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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說到，正當蘇軾兄弟雙雙高中進士，春風得意的時候，突然故鄉傳來消息，他們的母親程夫人去世了。

以下為中篇：

蘇宅黃葛樹，蘇軾曾經在此樹下玩耍/何加鹽攝

5

回京

程夫人是四月初八去世的，當時正值蘇軾和蘇轍高中進士，意氣風發。

但人生就是這么無常。誰知道，金榜題名的至樂，同時又伴隨著母親去世的至悲呢。

由于古代通訊的不便，消息傳到京城，已經是一個多月后。父子三人匆匆離京，回家奔妻喪、母喪。

蘇軾和蘇轍從小跟著媽媽長大，前年離家遠行，是第一次離開媽媽，沒想到，第一次分別就是永別，傷痛可想而知。

這里也普及一下古代的喪制。古人認為，人生下來，三年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所以父母去世，也要為之服喪三年。前面說過，古人計算年份，是連頭尾都算上，所以說是三年，其實是二十七個月。

在服喪期間，孝子不能出來做官，有官位的也要辭掉。所以，雖然蘇軾和蘇轍剛剛考中了進士，但是還不能出仕，必須等喪期結束。

于是，在安葬完母親之后，蘇軾和蘇轍就在家鄉守孝。守孝期間無事可干，就一邊讀書，一邊在家鄉周邊會見朋友，游玩。

這期間，他認識兩個好朋友，一個是王鞏，是宋朝知名宰相王旦的孫子，當時他父親王素在成都為官，蘇軾去成都拜會王素，王素非常欣賞蘇軾，讓王鞏跟蘇軾學習。后來，蘇軾和王鞏成為一輩子的至交好友。

另一個是王箴，是蘇軾妻子王弗的堂弟。蘇軾當時也常常陪王弗回青神縣娘家，常常會和王弗的兄弟們聊天，王箴當時才十幾歲，但也是蘇軾聊天的對象。他和蘇軾日后還會有更深的關系，在此暫且不表。若干年后，蘇軾會常常回憶起和王箴坐在大門口吃瓜子和炒豆的情景。

時間匆匆，轉眼到了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服喪三年時期已過，蘇家必須得決定日后安家何處了。蘇洵本人對故鄉是沒什么留戀的，他向往的地方是嵩山腳下，洛水之濱。由于蘇洵的父母早已去世，現在程夫人也已經亡故，他決定帶領兩個孩子，從此離開家鄉，永居他方。

這年九月，蘇洵帶著兒子和兒媳們，從樂山登舟，沿水路東下，經瀘州、重慶，下三峽，抵達荊州后，才舍舟登岸，陸行至京。

這一次離開，前半程都是水路，舟中無事，父子三人就賦詩為樂，先后寫了一百多首詩，后來以《南行集》為名，結集印行。這是蘇軾兄弟自三年前名滿天下之后，所寫的詩集首次流傳于世，一下子就風行全國。

當然，蘇軾也是運氣好。在此之前十來年，中國偉大的民間發明家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等蘇軾成名之時，活字印刷已經在全國流行開來。

以前的文人要留下一點文字，是非常艱難的，因為只能雕版印刷，不是極其重要的文字，一般不會花那么大力氣去專門雕版。而活字印刷術發明后，印刷效率極大地提升，成本極大地降低，因此蘇軾這樣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寫出來的詩集，也有機會印成集子廣為流傳了。

到后來，隨著蘇軾的文名愈盛，他的詩文總是很快就會結集出版，風行全國，甚至形成極其強大的輿論力量。這既極大地提升了蘇軾在文壇的影響力，但也給他后半生的悲慘命運埋下了禍根。此是后話。

到京城之后，朝廷很快就任命了蘇軾和蘇轍的官職，都是從九品的縣主簿，但兄弟倆都辭不赴任，因為第二年，朝廷還會有一次重要的“制科”考試。

制科考試是在普通的進士考試之外，特別設立的一種招攬非常杰出人才的考試，要由大臣推薦，皇帝親自策問。而選出來的人才，在授予官職和提拔方面，也會比普通進士要優越得多。

所以，蘇軾和蘇轍，都想著再等一年，通過制科考試后再出仕，這樣走仕途會快得多。

但這個考試既然如此重要，也就必然特別慎重，每屆應試者，不得超過五人。蘇軾兄弟有兩個難關要過：一是要找到足夠分量的人推薦，二是要全力備考。

蘇軾還好辦，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直接擔任推薦人；蘇轍剛開始沒找到人推薦，后來是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大臣楊畋因為惜才，主動找到蘇轍，愿意推薦他，才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一屆參與策論考試的，全國總共才四人，蘇軾兄弟就占了兩個名額。

制科考試的內容，包括三部分：一是要提前寫五十篇策論；二是考試時要在一天之內，臨場寫六篇論文，每篇不得少于500字；三是殿試時，由皇帝出題，親自策問。

由于出題的方向是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無所不包，所以要準備的內容非常多，幾乎相當于要把古代重要的典籍全部看過，背熟，寫出讀書筆記。蘇軾兄弟提前半年就到城郊一個偏僻的驛站，閉門苦讀。

蘇家本來就貧窮，在家守孝三年無俸祿，更是所有積蓄都花光了。現在寄居驛站，每天只能以“三白飯”度日。所謂“三白飯”，就是白米、白鹽、白蘿卜。

蘇軾和蘇轍，白天臨窗苦讀，晚上對床而眠，談天說地，倒也不以為苦。

有一次正讀著書，風雨驟起，蘇轍覺得冷，起來加衣，而蘇軾正讀到唐朝韋應物的詩“哪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突然覺得，兄弟倆一起讀書、聊天、共眠的日子，不知道還能有幾次，以后走上仕途，就身不由己了。

