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澤江

1956年，那時畢節縣只有二中、三中。為解決數萬名小學生上初中難的問題，縣里決定在朱昌區、燕子口區和龍場營區新建中學。

建校時，秉承節約土地的原則，燕子口中學(以下簡稱燕中)選址在燕子口區燕子口公社云臺生產隊的一座石灰巖山頭。

燕子口，因燕子山而得名。據當地燕氏族譜記載，1381年，燕氏先祖燕黔隨明朝征南大軍南征，以千戶指揮使的身份，被派駐守燕子口。元朝時，燕子口地名稱金州，因駐守這里的蒙古軍元帥名阿羅密，故人們習慣叫阿羅密。燕黔見從白刀嶺下來的山脈，象只飛燕，街上這地方就是燕子的口，就將阿羅密改為燕子口。

燕子口中學這里是燕子的右翅膀，距離燕子口街上約1000米。畢節通往四川的321國道和后來修筑的燕子口至林囗公路都經過學校周邊，交通較為方便。

學校采取邊建邊招生的辦法，1957年開學招生一個班，50名學生。那時學校只有三個老師，他們是畢成書(四川人) ，葉祖躍(上海人) ，潘軍平(畢節人) ，潘軍平為學校臨時負責人。1958年又招50名新生，調來老師黃熙然、丁天賦夫妻倆。1959年再招50名，又調羅玉祥、聶宗倫、劉克敏老師到燕中。1960年至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燕中被迫停課；1963年形勢好轉，繼續復課招生。史亮華調燕中任校長，劉近義從燕子口中心小學教導主任位上升任燕中副校長。

建校初始，只在石山腳面對阿羅密壩子處，筑了一間200平米的土墻房，既作教室，又作老師的辦公室兼臥室。為了擴展燕中，從第一屆到我們入學時6屆的學友們，全部課余時間就挖山、砸石、砌墻，將一座約有七八層樓高，方圓有六七個藍球場那么大的石山劈為一分為二，山腳開出一塊平地。1964年建起一個工字型的專瓦結構平房，左右兩廂是兩間教室，中間正房墻壁隔斷是兩間教室。破開的石山中間，形成了一塊不規則的籃球場。

1965年，我考入了燕子口中學，那年我已16歲。

當時，燕中已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初級中學。一年級兩個班，二年級兩個班，三年級一個班。每班50人，在校生約有250名。

學校環境很差，到處是石頭尖尖的小路，一不小心就會被絆倒。出門就是那兩座被前幾屆學子劈成的呲牙裂嘴的石山。這兩山，巖石高聳，擋住了我們的視線，也成了我們除學習以外的主要功課---劈山。

這座石山，全是堅硬的青石。我們入學后的第一次全校集合，史亮華校長就對搬去這石山作了動員，幾十年后我仍記憶猶新。

史校長開始領讀毛澤東主席的《愚公移山》著作，然后講道：“愚公能移走他家門口的兩座大山，子子孫孫挖下去。我們眼前這兩座石山，比愚公家門口的山小多了。愚公一家人能有那個精神，我們這么多人，更要有信心。我們這所學校，建校時就是光石山，是前幾屆師生的挖山精神才有今天學校這個環境。愚公子子孫孫挖山，一代接著一代，我們要像愚公那樣，一屆接著一屆干，這座石山要不了幾屆就會被挖平。抬走這兩座石山，燕中就平坦了，活動就有場所了。到時把校區綠化起來，建起各種體育場，同學們學習、生活環境就會大變樣。”

燕中校區的石山在歷屆學生的努力下，終被夷為平地

史校長要求：“各年級各班，每個星期不得少于4個小時集體勞動---搬山”

史校長號召：“全體師生，除了集體搬山勞動，有空余時間，特別是星期六、星期天不回家的同學，要自覺地積極地主動地搬山，多搬走一塊石頭，就是多貢獻一份力量” 。

搬山勞動，成了我們除學習外的一大任務，也是學校考核各班的一項重要內容。

自從進入燕子口中學，挖山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也是學期評選 “三好學生” 的考核條件。很多同學每天下午吃了晚飯，就扛著鋼釬、大錘，背上背架，端上撮箕，一干就是幾小時，直到晚上11點后。那時燕子口沒通電，有月光的晚上，靠月光照明；沒有月光的晚上，一是用汽燈；二是用柴禾燒起大火照明。毛澤東時代靠的是政治鼓舞，靠的是政治精神，靠的是人的積極性，沒有一分錢的補助，沒有一份實在的獎品，最實惠的就是老師的口頭肯定，最大的榮譽就是全校點名時校長的表揚。

