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基輔公國的解體，羅斯各地區朝著不同方向演化。

西北部的諾夫哥羅德公國強化了基輔羅斯的“民主要素”，市政會議得到了充分發育。（參見：）

羅斯的西南地區（沃里尼亞和加里西亞）則強化了基輔羅斯的貴族政治傳統。該地區大致位于今天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境內，與波蘭、立陶宛、匈牙利等國接壤。歷史上，它深受外國（特別是天主教世界）的影響。

本文探討的是羅斯西南地區的歷史演變，對于我們理解現代烏克蘭與俄羅斯、立陶宛、波蘭的特殊關系，卻不無裨益。

這種貴族政治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羅斯公爵統治時期；二是被鄰國立陶宛、波蘭吞并之后。

一、羅斯公國時期

12世紀下半葉，加利西亞先后處在奧斯莫米斯爾、弗拉基米爾兩位公爵的統治下。后來，公爵沃里尼亞的羅曼統一了羅斯西南部（即沃里尼亞、加利西亞），并將影響力擴大到基輔。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尋求與之結盟，天主教教皇英諾森三世試圖給他加冕，但羅曼拒絕了。（《俄羅斯史》，p.87）可以看出，該地區是東正教和天主教爭相籠絡的前沿地帶。

羅曼去世后，加里西亞內戰頻仍，鄰近的匈牙利和波蘭相繼入侵。沃里尼亞則相對幸運，1221年至1264年間，它一直處于羅曼之子達尼爾的統治之下。1238年前后，達尼爾將加里西亞收入囊中。此外，達尼爾還創建了利沃夫城，這一城市在某種程度上取代基輔，成為東西貿易的中心。

在達尼爾的治下，羅斯與西方的緩和關系達到頂點。1253年，達尼爾接受羅馬教皇的皇冠，這在羅斯歷史上是僅有的一次。（p.88）

梁贊諾夫斯基指出，在這兩個地方，波雅爾（即貴族）占據重要地位。“羅斯西南部的土地所有者階級常常自稱具有延請和廢除王公的特權，他們在無數的政治斗爭與陰謀中扮演著主要角色。”（p.88）其中，有位叫弗拉季斯拉夫的貴族在1210年短暫地獲得加里西亞公爵的寶座，這是古代羅斯由非王公家族的成員獲取王位的唯一特例。（同上）

加里西亞的貴族可以無視王公的意志直接統治著公國的部分地區。1226年，他們曾經在與姆斯季斯拉夫公爵的爭吵中離開公國集體出走。因此，歷史學家認為，“與貴族們的權力相比，加里西亞和沃里尼亞的王權是一種姍姍來遲的、更表面的且受到嚴重限制的現象。”（pp.88-89）加里西西亞和沃里尼亞的市政會議在政治上也起作用，偶爾會支持王公反對貴族，但卻無法持續遏制后者的力量。（同上）

二、立陶宛—羅斯公國

隨著達尼爾于1264年、其子列奧于1301年去世，沃里尼亞與加里西亞開始走下坡路，整個衰落過程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最終，它們被鄰國吞并。

沃里尼亞逐漸成為立陶宛國的一部分，加里西亞則先后被波蘭和匈牙利統治，1387年波蘭成為最后的贏家。梁贊諾夫斯基指出，“加里西亞與波蘭的政治結盟對天主教及波蘭的文化與社會影響在這個西南羅斯公國的傳播、最起碼是在其上層社會中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p.88）

歷史學家認為，“西部羅斯的歷史在幾個世紀中都與立陶宛和波蘭的社會體制和命運息息相關。立陶宛力量的增長，尤其是當它越來越與波蘭結交，采納了波蘭的政治模式之后，就代表著俄羅斯的另一種選項，這種選項有較多的民主和西方傾向，而不是獨裁的莫斯科公國所代表的那種模式。”（p.130）

（1）立陶宛的“羅斯化”

我們先從立陶宛公國談起。

在條頓騎士團的壓力下，立陶宛部落初步統一在明多夫格的領導下，其統治時間大約從1240年持續至1263年。在其被暗殺后，立陶宛陷入內亂，統治者頻繁更迭。格底敏（1316-1341年在位）完成了立陶宛諸部落的統一，并開始向羅斯地區大舉擴張。其子奧里格爾德進一步推進了他的事業。

被奧里格爾德納入麾下的羅斯土地包括沃里尼亞、基輔、契爾尼哥夫以及斯摩棱斯克的大部分。在此進程中，他挫敗了波蘭人奪取沃里尼亞的企圖，并且成功地阻擊了蒙古的侵略。立陶宛的統治區域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到黑海。（p.130）

立陶宛雖然在軍事上征服了羅斯西南地區，但在政治、宗教、文化上，卻實現了“羅斯化”。一些歷史學家根據堅實的證據認為，“存在著一個立陶宛 - 羅斯國家。”（ p.131 ）

在擴張至黑海后，立陶宛公國的絕大部分居民是羅斯人。立陶宛的征服并沒有帶來全盤的社會改造。 相反，各個城鎮依然保持著它們的羅斯特征；羅斯的波雅爾（即貴族）和東正教會繼續享有很高的地位及廣泛的特權；與立陶宛王公們比鄰而居的羅斯王公們繼續統治著各自的公國，他們都臣屬于立陶宛大公，兩個貴族集團之間的異族通婚相當普遍。（ pp.131-132 ）

尤其重要的是，立陶宛統治集團如饑似渴地接受了基輔羅斯的文化。立陶宛的軍隊、行政系統、法律和財政等都是以羅斯模式來組織的，俄語成為新國家的官方語言。（p.132）

因此，人們將立陶宛國家看作基輔這一主題的另一個變調及基輔的繼承人，而不是強加于羅斯的外國實體。……這一事實，使得它與莫斯科（基輔羅斯的另一個繼承者）的競爭更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同上）