倆兄弟這一天聊了很多，都非常傷感。他們約定，以后絕對不能貪戀高官厚祿，更應該珍惜的，是兄弟之間的感情，家庭里面的親情。

日后，這一天的情景，以及對兄弟再次臥談的期待，將無數次地出現在他們憧憬中，也無數次地出現在他們互相寫給對方的詩文里。

經過艱苦的準備，蘇軾兄弟終于迎來了制科考試的日子。主考官是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司馬光。

考試結果，蘇軾當之無愧地成為第一名，并且獲得了宋朝立國百年以來，制科考試中最高的成績，與前參知政事吳育并列。整個宋朝，考到這個成績的，就他們倆人。

司馬光則特別喜歡蘇轍的答卷，想把他提為跟蘇軾并列第一。但另一名考官胡宿認為，蘇轍的答卷里批評皇帝的言辭出言不遜，堅持判為考試不通過。后來爭執到皇帝那里，皇帝評價說，“其言切直，不可棄也”。最終決定降一等錄取。

這次考試，總共四人符合應試資格，最終通過三人，而蘇軾和蘇轍就占了兩個，是宋朝開國以來第一次。蘇氏兄弟，再次名滿天下。

而宋仁宗那天主持完殿試之后，更是興奮地跟皇后說：“朕今天又給后世子孫得了兩名太平宰相”。（昨天的文章里，誤把宋仁宗的話放在蘇軾兄弟第一次考進士時了，其實應該是這一次考制策時說的。特此糾正并致歉。）

通過制策考試后，蘇軾被授為“將仕郎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根據宋朝官制，前面那個是官名，主要是表示官位高低和俸祿多少，后面那個是差遣，表示得官者實際要做的事。所以蘇軾實際上是要到陜西鳳翔府（今屬寶雞）去任職了。

蘇轍本來也得了官，但是由于當時朝中有些大臣反對他的任命，尤其是擔任知制誥（代皇帝寫文書的大臣）的王安石拒絕撰寫他的任命書，同時由于他們的父親蘇洵此前得到朝廷特別提拔，以布衣身份，授官“文安縣主簿”，授差遣“編撰禮書”，需要留在京中辦事。蘇轍一方面為了表示抗議，另一方面為了照顧父親，主動奏請辭官，留京居住。

在一個寒風凄凄的冬日早晨，蘇軾帶著家眷踏上了西行的路程。蘇轍一直送到城外，兩兄弟才依依不舍地告別。蘇軾突然感到極度凄惻，因為自從蘇轍出生以來，兩兄弟朝夕相處，從來都沒有分離過，現在一下子就分開，要過好幾年才能相見，覺得非常不適應。

蘇轍匹馬回城，蘇軾一步一回頭，走到很遠的高崗上，還在回望弟弟。等弟弟的身影再也看不見，他才轉身向著遠方行去。

坐在馬上，他寫下了這輩子和弟弟分離后的第一首詩：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蘇軾一邊喃喃自語著想和弟弟說的心里話，一邊惆悵地向著仕途出發。

這是蘇軾一生為官的開始，也是他一生波折的開始。

這一年，蘇軾24歲。

6

鳳翔

蘇軾所任的“簽判”這一差遣，又稱“判官”，是屬于知州的幕僚，沒什么實權，也難做出什么政績。所以蘇軾在鳳翔，基本上不可能實現什么當官的抱負，也就是混資歷而已。

不過，蘇軾還是盡職盡責，盡可能地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例如天旱的時候，他也心急如焚，幫忙寫禱文，開壇求雨，還真的給他求來了雨。后來他還為此寫了一篇《喜雨亭記》，成為千古名篇。

另一件大有功勞的事情，就是他上書改變了當地一樁繁重差役的服役方式。

宋朝有一種差役叫“衙前”，即老百姓被官府攤派任務，運送宮廷或官府需要的東西。鳳翔位于秦嶺地區，森林資源豐富，所以宋朝修建宮室、陵墓等用的竹木，很多都是由鳳翔這邊提供。鳳翔老百姓負擔最重的“衙前”，就是向開封運送竹木。

本來在古代而言，老百姓認為，服差役是正常的義務，不算什么大事。但一直以來，官府規定竹木送到京城的日期，卻恰逢渭河、黃河河水暴漲之時，竹木損失多，人員失水淹死的也多，因為錯過日期而被罰得家破人亡的，更多。

蘇軾經過實地調研，發現其實只要允許老百姓自行決定運送日期，完全可以避開漲水期，在更安全的時候運送。于是他上書說了這件事，上級從善如流，立馬改變了衙前規則。此舉挽回的財產和生命損失，不計其數。

蘇軾在鳳翔三年，輔佐過兩任知州，第一任叫宋選，第二任叫陳希亮。他和宋選相處非常融洽，但是和陳希亮卻完全合不來。

陳希亮也是四川眉州人，本來都是老鄉，應該相處很好。但他對蘇軾卻非常苛刻。蘇軾寫的公文，陳希亮常常給他改得面目全非；蘇軾制科考試考的是“賢良方正極言盡諫科”，所以官府里的小吏尊稱他為“蘇賢良”，陳希亮聽到后，大罵道“判官就是判官，什么賢良不賢良”，還把那個小吏打了二十大板——很顯然，這打的不是小吏的屁股，而是蘇軾的臉；陳希亮架子很大，接見下屬時，經常讓人等很久，等得都快睡著了，蘇軾只能告訴自己忍耐再忍耐；后來蘇軾實在忍不了了，有些官方宴會和儀式，他都故意不去，結果被陳希亮告到朝廷，被判罰銅八斤……