搬山中，經常受到學校表揚的同學，有劉崇高、王明康、薛朝雙、申慶光、陳家畢、呂開祥、孟性本、穆永安、張家英等。

我呢？從小體質差，力氣活很少干。不行也得干，態度很重要。力氣大的同學，用大錘砸開石頭縫，再用鋼釬去撥，一塊塊取下。力氣小的就用背架背，或用撮箕抬。像我，甩不開大錘，也提不起鋼釬，背不動背架，只能抬撮箕。

抬撮箕也不輕松，每撮箕石塊都有二三十斤，要走一百多米，將石塊抬到山腳砌石墻。砌墻是一門技術活，一般人是干不了的。下基腳石主要靠請當地石匠，也是義務工。云臺生產隊的楊治榮，魏思清等，是長期義務支援學校砌石墻的干將。

我雖力氣小，但也不能偷懶，也想表現。有時周六，為了搬山勞動，只得忍著對父母、弟妹的惦念，參加到搬山勞動隊伍中，把周六和星期天貢獻給了學校。

因救馮選錄同學，我還受到學校的表彰。

那是一天下午，一(二) 班安排勞動。黃剛倫、薛朝雙、申慶光、何大昌用鋼釬撬一塊大石頭。個子很小的馮選祿見幾個同學撬不動那塊石頭，就上去幫忙。誰知那塊石頭只差一點力，馮選祿一上，力量就增加了。薛朝雙他們不知馮選祿上去，仍使老力，一下石頭分開，將幾個人甩出幾尺遠，馮選祿被鋼釬壓住，大喊：“救命！”我一看，也沒多想，幾步竄過去，用力抬起壓著馮選祿的鋼釬，馮選祿從鋼釬下爬了出來。羅老師趕快叫同學們幫我抬著鋼釬，穩住了搖搖欲墜的大石塊，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的發生。

別說，這搬山勞動，把我們一個個鍛練成棒棒的體質，使我們今后有強壯的身體投入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

當然，我們在燕中的主要任務，還是學習。

別看燕中如此簡陋，她負責招生的區域卻是畢節縣9個區，約30萬人口的廣大地區的高小畢業生。人們習慣性將燕中稱為下半縣中學。

1965屆時，燕中編制是，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史亮華；副校長：劉近義；教師：羅玉祥、聶宗倫、付舉元、陳旭東、劉克敏、張道輝、伍宏構、楊昌良、丁天賦、黃熙然、師孝純、冒正林、楊昌達、翁家烈，后又從大學畢業生分配來了丹玉友。

一年級一班在左廂房，二班在右廂房，二年級兩個班在正間房里，我被分到一（二）班。

我們班主任是教數學的羅玉祥老師，語文老師聶宗倫，物理老師師孝純，歷史老師陳旭東，化學老師付舉元，體育老師張道輝，音樂老師丁天賦，政治老師劉近義(兼)。

燕中雖很艱苦，老師們確非常敬業。從早到晚，老師都和同學們一道，上課、輔導、勞動。那時風清氣正，老師們都一心一意撲在教學上，巴不得每個學生都成為棟梁之材。當然，老師們的教學水平有高有低，教學能力有深有淺。教得好與差，學生是完全有識別能力的。老師講得好，學生學習就有興趣；老師不會講，學習尤如嚼蠟。

我特別喜歡聽語文老師聶宗倫、數學老師羅玉祥、物理老師師孝純上的課

聶宗倫老師講課講得深入淺出、活潑風趣。在上文言文課時，他知道學生們對文言文難以理解，就做了很多卡片，把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讓學生們既學到文言文知識，又增添了學文言文的興趣。

在講古詩詞時，聶老師沒有按詩詞照讀照教，而是先介紹作者，然后講詩詞的時代背景和詩詞中的故事。

聶老師教語文，不死板，很活躍。教寫作文，很接觸社會，很接觸實際。一次他安排作文，出了道“我的父親母親” 的題目。他首先講：人人都有父母親，但其身處社會地位不同，人的性格脾氣不同，生活環境不同，因而要把握父母親的特點，將父母親平時的點滴活動寫出來。

按照聶老師提示，我先擬出題綱，著重寫我父親堅韌不拔的精神，寫我母親勤勞、賢德的品質。我的這篇記敘文寫得情深意重，中心思想突出，結構分明，用詞恰當，深得聶老師贊賞。聶老師給我評96分。并在全班講評。他說：“學文科，一定要掌握文章的中心思想，運用的事例不能脫離這條主線。澤江同學將這條線貫穿其中，就象用一根線串起了若干顆珠子。珠子一顆一顆是單獨的，但一串起來就是個整體了。”

