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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龍玉環

票務同事來通知演出取消的時候，邵琦正在劇場舞臺上和其他演員聯排晚上的劇目。原本半小時后化妝師過來上妝，7：30帷幕拉開，他們將為臺下幾百名觀眾演一場兩小時的喜劇。

但現在，演出取消了。

邵琦不覺得意外，反倒是心里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她是開心麻花天津分公司的演員，今年以來，演出取消成了“家常便飯”。下午1點進劇場時，她和同事還犯嘀咕：市里又有新增病例了，今晚的戲還能演成嗎？但票已經開了，目前還沒有接到明確通知，大家只能照常準備著，在演出前最后“走”一遍戲。

| 邵琦和同事們在舞臺上演出（供圖：受訪者）

當接到通知，確定晚上不能演，邵琦和同事們還是把戲走完，然后各自回家。

邵琦以為過幾天又能回到劇場——就像這半年里多次經歷過的，停幾天半個月就重新開演。但這次一等就從9月1日等到了11月4日，從穿短袖等到了穿大衣。

“1月份就演了幾場，2-4月公共文體場所暫停營業，6月又停了半個月，如果11月和12月能好好演的話，我們今年攏共也就演了半年。”

不只在天津，每個城市的劇場人，都面臨演出隨時取消的困境。

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數據，今年1-3月全國取消或延期的演出場次約9000場，占一季度專業劇場、新空間演出總場次的30%。一季度演出場次較2021年同期降低25%以上，票房收入降低35%以上。

生存問題像一座大山，壓在演員、導演、劇場老板、投資方的身上。

流浪與遷徙

“排練廳去不了了，附近有疑似病例不讓聚集，大家在原地靜候等待通知。”去排練路上的大驢收這條消息時，“感覺自己像一條被打回原形的、無家可歸的流浪狗。”

那是10月13日，離她參演的舞臺劇《兩京十五日》首演還有3周。演出長達3個小時，大量文言臺詞，20多個演員身兼170個角色，排練時在排練廳日走3萬步都是常事。

| 劇組排練中（來源：受訪者）

在路邊傻站了一個小時，大驢收到了消息說去另一個排練廳。20多人帶著道具到了新排練廳，也被拒之門外，只能再換地方。3小時后，終于找到一個勉強容納劇組演員的音樂劇排練廳，一群人騎著共享單車趕過去，擠在里面排練了兩天。

疫情爆發第一年，大驢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很長一段時間沒找到工作。后來零散演過影視劇、拍過商業廣告，但站上戲劇舞臺，這是兩年來第一次。

11月3日，合成演出結束后，她發現自己回不了家了，住處所在樓棟有個“密接”，樓被鐵皮圍上了。她只能在朋友家寄宿幾天。

戲劇圈內人會自嘲是“戲劇民工”，沒錢還辛苦，大驢更愛把自己比作“流浪狗”，沒戲演時找戲，沒場地排又找排練廳，排練完不能回家又找朋友借住。

跟大驢一樣，朱芷秋演戲的日子也時常中斷。2020年底，她從英國碩士畢業回國，成為了一名音樂劇演員，但她沒有簽約劇團，而是自己接演出，沒戲可演就是失業。

2021年她演了好幾個戲，但今年上臺的次數都不多。

年初，她加入了音樂劇《唐朝詭事錄之曼陀羅》團隊，在北京排練了3個月，這部戲定于4月8日在北京首演。

3月底，劇團正準備把服裝和道具發往北京，上海全城“靜默”，首演隨之取消，后面上海的巡演也取消了。

演出取消后，劇組不再負責酒店住宿，但朱芷秋又沒法回上海的家，就背上行囊開啟了多城“流浪”的生活，先后去了重慶、云南、南京。

上海封控期間，朱芷秋主副業的收入來源全都中斷了，到南京后不久，她發現自己的積蓄快要見底，只剩流浪前的十分之一，從日結的酒店搬到了朋友家。日子一天天過去，上海還是不能回，她不好在朋友那住太久，就和另一個演員朋友去海南合租了一間月租2000元的公寓，自己買菜做飯，直到7月才回到上海。

| 朱芷秋在海南和同行排的舞蹈作品劇照（供圖：受訪者）

首演推遲到9月，在南京。團隊聚在鹽城復排了一次，但臨到演出，又被取消了；11月在長沙又復排了一次，11月11日，朱芷秋終于在長沙站上了舞臺。

“今年比去年更絕望，去年大家覺得再撐一撐，熬過這一年就好了，但今年比去年更慘，徹底大跳水。外部環境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信心的消失，有一種望不到頭的感覺。”