可想而知，蘇軾這段時間，在官場上過得多么不如意。這恐怕也是古往今來，每一個在體制內任過職的人，都有過的共同經歷。

后來，陳希亮在鳳翔建了一座凌虛臺，讓蘇軾寫一篇《凌虛臺記》，蘇軾就毫不客氣地寫道：這個臺子，早晚都要垮掉的，并說“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這里明顯是借臺說人，隱含了“太守你也別猖狂，以后世道會怎么變還不知道呢”的意思。

他本想著，這么寫，陳希亮肯定被他氣死。不過陳希亮看了之后，展顏一笑，說道：“我和蘇軾是同鄉，他父親蘇洵都是我的后輩，我把蘇軾當孫子看待。之所以嚴格對待他，是因為怕他年紀輕輕就暴得大名，驕傲自滿而出事。這咋還生氣了呢！”遂命令把這篇文章一字不改，刻在凌虛臺上。但等蘇軾明白過來陳希亮的深意，已經是很多年以后了。

蘇軾在官場中抑郁不樂，于是就寄情于山水、朋友、文字之中。在游山玩水之中，他認識了兩位好友，日后都將在他生命中占據重要位置。

第一位是陳慥，是陳希亮的兒子。雖然出身于詩書世家，但陳慥喜歡的卻是游俠生涯，每天彎弓射箭，斗雞走馬，攜伎浪游。蘇軾和他一見如故，成為莫逆之交。

第二位是章惇，本來和蘇軾是同年進士，但那年宋仁宗欽點章惇的侄子章衡為狀元，章惇覺得，我是叔叔，怎么能居于侄子之下，一生氣，就主動放棄那一年的功名，第二年重新考過，又考中了第五名。

蘇軾在鳳翔任職時，章惇到陜西游玩，蘇軾作陪。在終南山黑水谷，他們見到一處極其危險的懸崖峭壁，章惇邀請蘇軾去懸崖上題詞，蘇軾看到太危險了就連連搖頭，章惇說“你不去，我去”，冒著極度危險，爬過去寫了“蘇軾章惇來”五個字。

章惇面不改色，但蘇軾卻嚇得連連吐舌頭，跟章惇說，“你以后必能殺人”。

章惇問：“為何”？

蘇軾說：“你連自己的命都不顧惜，怎么會顧惜別人的命呢”。

蘇軾走到哪都愛交朋友，但是他的問題在于，不善于擇人。還好當時王弗夫人陪著他，每天蘇軾做了什么事，晚上回去都會和王弗講。王弗就幫他判斷，哪件事做得對，哪件事做得不對。蘇軾的朋友來訪，王弗會在屏風后聽他們說話。等客人走后，她會告訴蘇軾：此人專會迎合你，沒有主見，不可深交；彼人交友不長久，因為他跟人熱絡得快，冷淡得也會很快。后來這些人果然都如王弗所言。

有一年下雪，院子里積雪盈尺，獨有一個地方沒有一點雪。等天晴之后，這地方土塊隆起。蘇軾認為這里是古人埋丹藥的地方，所以有熱氣涌出，便想挖出來看看。王弗說：“如果是婆婆在，她肯定不挖。”蘇軾聞言而愧，就沒有挖。

由上述事情可見，王弗是在思想上、事業上對蘇軾有重要影響的人，而蘇軾對她也非常尊重、敬佩和服從。不得不說，王弗真的是蘇軾的良配，而蘇軾對妻子的尊重，也是古人中很少見的。

7

亡故

按宋朝官制，外官一般是三年一任，所以蘇軾在鳳翔待了三年，任滿就回京了。

在此期間，宋仁宗已經駕崩，繼位的是宋英宗。英宗皇帝早聞蘇軾大名，想任命他為翰林、知制誥，被宰相韓琦制止；英宗又想任命蘇軾為修注（記錄皇帝言行的官員），韓琦還是認為不可。最后經過考試，蘇軾被任命為“殿中丞直史館”。

這里也可以看出來宋朝皇權和相權之間的一種制約。理論上，皇權是至上的，但是相權也很重要。一般而言，皇帝都會尊重宰相的意見，遇事商量著來，如果宰相強烈反對，皇帝一般也不會強求。當然，如果是皇帝認為特別重要的事情，也可以獨斷，宰相必須遵守。但是通常而言，皇帝很少這樣做。

韓琦不讓蘇軾擔任知制誥和修注，給出的理由是說蘇軾太年輕，經驗不足，未經試用，不可驟與侍從之職。

關于韓琦這一做法，時人與后人都多有爭論。有的認為韓琦氣量小，不愿意破格提拔蘇軾；也有人認為韓琦是對蘇軾的愛惜和保護，因他年少成名，怕他驕傲，所以要壓制一下。孰是孰非，只有當事人知道了。

蘇軾倒沒有什么抱怨，只是說，韓公如此對我，“乃古之君子愛人以德者”。

對蘇軾而言，回到京城，就可以與父親、弟弟團聚了，這才是他最看重的。

但是，家人團聚的快樂日子沒過多久，一個巨大的災難就砸在蘇軾頭上：回京才三個月，夫人王弗就病逝了。死時，年僅26歲，遺下一個六歲的兒子。

這對蘇軾來說，是極其沉痛的打擊。如前所述，他們夫妻倆，不僅僅感情深厚，而且王弗是能夠在事業上和思想上和蘇軾對話，對蘇軾有巨大幫助的靈魂伴侶。失去王弗，以后蘇軾的人生道路，將會走得艱難和危險得多。

我有時不禁會想，如果王弗還在，后面蘇軾會在仕途上犯那么多錯誤，經歷那么多波折嗎？有沒有可能，經過王弗的提醒，蘇軾人生中的一些磨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呢？

可惜人生沒有如果。蘇軾對王弗的思念，也一直持續到很多年以后。那一首千古流傳的《江城子》，就是十年之后，他夢到王弗時所作：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這首詞，如果稱為千古悼亡詩詞之最，恐怕沒有人會反對。