那時我特別喜歡作文。一天，燕中接到區的指示：組織全校師生幫助云臺大隊滅蟲抗災。

云臺大隊就是我們學校所在地。大片大片的苞谷苗被蟲吃光葉子，一棵棵苞谷苗像竹刷子立在地里。因國家很窮，大隊無力購買大量的農藥，只得靠人工捉蟲子。

我們班分到阿羅密組的20畝苞谷地滅蟲。聶老師對大家說：這是一次大活動，各自要在滅蟲中注意觀察，特別是每個人在滅蟲中的表現，完成任務后，寫一篇日記。

對聶老師交待，有同學記在心里，留意觀察；有同學馬虎，沒往心里去。

一到地里，遍地玉米苗上都是大個大個的蟲子，有的女同學被這蟲勢嚇得哭泣驚叫起來，哪還敢去用手捉蟲？

學校為我們每人疊了個紙盒，自己制作兩只筷子樣的竹條。用竹條夾著蟲子放到盒子里，滿一盒，倒在大桶里，統一挖坑深埋。

滅蟲抗災干了幾天，圓滿完成了區委交給我們的任務，過了幾天，被蟲吃得只剩一片干枝的苞谷苗，重新發出了新苗。

抗災結束，學校在各年級統一布置了作文題：滅蟲。由于事先聶老師提醒，

我思想上有了準備，以夾敘夾議的筆法，寫蟲災的發生，上級的號召，學校的重視，同學們的表現，全面反映了我們滅蟲抗災的經過。文章寫實，記錄有敘。

我的作文被學校列為范文，在各個年級講評。聶老師作為我的語文老師，是非常高興的，他要求我們全班：“像余澤江同學學習，練好寫作基本功，將來為傳承中華文明作出貢獻” 。

后來，我能在文學上有點成就，關鍵是在燕中打下的基礎牢實，是聶宗倫老師的教學有方。

我的數學在小學時不算好，到初中后，就有些跟不上趟。羅玉祥老師多次找我談話：“澤江同學，作為學生，不能偏科，要各科成績并進。考高中、考大學那是整體成績總合，單科是不能被錄取的。必須各科都齊頭并上，這才是好學生” 。

羅玉祥老師的諄諄教導，使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各科成績追上去。我以笨鳥先飛的態度，上課認真聽講，認真作好筆記；下課不浪費分分秒秒，抓緊復習功課，整理筆記。實在弄不懂的，就找老師和同學求教。

功夫不負有心人，初一上學期考試，我各科成績都取得優良成績，作為“三好學生”，獲得獎狀，受到學校的獎勵。羅老師鼓勵我：“這樣學下去，考高中、大學是可能的”。聶宗倫老師則斷言：“孺子可教矣！”

寫在燕中的這段經歷，不得不記敘我們的生活。

我們進入燕中后，即脫離了農村農業戶口，轉為國家供應糧食。中學生每人每月供應24斤糧食，百分之八十為苞谷，百分之十為雜豆，百分之五為面粉，百分之五為大米。一斤菜油，半斤豬肉，三斤豆腐。學校統一開伙，學生每天生活費0.08元，中餐4分，晚餐4分，一個月2.4元。就這么點錢，多半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還吃不起，我就是其中之一。

學校有250名學生，廚房里就兩個炊事員，一個老熊，快退休了。另一個是從朝鮮戰場上下來的傷兵，姓羅。在上甘嶺戰役中，他腦子被震壞，經常腦震蕩發作。舊傷一發作，就會隨處倒地。

羅老兵的脾氣很暴燥，經常和學生吵架、打架。他很不講衛生，蔬菜用一個耙子隨便在水池里耙幾下，就放在鍋里煮給我們吃。那菜里不是有蟲子，就是滿口泥沙。學生們很有意見，多次找史校長反映，但因羅老兵是抗美援朝戰爭負傷的，是國家正式工人，學校拿他沒辦法，只好勸告學生們“將就點” 。

一天下午飯，申慶光同學打菜，菜中竟有一托屎。是人屎？豬屎？反正是屎。申慶光就在廚房與羅老兵吵起來，羅老兵不僅不接受批評，還用大勺子挖申慶光，把申慶光額頭挖個坑，鮮血汨汨。同學們都站在申慶光一邊，有的罵，有的操起廚房家什，和羅老兵干起來。

