypal等等，同樣會為公益提供支持。

他們之中有的會為公益機構提供籌款的流量入口，譬如Facebook的生日祝福捐贈功能，PayPal建立的捐贈專頁等；有的則愿意提供技術賦能公益機構，如谷歌的公益支持計劃就覆蓋了5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公益機構提供產品與技術上的支持。

|Facebook的生日捐贈功能

但沒有一家會像中國的互聯網公益平臺一樣，如此廣泛地連接捐贈人、公益機構和受助人。正如前新浪微博社會責任總監貝曉超觀察到的一個有趣現象，“在國外，公益機構追著互聯網公司開發新的公益產品。在中國，通常是互聯網公司引領公益機構進行互聯網創新?！?/strong>

互聯網公益自始至終的核心驅動力，都是技術創新。沒有互聯網的出現，沒有移動支付的便捷，沒有小程序、短視頻、電子商務等一系列的互聯網產品，互聯網公益很難有今天的發展。

強大技術優勢，與“科技向善”的價值觀相結合，成就了互聯網公益的新面貌。它也不僅僅是個捐錢捐物的地方，而是變成了一種從發現社會問題到撮合力量解決問題，最后看到反饋的機制。

公益曾是一個長期遭受質疑的行業。

2010年，因章子怡、成龍等名人涉及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詐捐事件，民政部下屬機構對公益行業做了一次抽樣調查，結果不容樂觀——約有75%的慈善組織“完全不披露或僅少量披露信息”，超過九成受訪者表示對慈善信息公開程度不夠滿意。

第二年，郭美美事件發生，紅會走上風口浪尖，多地紅會收到的捐款因此暴跌，連參與無償獻血的人數都受到了影響。

公益難道就是在利用公眾的愛心來中飽私囊？質疑聲中，公眾對于公益行業的信心一落千丈，新上任的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趙白鴿直言，“三天毀掉一百年。”

|法庭上的郭美美

問題其實一直都擺在那里，無論是因為人力和資源的不足，還是公益機構的自身意愿，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募集的錢都缺乏透明度——最起碼在公眾的眼里是這樣。人們通常不會知道錢從哪里來，也不會知道錢往哪里去。

質疑沒有在互聯網公益時代消失。尤其是當互聯網平臺帶動了十億捐贈人的參與，已經撬動起近百億善款的今天，如何讓錢有始有終？成為了互聯網公益平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2022年8月，長春心語志愿者協會（下稱“心語協會”）來了一個“查賬”的人。

她叫雨琦，才剛剛高三畢業，她是帶著一肚子的疑問來的，“每一次財批的結余資金去哪了？”，“某一項資金的預算是如何決定的？”，“這個錢有沒有花到點子上？”……面對雨琦的疑問，心語協會的財務出示了賬本和電子帳目，開始對雨琦的疑問逐條解釋。

聊完財務，雨琦又來到了心語協會的服務對象家里做家訪——這原本就是心語協會志愿者的工作。目的地是長春市邊緣的城鄉交接地帶，環衛工奶奶依靠2100元的微薄工資帶大兩個孩子，哥哥正準備念高二，妹妹在念初三，心語協會的其中一個項目，就是為哥哥提供獎學金的支持。

短短幾天的行程，雨琦滿載而歸。她是今年騰訊公益“公益真探”項目的其中一名參與者。像她一樣的100名公益真探，已經在今年的99公益日前后，奔往全國各地對公益項目實地探訪——在“真探0707”小程序上，真探們的日志、報告，正在持續更新。

| 雨琦在心語協會探訪現場

就在平臺們推出的監督制度下，透明在潛移默化間，成為互聯網公益時代的門檻。

在這一點上，東西方的經驗并不相同。譬如作為全世界最早出臺慈善法的國家，英國早在400多年前已經設立了慈善法，之后又多次修訂，形成了如今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雙管齊下的局面。官方的慈善委員會重點關注年收入在1000萬以上的慈善組織，主要措施包括詳細的年度檢查及隨機抽查。一旦發現違法行為，可以連同議會及警方對其財務進行凍結，甚至將該慈善組織交由其他慈善組織接管；此外，則還有大量的非政府機構來進行行業自律，包括募捐標準委員會、募捐協會、公開募捐監管協會。

美國則是有著大量的民間評估機構，如美國慈善事業商務局、信息局等，它們會定期公布監督評估報告。這些機構在互聯網時代也逐漸轉向線上。2001年，一家名為Charity Navigator的網站成立，這也是世界上第一家針對公益機構信息公開、評價公益機構運營狀態的第三方網站。

綜合來講，兩者都并不依賴于互聯網公益平臺本身的監督機制。甚至像著名眾籌網站GoFundMe，還允許匿名發起項目，同時明確表示不予百分百保證真實性，更多依靠基于熟人社交的信任。

中國互聯網公益平臺作為由民政部認證公布的平臺，則一直主動承擔責任，甚至在嘗試倒逼行業的革新。它們正在探索的方向，是讓透明公益成為互聯網公益時代的共識，讓透明監督制度化，在公益行業落地生根。