但蘇軾的災難還沒有結束。妻子去世后不到一年，蘇軾的父親蘇洵，又一病不起，與世長辭。

才逢妻沒，又遭父喪，蘇軾心中的悲痛，已經難以形容。

蘇洵去世的事情報奏到皇帝那里，宋英宗下詔，賜銀百兩，賜絹百匹，以茲慰問。蘇軾上疏，辭去銀和絹的賞賜，唯請皇上賜予亡父以官職——蘇洵后半生孜孜以求，一直沒能中舉，最后是由于歐陽修力薦，才得了一個縣主簿的官，應該說在仕途上留有巨大遺憾。

皇帝于是就追贈蘇洵為“光祿寺丞”，并下詔派官船運送蘇洵靈柩返鄉安葬。

韓琦、歐陽修等與蘇洵、蘇軾、蘇轍有舊的官員，也都贈送了豐厚的賻儀，韓琦贈了三百兩，歐陽修贈了二百兩，司馬光等其他大臣也各有饋贈，蘇軾兄弟都一一婉辭了。

除了心中悲痛之外，父親的去世還給兩兄弟的仕途畫了一個休止符——依禮，蘇軾和蘇轍都要棄官回家，守孝二十七個月。

于是，他們把蘇洵和王弗的靈柩運回故鄉安葬之后，在眉州又待了兩年多。

宋朝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蘇軾兄弟脫下了孝服。他們又可以回到朝廷來任職了。

同時，對蘇軾而言，王弗已經去世三年多，父親守孝期已滿，他自己年齡31歲，只有一個兒子，按當時傳統，他應該再續弦了。

這年十月，蘇軾迎娶了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王二十七娘。

二十七娘是王弗的堂妹，也是幾年前蘇軾坐在門口一起嗑瓜子的那個王箴的親姐姐。雖然是同一個大家族，但是二十七娘家里比王弗要窮一些，從各種記載來看，二十七娘沒讀過書，是一位樸實的農家姑娘。

他們結婚的時候，二十七娘已經20歲，對當時的女孩而言，這個結婚年齡已經是太晚了。但這不是嫁不出去，而是因為要等蘇軾守孝期滿。

王弗去世時，蘇軾作為丈夫，要為亡妻服“齊衰杖期”之喪，也就是服喪一年。在服喪期間，蘇軾和二十七娘兩家本已商定親事，等出喪后即完婚，但不幸又逢蘇軾父喪，為父守孝期間也不能嫁娶，就又等了兩年多。

二十七娘嫁過來之后，蘇軾給她起了名字，從此她有了自己的名字：王閏之。

辦完婚禮后，蘇軾兄弟把先人墳墓委托給親戚鄰居照看，攜帶全部家眷，再度離開眉山進京。

當時的蘇軾還不知道，這一別，他以后再也沒能回到故鄉。從此，眉州的山山水水，只能長存于記憶之中。

蘇軾也從此成為一個永遠都沒有了家，永遠都在尋找家的人。

8

改革

在蘇軾兄弟離開朝廷的兩年，大宋朝已經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此時，宋英宗已經去世，皇長子趙頊（xū）繼位，改元熙寧，日后他將有一個更被人們熟知的廟號：宋神宗。

回到朝廷的蘇軾兄弟發現，原來熟悉的大臣們，很多都不見了，新任宰相，是王安石。

宋神宗和王安石，這兩個名字放在一起，大家就知道，大宋朝一場驚天動地的變化，就要開始了，史書上將其稱之為：“王安石變法”。

這里先要岔開講一下王安石變法的背景。只有了解了這個背景，我們才能明白蘇軾后來命運變遷的外部環境和內在邏輯。

變法的第一個原因來自于財政壓力。

宋朝于公元960年立國，到宋神宗繼位時（公元1068年）已歷百年，雖然經濟和文化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但是財政上已經不堪重負，中央財政幾乎維持不下去了。

當時的財政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軍費。北宋面對遼國和西夏兩個強敵，加上五代后晉皇帝石敬瑭向遼國割讓了“燕云十六州”，導致北宋的北方疆域無險可守，邊防任務極重。

而宋朝從開國皇帝趙匡胤起，為了防止五代時軍閥割據亂象，又改革了兵制，把以前朝代常用的“有事則募民為兵，無事則歸兵為民”的募兵制，改為了常備軍的傭兵制；把以前州牧、節度使等地方上招兵養兵的權力收歸中央，所有軍隊由中央負責招募和供給，導致每年的軍費開支就極其龐大。

二是歲幣。宋朝打不過遼國和西夏，就只能求和，每年要繳納大量的“歲幣”。

三是文官俸祿。宋朝優待文官，給文官的俸祿極高。在剛開始官員數量不多時還能養得起，立國百年之后，官員的數量極大膨脹，每年要給出的俸祿，就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

而在財政收入這一塊，隨著官員、讀書人大量增加，土地大量兼并，他們的土地是不納稅的，需要納稅的普通農民，人口和土地都銳減，能收上來的稅收也減少了。

幸好宋朝的商業經濟比較發達，商業稅相對豐厚，所以才能維持百年。但是財政支出只增不減，而財政收入卻只減不增，早已入不敷出。如果再不改革，朝廷就無法維持了。

變法的第二個原因來自于宋神宗。

宋神宗登基時，年僅19歲，他人很聰明，有強烈的自尊心和建功立業愿望。他對大宋要向遼國稱臣，要向遼和西夏繳納“歲幣”，感到極其恥辱。

有一次，宋神宗在朝堂上談起宋太宗想收回燕云十六州，但北伐時兵敗，隨行器物和妃嬪都被搶走，自己身中兩箭，每年都因此發病，最后也因此而死，不禁嗚咽流淚。

他哭著說：“祖先遭受遼國如此大辱，我們和遼國有這樣不共戴天之仇，但卻還要每年給遼國進貢，這是做子孫的該干的事嗎？”