這下惹起事來了，史校長率老師們來到廚房拉架。學生們聽老師的招呼，放下手中家伙。但羅老兵發起飆來：“老子在上甘嶺，美國兵都不怕，還怕你這些小雜毛？”操起一把大菜刀，就追著學生們砍，追得學生們東躲西藏。

史亮華校長見控制不了局面，打電話向區公所報告，一會兒公安特派員李元勛帶幾個民兵趕到學校，又哄又嚇，好不容易才穩住羅老兵。

廚房里年紀稍大點的老熊，責任是做飯。老熊也很邋遢，他又愛好抽葉子煙。做飯時總刁著煙斗，一邊抽煙一邊上飯在甑子里，煙灰就掉在飯里，他熟視無睹，像沒看見一樣，長期如此。那玉米面混合著煙灰，一般看不出來。學生們批評他這種習性，他只是一笑了之。

一次，我打了飯，發現飯中有一托黑色的東西，一聞，大股土煙味。我將飯端去找老熊。老熊見了，不當一回事地說：“土煙是消毒的”。我說：“那你就吃吃這飯給我看看？”他將我打的飯倒進他的飯碗里：“我能吃”。另給我重新打了一碗。

學生們對老熊和羅老兵做飯菜不講衛生很有意見，學校多次向上級反映，在我們初一下學期，調來一位轉業軍人到學校任炊事班班長。這個班長姓楊，一表人才，一身戎裝，整整齊齊。但是，面對老熊和羅老兵，他一籌莫展，英雄無用武之地。炊事班照樣邋哩邋遢。

莫以為這種伙食無人問津，其實還要家里有點家底的學生才享受得起。我家日子也艱難，有時一月給3元，有時給5元生活費，這就是說，我一個月有10至13天是吃不上學校的飯菜的。

人，總是逼出來的，也總得想方設法活下去。

我采取勤工儉學的辦法，除學習和學校集體勞動的時間，就加班加點為道班上敲石頭、為公路邊的樹刷石灰漿。1965年第一個寒假，我沒回家，跟著燕子口郵電分局的工人董永中，沿321國道，清除電話線上的積雪積冰。郵電局按每天0.12元付給我小工費。一個月下來，就得了3元多。

與董永中去打冰，那只有冬天才有的活計，平常不可能不吃飯。我就利用星期天到白石街煤礦去當煤工，挖煤炭賣，換幾元錢交生活費。

為了多掙點錢，我堅持為道班上敲碎石。每晚下了夜自習，做完當天作業，我都要借著月光敲石頭，兩三個月可敲一方碎石，能從道班領取3元勞務費，這樣積少成多，新學期開學時所交的學雜費，我再也不向父母伸手了。

窮人的孩子就是這樣。

初一下半學期上了一段時間的課，四清工作組進校，強行奪了學校領導權，也不讓師生好好上課了，只要求學生們寫大字報揭批老師們。我們被搞得六神無主，不知所以。

校長史亮華是個工農干部，看到學生們陷入這種狀態，痛心疾首，又不敢公開反對工作隊組織大家寫大字報。就去找區委，說：“學生們生活太差，請求區委批準學校去老道山墾荒，走南泥灣之路，種點糧食彌補學生口糧不夠吃的實際”。區委知道史亮華的用心，就行文批準。

“四清”工作隊不答應，說這是不讓師生搞階級斗爭。在區委調解下，駐校工作隊張隊長和史校長都作了讓步：工作隊把三年級學生和一二年級的運動骨干分子留下，繼續揭批教師隊伍中的“階級敵人” ；一二年級大部份學生和部份無問題的教師到亮巖公社和峨峰公社交界處的老道山開荒墾地。

大概在1966年5月中旬吧，學校在籃球場集合。留下來的師生歡送去老道山勤工儉學的勞動大軍。我們早兩天就被派回家，帶鋤頭，砍刀，撮箕等勞動工具。按照安排，我們去老道山的人，除了行李，生活必需品外，每人身上都扛著一兩件工具。

隊伍在“歌唱南泥灣”的歌聲中，以班為單位列隊出發。“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我們盡情地吼呀，唱呀，打呀，笑呀，鬧呀。可是，有誰知道，從此我們就再也沒有回到教室里正規地上過課了！