今年6月，支付寶公益平臺就宣布發起“支付寶公益平臺共建委員會”，第一批找來了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愛德基金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上海聯勸公益基金會、浙江螞蟻公益基金會6家公益機構出任委員。

|行業內的一次圓桌討論

委員會的第一次聯席會議里，提的最多就是平臺的規則共建、行業自律與社會監督。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讓一切好的東西制度化，讓它不僅僅是平臺主導推進的監督，而是公益機構對透明的自覺。

在各方平臺的合力之下，我們終將告別公益黑箱時代。平臺的公共性、開放性、價值中立和服務精神，讓公益每個環節的參與者，都承擔起責任，這是互聯網公益走向“透明”的核心要義。

看著不斷成交的訂單，張潮英的心頭大石終于落下。

2016年，她大學畢業，回到老家海南省白沙黎苗族自治縣，選擇創業，試圖挽救當地已經瀕臨失傳的黎錦織造工藝。但現實遠比想象殘酷，訂單時有時無，維持運營全靠貸款。

“最難的時候我真的已經撐不住了，我就給父母打電話說能不能在資金上再給我一次支持，我舍不得放棄?！蹦且淮危改笌退J了30萬，跟她說，希望這是她的最后一次創業。

之后，她試過利用新媒體平臺，學著做直播帶貨，流量依然難有起色。直到2020年，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的“天才媽媽”找上了門——這個項目專注非遺手工藝女性，通過靈活的互聯網資源及社會力量，讓非遺文化的女性傳承人們通過文化產品獲得收入。

|張潮英和社友

9月，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助理秘書長南靜、海南省婦聯相關負責人、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天才媽媽”公益項目宣傳大使周潔瓊，帶著知名網絡主播韓承浩走進張潮英的合作社里，做了一場人氣上億的帶貨直播。

緊接著，張潮英開始接受系統的直播和運營培訓，合作社也入駐了小紅書平臺，得到來自平臺的相關扶持。黎錦這項非遺文化，在互聯網的加持下終于成功破圈。

“天才媽媽”項目起源于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的扶貧經驗，得到了多家互聯網公益平臺的推動——騰訊公益帶來的社交動能、支付寶公益提供的電商渠道、字節公益的視頻流量扶持等。

疑問也是存在的?；ヂ摼W公益平臺支持、公益機構發起的公益項目，幫助一家企業去賺錢，在過去看來，這不太像是公益應該做的事。

但“天才媽媽”試圖解決的，是公益行業長期面臨的一個難題：是靠輸血，還是靠造血？

輸血——要靠有足夠多的捐贈人，足夠多的捐款，足夠多的公益機構，將錢和物資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

問題在于，美國一年的捐贈總額已經達到4848.5億美元，尚不敢奢談完美，中國去年的捐贈總量也才1450億元，想單憑輸血覆蓋受助人群，談何容易。

讓公益實現造血功能，讓公益本身變成一件可持續的事，成了互聯網公益時代的最優解。

事實上，類似模式的實踐在國外早已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于由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創辦的格拉明銀行。

1974年，孟加拉國出現大規模饑荒，數百萬人受災。當時的尤努斯就嘗試過一個名為“Three-Share Farm”的計劃，由地主提供土地，農民提供勞動力，尤努斯則提供農具、肥料和種子的資金，收益由三方分成。

之后，他在此經驗之上，創建了格拉明銀行。當時孟加拉國的傳統銀行并不愿意向低收入人群提供低利率的小額貸款，因為其中的風險和收益幾乎不成正比。尤努斯則反其道而行之，讓貧困人群以“團結組”的集體形式向格拉明鄉村銀行申請貸款，小組成員則互相擔保，并互相支持成員改善經濟狀況。

這一模式后來大獲成功，到2004年，已經有超過6600萬人次受益，尤努斯本人也因此與格拉明鄉村銀行一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尤努斯

類似的模式通常被稱作“社會企業”，意指通過商業的模式做公益，以實現可持續化發展。國外的著名的案例還包括Be My Eyes，一個丹麥開發者制作的程序，專門用于連接志愿者幫助視障人士識別物體并應對日常情況。

但與社會企業通常是初創企業不同，在中國，還有互聯網公益平臺在參與推進公益產業化思維。“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讓商業的力量參與到社會問題的解決之中，讓公益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幾乎是所有互聯網公益平臺都在探索的方向。在這一點上，平臺背后的互聯網公司們有著天然的優勢。

無論是淘寶公益的公益寶貝，還是騰訊公益的新型扶貧模式，或是網易公益的鄉村學校直播，都不止于平臺本身的介入，而是試圖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去完成公益產業化的探索。

在期待中的未來，互聯網的技術和平臺除了完成現實的公益行為，還凝聚精神力量、奉獻道德原則，來激發公眾自覺、自愿的捐助，以互助互愛的方式有效地為政府來兜底保障，彌補市場缺失和政策盲區，用第三次分配體現公平正義，達到共同富裕。到了那個時候，互聯網公益的中國樣本又將寫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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