宋神宗有遠大抱負，希望效法唐太宗，成為一代明主，建立強盛的國家。而要做到這樣，按照原來宋仁宗、宋英宗時的做法，肯定是辦不到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變法自強。

變法的第三個原因來自于王安石。

王安石在宋仁宗時期，就已經是眾望所歸的天下名臣。他在寧波、舒州、常州等地當地方官時，都把地方治理得非常好，為政的能力得到皇帝、大臣和民眾的公認。他的文學才華和道德修養，也都非常高，是為人敬重的大名士。

王安石志向極其高遠，他連唐太宗都看不上，認為如果自己輔佐皇帝的話，必定能幫皇帝成為堯舜那樣的圣君。他曾經給宋仁宗寫過一篇上萬字的奏折，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建議宋仁宗實行變法。但宋仁宗比較持重，沒有聽從他的意見。于是，宋仁宗和宋英宗時期，王安石屢次辭官，居家不仕。

別人都是求官做，而王安石則是皇帝讓他做官他都不做，由此更是名重天下。當時人幾乎認為他是“圣人再世”。

宋神宗上臺后，王安石看到了致君堯舜的希望，于是上了一個《本朝百年無事札子》，指出現在大宋王朝已經危及四伏，之所以還沒事，不過是上天眷顧。但上天是不能長久依靠的，必須得皇帝有所作為，才能繼續維持太平。最后他說：“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可想而知，宋神宗看到這個札子的激動心情。別的大臣都是勸他不可輕舉妄動，只有王安石勸他奮起作為。而且如此理解他，支持他的，還是能力這么強，品德這么好，名聲這么高的再世圣人！

在這種情況下，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拍即合，就開啟了大宋朝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歷程。

但這個變法也引起了一群老持沉重的大臣的反對。韓琦、司馬光、歐陽修、張方平等，都是反對變法的。

他們認為，宋仁宗在位時，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樂業，這樣不好嗎？為什么要去搞變法折騰呢？

而且，所謂財政改革，天下財就在那里，不在于民，則在于官，政府增加了財政收入，不就等于老百姓減少了收入嗎？老百姓已經夠苦的了，為什么官府還要去搶奪他們的口食？朝廷應該仁愛養民，讓利于民，怎么能與民爭利呢？

由此，就逐漸形成了“變法派”和“守舊派”之爭。剛開始只是政見之爭，后來變成了權力之爭，到最后則惡化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敵之爭了。

蘇軾兄弟回到京城時，變法剛剛開始。他們可能也想不到，兄弟倆就此卷入了北宋最慘烈的黨爭之中。

王安石對蘇軾兄弟也很熟悉。可惜的是，這種熟悉，與歐陽修和司馬光那種欣賞的熟悉不同，而是非常討厭的熟悉。因為蘇軾兄弟體現的特質，與他追求和欣賞的特質，完全相反。

蘇洵帶著蘇軾兄弟首次來京時，到處拜見朝中大佬，想求個一官半職，王安石對此非常鄙夷。他認為，君子應該有自己的節操，應該特立獨行，不應結交權貴以求仕進。

對三蘇的文字，王安石只是欣賞其才華而已，對他們談論的內容，則一點也看不上，認為只不過是蘇秦、張儀那種縱橫家的把戲，根本就不是正道。

所以，在蘇軾、蘇轍參加制策考試時，王安石看了二蘇的論文，明確表示：蘇家兄弟都是戰國那一套，如果我是考官，這倆人就都被淘汰了。

當蘇轍通過考試，要任命官員時，正好王安石在朝中擔任知制誥一職，負責代替皇帝簽寫任命意見，他直接拒絕撰寫蘇轍的任命書，說蘇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意思是攀附宰相，專挑皇帝的毛病）。

給蘇軾的任命書，王安石倒是寫了，但是其中說道：你年紀輕輕，就能博考群書，確實有點看頭，但是我還要試試你從政的才能如何。你要學會“知其然而不違于道”，學東西要有所選擇，守住重點。

這意思很明顯，就是說蘇軾雖然博學多才，但是有兩個問題，一是看不出從政的才能，二是博而不專，心無所守。

有了王安石當政，兄弟倆人的仕途命運，基本上就已經確定不會順利。

蘇軾兄弟剛回京時，蘇轍寫了一封奏折給皇帝，其中談到了財政問題，引起宋神宗的賞識，當天就召見了他，并把他提拔進了為變法而成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

不過，蘇轍在這里才待了一年多，因為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過程中，他老是提反對意見，就被王安石貶到河南府（洛陽），去當了一名“留守推官”（西京留守司負責刑事訴訟的官員）。

蘇軾剛回來時，沒有貿然上書，而是依舊擔任此前的“殿中丞直史館”官職，差遣為吏部“判官告院”，負責撰寫一些吏部的官方辭章。

后來，神宗皇帝下詔要求百官討論科舉改革，蘇軾才上了一份《議學校貢舉狀》。神宗一看，覺得自己原來沒想明白的一些問題，經蘇軾一解說，就有豁然開朗之感，于是馬上召見了他。

這是蘇軾第一次陛見時年二十二歲的宋神宗。宋神宗讓他談朝廷得失，他主要談了一個意見：皇上您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有這份睿智，不怕您不圣明，不怕您不勤奮，不怕沒有決斷，就怕您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呀。