老道山離燕子口中學30多里路程。我們背著行李、工具沿321國道，頂著冷颼颼的寒風，前進！

到達老道山腳的盤龍寨，我們小組10人被安排睡在一戶姓謝的牛圈樓上。牛圈中喂養兩頭牛兩頭豬。牛糞豬糞臭氣直往上沖，熏得我們惡心。牛圈樓上幾根木棒擔著，放了一些苞谷桿，我們把草席鋪在苞谷桿上，就成了睡覺的床鋪。一不小心，就會滾到牛圈里。記得第一晚上，住在石姓人家牛圈樓上的一女生，就從苞谷桿逢中滑下牛圈，與豬牛同舞，搞得一身的牛糞豬屎，給大家當笑料了好長時間。

學校伙房炊事班也跟隨上了山。生活比在學校時每人每餐加一兩糧食，當然只能是苞谷飯。菜湯比不上在學校，這里離市場遠，只能吃洋芋或山上的野菜。大多數時間是鹽水下苞谷飯。

第二天一早，我們的隊伍跟隨帶路的當地農民，往山上攀登了三四公里，才到我們的南泥灣----老道山。

老道山，地處燕子口區亮巖公社、峨峰公社之間，與清水鋪區耿官公社、生機公社，林口區的柱中公社比鄰。是畢節縣8座名山之一，幅員數百里。

老道山，故名思義，是老道士修練的地方。

老道山有許許多多的傳說，每個故事都令人興嘆。

由于老道山是四五個公社交界，有上萬畝荒山，山上很少有大樹，主要是灌木林和山茅草，土質肥沃，地勢平緩。燕子口中學是縣直接領導的學校，招收下半縣的中學生，學生最多的又數燕子口、林口、清水鋪三區。老道山比鄰三區對燕子口中學開墾老道山，作為學校生產基地，都持歡迎態度，所以我們得以到老道山墾荒種糧。

啊！多么廣闊的老道山。高山頂上顯出一片遼闊的草原，起碼有幾千畝，一眼望不到邊。野草有一人多高，密密實實，連人都走不進去。灌木深深，野雞野免不時奔出。鋤頭挖下去，黑油油的土壤翻出來，像要冒油。

學校將學生們編成組，一組劃一片開墾。進度快的組插上紅旗，達不到一天開墾量的組插白旗。雖然生活極其艱苦，師生們還是干得熱火旺旺，干勁沖天。

墾荒。天晴時還好干，一下雨就害苦了我們，割下的草燒不燃，只能堆碼成垛；鋤頭挖下去不著力，泥士粘在鋤板上逮都逮不動，進度非常緩慢。學校只得每天5點鐘就把我們叫起來上山，中午由炊事班送飯上工地，晚上七八點鐘才收工，常常把我們餓得心慌，累得脫氣。

我們在老道山墾荒

我們就這樣在老道山干了兩個多月，成片成片的草原被我們開墾出來。為了短平快獲得效益，開出的土地，馬上被種上洋芋，撒上菜籽。史校長說：等1966年9月1日新學期開學后，學校食堂就不用買菜了。

我們艱苦中盼望著豐收！

1966年8月底，學校接到縣教育局通知：“停止開荒種地，讓學生回校參加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汪小川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這是政治任務，誰也不敢違抗。我們看著自已開墾的老道山黑土地，依依不舍地離開了老道山。

從此，我們進入了動蕩的歲月。

從此，我們再沒進過燕中教室。

從此，我們也失去了學業、失去了上高中、考大學的夢想

雖然，我們在燕中學習的時間很短，但是，那里曾經是給我知識的課堂，那里是奠定我三觀(人生觀、世界觀、志向觀) 的圣地，那里是鍛練我強壯體魄的場所。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不管在云南邊防，還是在南京古城；不管在軍營，還是在城市工作，無時無刻不縈回燕子口中學。只要我回到故里，都一定要去燕中看看，走進校園，縈回那一去不復返的歲月，憶想老師們親切的容貌和同學們稚嫩的笑臉。

燕中，是我一生魂牽夢繞的學校。

余澤江寫于2022年11月

作者簡介：

余澤江，蒙古族，大專文化，中共黨員，貴州省畢節市人， 1968年11月入伍，在部隊歷任戰士、衛生員、政治干事、指導員、師政治部戰地新聞報道組長、昆明陸軍學校政治教官。1985年4月轉業地方，歷任主任；局長、黨組書記；市(縣級)政協秘書長；市人民政府督導員。一生以爬格子為己任，著有長篇小說《三節草》、《惜別鳳頸橋》；記實文學《淬煉年華》、《山路彎彎》、《賢妻》、《有故事的人生》等；編著《七星關區史志人物選》、《密林一三九》等大型文獻；成書有《澤江獲獎作品選》、《澤江散文集》等作品。2009年退休，現居住畢節市七星關區麻園社區。

統籌：劉禹涵

責編：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