（2）立陶宛-羅斯的“波蘭化”

然而，奧里格爾德于1377年去世后，新的變數出現了：那就是立陶宛與波蘭之間的聯系。

根據1385年王朝間的克列沃協議，1386年，奧里格爾德的兒子和繼承人亞蓋洛迎娶了波蘭女王雅德維佳（Jadwiga）。此時，亞蓋洛成為立陶宛和波蘭兩個國家的合法君主，兩個國家仍保持各自的獨立，也就是共主聯邦。根據1413年的一項安排，兩國今后的統治者均不得由同一人擔任。然而，在1447年這兩個寶座再次被一個人獨占：卡西米爾四世在沒有放棄立陶宛大公之位的情況下繼承了波蘭的王位。不管是共有一位統治者還是各有各的統治者，1385年之后波蘭成為影響立陶宛的主要力量，并且這種影響越來越大。（p.132）

事實證明，對立陶宛來說，亞蓋洛的婚姻影響深遠，它標志著這個國家的波蘭化的開始。為了迎娶雅德維佳，亞蓋洛放棄了東正教而歸依了羅馬天主教，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選擇。他還迫使信仰異教的立陶宛人轉而信仰天主教。神父們自然地從波蘭涌到立陶宛，天主教會成為波蘭影響力的強大據點。（p.133）

天主教會的影響并不局限在純宗教領域，還波及教育、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教會的地產不斷增加，并享有普遍的免稅特權。主教們與大公共議國政，許多因其所受教育而受人尊敬的神職人員都參與了國務活動。（同上）

朝廷和上層社會的波蘭化是最廣泛的。波蘭因其貴族們享有的廣泛特權和自由而對立陶宛地主具有特別強烈的吸引力。西部羅斯的許多地主也波蘭化了，使這一地區原本就不簡單的種族和文化模式更加復雜，并為未來的沖突埋下了新的種子。強調貴族的獨立和榮譽的波蘭的語言、習俗與思維方式，逐漸在立陶宛的生活占據了支配地位。（p.133）

需要強調的是，經過近兩百年的“波蘭化”，立陶宛的上層階級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總體上說他們的發展趨向于形成一個人數眾多的、類似于波蘭貴族（szlachta）的貴族階級，而大地主的地位則相對衰落。（p.133）

三、盧布林聯盟：波蘭—立陶宛聯邦

1569年，盧布林聯盟以聯邦的形式鞏固了波蘭和立陶宛的關系，將立陶宛的波蘭化推向高峰。

盧布林聯盟創造了一個新國家，它的正式名稱是“波蘭和立陶宛大公國王國”，但更常用的名稱是“波蘭—立陶宛聯邦”，而外國人卻常常簡稱為波蘭。（p.134）

1619年全盛時期的波蘭—立陶宛聯邦

關于這個聯邦的性質，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

（1）喜歡這一聯邦的人（這種人不少，而且并不限于波蘭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強調波蘭和立陶宛貴族的聯合階層所享有的獨特權利和自由，這主要涉及將屬于波蘭貴族的“黃金自由”擴展至立陶宛土地上的貴族中。這個聯邦的政治秩序建立在一個擁有許多權利和特權的強大貴族與一個軟弱的國王之上。

行使貴族統治的主要機構，是一個名為“色姆”（Sejm）的議會或會議。借助它，波蘭—立陶宛聯邦推選出國王，也可以對任何王室法令表示反對。

事實上，這個會議的任何單個成員都可以行使否決的權力（這就是著名的“自由否決”），它保護了少數的權利，但也形成了管理上的一定混亂。學者們常常形容波蘭—立陶宛聯邦是一個貴族“共和國”。

（2）批評者則強調這個聯盟中的民族不平等因素。盡管立陶宛與波蘭之間正式而言是平等的，而且保證立陶宛人享有廣泛的自治，但這個新的安排本質上是波蘭的勝利。波蘭王國保有了它剛剛從立陶宛吞并而來的俄羅斯土地，它是這個大公國的整個南邊部分，超過了它全部領土的三分之一，它一些最為富裕的地區也在其中。基輔人尤其怨恨于失去了自治，在波蘭的集權之前（這早在1569年之前就已開始）他們長期享有這種自治。由于每個縣都派兩名代表參加“色姆”，而波蘭的縣比立陶宛多得多，所以“色姆”中波蘭的人數與立陶宛的人數形成了三比一的比例（盡管有著各種規則，包括“自由否決”，試圖減緩這種不平衡）。

盡管正式而言有著寬容的政策，允許這個聯邦內有多種宗教，但波蘭文化（包括羅馬天主教義）成為了支配性和擴展性的力量。總而言之，盡管對立陶宛人有許多保護和權利保障，但波蘭很自然地成為了這個新聯邦中的老大。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尤其重視這個新國家中的斯拉夫人的命運。盡管波蘭的體系給予貴族許多特權，但人口的絕大多數并不享有任何這種權利。（pp.134-135）

這個聯盟以各種形式一直持續到波蘭于18世紀被瓜分（即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為止。（p.134）

四、立陶宛公國的歷史

立陶宛-羅斯公國在語言和種族上將羅斯地區分裂為大俄羅斯（經常被簡單地稱為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

大俄羅斯人逐漸地與莫斯科公國聯系在一起，而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則與立陶宛和波蘭聯系到一起。雖然都始于同一個基輔傳統，但政治上的分離逐漸拉大了文化間的差異。

羅斯東正教會最終也分裂了，在基輔設立了一個總主教來領導立陶宛的東正教。在幾個世紀的分裂的催化下羅斯分裂為大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事實，成為接下來的俄羅斯歷史中的一個重要因素。（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