神宗若有所思，說：你提的這三條，我會好好考慮的。以后你要多多為朕深思治亂，不要有所隱瞞啊。

蘇軾為皇帝的信任而感動，但是王安石知道了蘇軾提的建議之后，就很不高興。因為他正是覺得“時不我待”，要皇帝“急求治、廣聽言、銳進人”呢。蘇軾說的完全都反過來了。

神宗皇帝覺得蘇軾是個人才，幾次想提拔他，都被王安石阻攔了。王安石直接說蘇軾兄弟“基本上就是以縱橫家那一套飛箝捭闔為能事”，又說“蘇軾才華是很高的，就是所學不正。像他這樣的人，才華能夠為世所用的很少，但是成為禍患的卻很多。”

但神宗皇帝畢竟還是喜愛蘇軾的才華，雖然變法需要重用王安石，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見，但神宗心想，我不認命蘇軾做近侍，而是任命文學方面的職位，總沒有問題吧？就讓蘇軾做了熙寧二年國子監舉人考試的主考官——這個任命，應該是前次蘇軾所上的《議學校貢舉狀》給神宗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蘇軾也是政治上太幼稚，作為考官，他出的策論題目，是考生討論這個問題：

當年晉武帝平定吳國，因為獨斷而成功；前秦皇帝苻堅攻打東晉，卻因為獨斷而敗亡；齊桓公專一信任管仲，取得了霸業；燕王姬噲專一信任子之，最終卻導致燕國滅亡。這些人做的事情相同，但是最終效果卻不同。為什么呢？

要知道，當時王安石為了盡快推行新法，基本上也是采用了獨斷專行的方式。大臣們對此多有嘲諷和進諫，讓王安石非常反感。

而蘇軾，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出這樣的題目，等于把考試當成了反對新法、反對宰相的工具，讓王安石怒不可遏，后來就找了個借口，說動宋神宗，任命蘇軾為開封府推官。雖然蘇軾任職的地方仍然在首都開封，但推官事務繁雜，又不能像在朝中任職時那樣擺弄文字，這算是王安石的一個政治手段吧。

但沒想到，蘇軾到了開封府任職，沒消停幾天，就又開始上書言事。起初是一件小事，蘇軾見春節時，宮廷低價在市面上采購花燈，而且禁止商人私自銷售給別人，就上疏說：人家商人忙活一年，借了高利貸來做生意，就是為了春節賣個好價錢，現在官府把人家的生路都給毀了，是不對的。

上疏后，神宗皇帝馬上下旨取消了花燈采購計劃，并放開了禁售花燈的禁令。

蘇軾覺得，皇帝是英明的，是從善如流的，于是膽子就大起來，就又上了一封八千多字的奏折，把新法逐條批駁，批得一無是處。

這回，皇帝就不再理他了，但是也沒有懲罰他。

過了幾個月，蘇軾看皇帝一點反應都沒有，他沉不住氣了，就又寫了一封言辭更激烈的奏折。由于心中憤懣，行文就毫不客氣，有很多意氣之詞。

例如，他把新法比作毒藥，認為施行新法就是讓老百姓喝毒藥，說施行新法后，“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于此者乎？”又說搞變法的那群人是小人，是“希合茍容之徒”。還說，我們聽說皇上近日有悔悟之意，都在慶賀，希望皇上盡快渙發德音，洗蕩乖僻，不要再搞變法了。

可想而知，這樣的奏折上去，不僅王安石生氣，就連宋神宗都氣壞了。

很快，就有人向皇帝告狀，說蘇軾當年運蘇洵靈柩回鄉時，利用官船販私鹽、木材、瓷器等。

本來這種事情，如果皇帝信任臣子的話，可以置之不理。但這時皇帝本來就對蘇軾不爽了，頭天收到奏折，第二天就下旨嚴查，派人把當時幫他們劃船的船工，護送的兵丁，全部都找來問了個遍。

查了一圈，啥事都沒查出來。司馬光覲見皇帝的時候，氣憤地說：當初韓琦他們贈蘇軾他們那么多銀子，他分文未收，難道還會去販私鹽牟利嗎？這都是王安石他們要搞他，告狀的謝景溫，就是王安石的親家。

雖然蘇軾自問清白，并不怕查，但是這種無中生有的指控，令他不寒而栗。于是他便上書，請求外放，到地方上去任職。

神宗可能也是覺得，把蘇軾放到外地去，讓他別老是上書反對新法，會更好一點。于是就同意了蘇軾的請求，批示道：“與知州差遣”，意思是讓他當知州。

但王安石覺得，知州是一州之長，新法在一州是否能推行，就看知州給不給力，如果讓蘇軾當知州，他肯定在那州阻撓新法的實行。于是就給他定為“通判潁州”。神宗覺得以蘇軾的資歷和才能，通判給低了，但是也不愿拂王安石的意見，就折中了一下，給了蘇軾一個好一點的地方，改為：通判杭州。

熙寧四年（1071年）十一月，蘇軾一家抵達了杭州，開始了這位最有才華的文人和最美麗的城市的千古淵源。

9

杭州

蘇軾作為杭州通判，雖然比鳳翔時期升官了，但畢竟還不是一把手，所以在政績上沒有太多可發揮之處。但他的才華與杭州的美景，卻是天作之合。

到杭州后，他馬上就愛上了這里，覺得自己好像前世曾經到過這里似的。他有一首詩說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游”。另一首詩說：“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神奇的是，有一次他到西湖壽星寺，進去就說，這個地方我前生來過，還記得后面有九十二級臺階，人們一數，果然是九十二級臺階。

西湖之美，讓蘇東坡流連忘返。他詠西湖的詩《飲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成為古往今來寫西湖的第一絕唱：

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首詩除了寫景之外，更是蘊含了蘇軾此時已經領悟到的意境：人生何必非要追求天晴呢？就算是下雨天，不也挺好的嗎？只要有一顆會欣賞的心，什么樣的景物都可以看；只要有一種閑適的心態，什么樣的日子都可以過。

這種心態在《飲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里表現得更明顯，只不過由于不是寫景，這首詩就沒那么有名：

朝曦迎客艷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

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當屬水仙王。

由于這首詩的意境對于理解蘇軾整個人生的態度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有必要解釋一下。它是說：早上太陽還好好的，風景很美，結果晚上就下起雨來。想必有些人在抱怨這雨來得不是時候，蘇軾就說，這種意境也是很美的，只是你沒有體會到罷了。我們要給龍王爺（錢塘龍王又稱“水仙王”）敬杯酒啊。

這種隨遇而安，不管碰到什么情況都以享受心態處之的人生態度，正是蘇軾留給后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當然，蘇軾雖然此時已經有這個意識，但日后還要經歷多次反復，多次磨難，才能真正理解到其真意。但也正是這種心態，幫助他度過了那些磨難。

盡管個人的生活很愜意，但蘇軾所見的民間疾苦，卻也成為蘇軾心中揮之不去的痛苦。

此時，王安石的新法已經在全國推行，雖然極大地改善了財政狀況，但是也導致了很多地方民不聊生，哪怕富如杭州，都有無數老百姓在遭受痛苦。

例如新推出的“青苗法”，本意是好的。當時很多農民，在上半年急需用錢買農具、買種子、肥料、買糧食的時候，卻沒有錢，只能找富戶借高利貸，后面還不上，只能賣地賣屋，甚至賣兒賣女還債。

王安石便推出青苗法，上半年由官府借錢給農民，下半年收成了，農民再把錢還給官府。這樣農民也能救濟，官府也能收點利息，補充財政收入。

但問題是，本來應該自愿借貸的，后來變成了強制借貸。每戶農民上半年都必須找官府借錢，半年后再還錢，半年的利息高達20%；再后來，變成了下半年也必須借一次，利息也是20%；再后來，變成了城市居民也必須借。這樣一來，很多老百姓直接被官府搞得沒法活命了。

又如新的鹽法，規定食鹽專賣，嚴厲打擊私鹽買賣，并且鼓勵互相舉報，對被抓起來的鹽民嚴刑拷打。這造成了兩個后果：一是很多民間本來通過私鹽販子可以買到便宜的鹽，現在買不到了，窮人幾個月都吃不到鹽；二是觸犯鹽法的人實在太多了，每天官府都有成批的罪犯，要拷打不絕，而他們很多其實就是普通老百姓。

蘇軾當時作為通判，行刑都要他來簽字畫押。按照法律，他不得不簽，但是他看著那些老百姓受刑，又心在滴血。所以每次簽字，對他來說都是極大的痛苦。

諸如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蘇軾無由排遣，只能都寫進詩里。

而這些詩，由于寫的是民間疾苦，幫老百姓出怨氣，就流傳得非常快。再加上活字印刷術流行而帶來的出版業發達，蘇軾成為了當時北宋朝最有影響力的KOL（關鍵意見領袖）。

杭州三年，蘇軾就是這樣在矛盾復雜之中度過。從個人生活來說，這三年應該是他這輩子最舒服，最閑適的三年；但從內心的痛苦來說，應該也是很痛苦的三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杭州，因為與張先這樣的大詞人的交往，蘇軾開始了詞的創作（來杭州之前，蘇軾沒有寫過詞——至少沒有流傳下來）。不過此時，他所做的詞特別有名的不多，而且這階段的詞，與前輩柳永、張先等婉約派風格相似，大體上都是寫出來由歌伎唱的。

宋朝的歌伎文化很流行，士大夫宴游，一般都會有歌伎相伴。除了官方有專門的官伎外，有一定地位的官員家里，也會蓄歌伎。蘇軾作為杭州城排名第二的高級官員，自然也不能免此俗，就買了幾個歌伎在家里。

但蘇軾有一點與別的官員不同，他是碰到自己不喜歡的俗客，才會叫歌伎出來相陪，說是“我這里有幾個搽粉的虞侯，來接待大家”。而對于自己喜歡的客人，往往是清茶濁酒，談心賦詩。

杭州的三年很快過去，轉眼蘇軾就任滿了。雖然他很喜歡杭州，但是和弟弟相聚太遠，他非常想念，就向朝廷申請，想去一個離弟弟近一點的地方。

此時，朝中形勢也發生了變化。由于熙寧七年天下大旱，與新法帶來的影響疊加在一起，造成了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飯，只能流浪乞討。反映這些情況的奏折像雪片一樣飛向朝廷，其中最震撼的是一位名叫鄭俠的基層官員畫的一幅“流民圖”。

所有這些都讓宋神宗對新法產生了懷疑，而恰好這時，神宗皇帝的祖母和母親，也對神宗哭訴，說“王安石亂天下”。神宗只好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位，讓他到江寧（今南京）去當了知府。

也就是在這個間隙，蘇軾的奏折被皇帝批示，任命他為密州（今山東濰坊諸城）知州。現在沒有王安石的阻擋，任命被順利下達。于是，蘇軾離開杭州，直接到密州去上任。

10

密州

密州比起杭州來，條件要艱苦得多。由于地方窮困，加上新法施行后地方政府減少了財政撥款，密州每年的官費很少，又恰逢連年蝗災、旱災，老百姓日子極其艱苦，需要用錢的地方多，所以蘇軾作為知州，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在杭州過慣了舒服日子，蘇軾到密州一度很不適應。這一時期的詩文里，就多了很多哭窮的句子。他在《后杞菊賦》這篇文章里寫道：

以前唐朝的陸龜蒙說自己以枸杞和菊花為食，那玩意兒賊難吃，我懷疑陸龜蒙是在騙人。讀書人就算是再窮再餓，哪能啃草木呢？

但我現在當官十九年，越過越窮，連衣食都快供不上了，到密州之后，想要吃頓飽飯都難，餓得我只好和通判劉廷式倆人，每天到古城廢棄的園子里去找枸杞和野菊花吃，這才知道陸龜蒙說的是真話呀。

雖然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夸張，但生活艱難，畢竟是蘇軾面臨的現實。而比生活更難的，是州縣的治理。

蘇軾從杭州而來，剛進入密州境內，就遇到了蝗災，所以行李都來不及放，就投入了指導滅蝗的工作。滅蝗沒搞完，又由于久旱不雨，必須得搞抗旱，向朝廷求援，組織救災。

連年災禍之下，人民流離失所，很多人活不下去，聚而為盜，蘇軾又要組織抓捕盜賊。

尤其令蘇軾難過的是，人民活不下去，家里的孩子養不了，就直接遺棄了。所以整個密州，幾乎到處都是棄嬰。

蘇軾勸慰百姓不要放棄孩子，并承諾對這些孩子，官府每個月都會撥出一定的糧食養活他，等養到一年多之后，孩子和父母感情深了，到時候他們就舍不得遺棄了。

由于官錢有限，蘇軾把自己的俸祿也捐了出來。他自己的生活窮困，和這也有關系。

蘇軾給朋友寫的詩，描述了這段時間的情形：

何人勸我此間來，弦管生衣甑有埃。

綠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

為郡鮮歡君莫嘆，猶勝塵土走章臺。

（加鹽試譯：誰讓我跑到這鬼地方來的呀，樂器都生銹了，米缸里落了一層灰。酒沒喝上幾次，蝗災倒是鬧了好幾回。我親自率領兵丁去山里追盜賊，又流著眼淚滿城拾撿被遺棄的孩子。當個破郡守，沒幾件事是開心的，不過你也不用為我嘆息，起碼比在京城富貴之地經歷那些爾虞我詐要好一些。）

不過，在密州也并不全是苦悶的日子，作為一州之長，身份不同了，心態也不同了，蘇軾也有過豪興大發的時候。這在《江城子·密州出獵》這首詞里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這首詞是蘇軾的得意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它的出現，使得中國詞的風格從此踏出了別開生面的一條新路，由傳統上適合十七八歲女孩用吳儂軟語演唱的婉約詞，一變而成為適合關東大漢執銅琶鐵板慷慨高歌的豪放詞。

從此，詞有了婉約派和豪放派的劃分。詞題材的擴充，以及以蘇軾詞為代表的的一大批優秀作品的涌現，也讓這一體裁成為與唐詩比肩的藝術形式。

但蘇軾在密州期間創作的巔峰，還不是這一首，而是他因懷念弟弟而寫下的中秋詞《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一出，古往今來所有寫中秋的文字，全部變得黯然失色。往前五千年，往后五千年，它都必將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歌詠中秋第一詞”。

除這兩首外，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也是在這期間所作的。前面寫王弗的時候已經說過，在此不表。

蘇軾在密州，僅僅三年，不僅留下了很好的政績，更是留下了千古傳頌的“密州三曲”，迎來了人生第一個創作高峰。

我們很難說，他在此期間生活的貧困，事業的艱難，心靈的痛苦，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盡管文學上有這些成就，但蘇軾離開密州的時候，是帶著深深的愧疚和遺憾而走的。因為面對老百姓的苦難，他雖然盡了力，但是又無能為力。

在寫給繼任知州的信中，他如此說道：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

何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

11

江南

三年又三年，人生幾三年。

蘇軾的下一站，被派到了徐州。

他這個人，確實是命不好，到密州，碰上了蝗災、旱災、盜災。到徐州才兩個多月，又遇上了大水災。

那年黃河決堤，河水一路狂奔，直沖徐州而來，差點把徐州城淹沒。蘇軾冒著生命危險，全力組織救援，每天睡在城墻上，歷時七十多天，才把這座城市救下來。

第二年春天，徐州又大旱，蘇軾形容為“東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

救濟完旱災，那個冬天徐州又出現寒災，而徐州城缺木少炭，蘇軾又要到處找炭……

徐州人民跟蘇軾說，感謝您救了我們呀，要不然我們都喂魚了。而蘇軾則慚愧地說：是我對不起你們呀，都怪我這個人命惡，跑到哪兒都招來災兇。

蘇軾再也受不了密州、徐州這樣條件惡劣的地方了。他無比懷念風和日麗的江南。到徐州沒多久，他就向熟悉的朝中大佬求助，請求他們幫忙把自己調到江南去任職。

在他的一番活動之下，這個請求居然成功了。所以在徐州待了沒滿兩年，蘇軾就被調到湖州去了。

湖州離杭州就幾十公里，蘇軾在杭州任通判時，曾經多處出公差到湖州，對這里印象非常好。這次能到湖州當知州，絕對是蘇軾夢寐以求的理想職位。

湖州，江南，我蘇軾又回來啦！

蘇軾高興地給弟弟寫信說：“此去漸佳境，獨游長慘神。待君詩百首，來寫浙西春”。

到了湖州后，又開心地寫詩道：“得意詩酒社，終身魚稻鄉。樂哉無一事，何處不清涼”。

給朋友寫的信上，蘇軾說，“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

但正在蘇軾人生最開心的時候，他生命中最大的災難，已經悄然襲來：

烏臺詩案發生了。

（未完待續）

主要參考資料：

【1】蘇東坡新傳，李一冰，四川人民出版社

【2】蘇軾十講，朱剛，上海三聯書店

【3】蘇軾傳，王水照 崔銘，人民文學出版社

【4】東坡先生墓志銘，蘇轍

【5】東坡志林，仇池筆記，蘇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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