戲劇是個高競爭的行業，沒戲演也不能松懈，否則很快會被市場淘汰。很多同行在上海小劇場逐漸恢復后拼命接戲，朱芷秋也在積極面試并調整心態，“會有壓力，也會和朋友傾訴，但大多數時候它就是無解的。”

急轉直下

戲劇演員可以待業，而有團隊要養的劇場老板們，一刻也不敢停，沒有“等待”這個選項。

11月19日早上7點半，李思遙醒了，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北京健康寶看有沒有被彈窗，果不其然，在要去北京的當天，還是被彈了。

2012年，李思遙在銀川開了戲劇工作室。今年，工作室的木偶劇《奶奶的詩》入圍了“北京故事”小劇場劇目展演，受邀于11月28、29日在北京鼓樓西劇場表演兩場。

| 木偶劇《奶奶的詩》（供圖：受訪者）

演出團隊抵京需隔離一周，為此李思遙團隊已經做好了所有準備，訂酒店、車票，打包行李、道具、布景，每天看碼、申訴，甚至想好了應急方案，如果某個成員去不了，就臨時在北京找人替代。但沒想到是作為負責人的他，最后一天被彈窗了。

他知道申訴的希望不大，馬上和主辦方商量能不能改期，但場地方空檔期只有和原定日期很近的兩天，成行可能性小，只能放棄演出。

李思遙安慰自己，至少道具還沒發走，不然又是一筆損失。之前也遇到過因為防疫消殺，道具沒按預計時間到劇場而無法裝臺的意外，“總之這三年的每一天，都非常驚險。”

三年前的李思遙，沒想到過工作室的發展，會如風箏一樣急上急下，而那根線并不握在他手里。

2019年10月，他創辦的“遙劇場”經過幾年的發展，逐漸有了名氣，受邀以低價搬進當地繁華的商業體——環宇天地，面積從之前的200平變成400平，有130個座位。

| 觀眾在劇場（供圖：受訪者）

12月，遙劇場引進的英國兒童劇《小小云先生》，8場收獲了十幾萬票房，上座率接近90%，“創造了民營小劇場的奇跡”。李思遙和團隊都被鼓舞了，準備大干一番，疫情來了。

原本一年有五六十場演出，現在一年能成功演出的只有10來場，票房收入完全不足以支付場租和團隊工資。

今年9月，李思遙在銀川舉辦了一年一度的兒童戲劇節，排期是到10月結束，但還剩最后一個演出時，銀川有了疫情。只有戲劇節全部完成，贊助商地產公司才能付尾款，而現在完成的日子遙遙無期。前期的籌備都是工作室墊資，請其他演出團隊的錢也不能一直拖，只能再次墊付，資金壓力巨大。

團隊也從12人減少到了7人，離開的人里4個都轉行了。因為3年合同到期，商場要漲租金，遙劇場也從商業體搬入了街區，面積減小了100平；公司合伙人經營的一家livehouse，疫情之前一年演出上百場，今年也關掉了。

| 遙劇場搬進街區（供圖：受訪者）

“這三年一直茍延殘喘，但做了這么多年，也放棄不了，只能就這么熬著。”

李思遙目睹不少小劇場關門、戲劇導演轉行，他經營的遙劇場是寧夏存活最久的、現存唯一一家民營小劇場。地處西北，人口少，文化土壤不如北上廣肥沃，他堅持了好幾年，投入大量精力、做賠錢演出，吸引觀眾走進劇場，很不容易，但現在想起來他覺得也是一件好事，“如果沒有那7年的基礎、自己一點點培養起來的市場，也根本扛不過來這三年。”

但幸運兒總是少數。2020年1-7月，有13198家演出、演藝公司注銷或吊銷；2022年4月28日，創立14年的舞團陶身體因“無力承擔團員工資等運營成本”計劃解散；當天，楊麗萍的《云南映像》演出團隊也宣布解散。

劇場人還要等多久，還能堅持到什么時候? 沒人能回答。

自救求存

“之前沒有負債，雖然凈利潤也不多。但現在是有銀行貸款的。”盡管經營情況不好，李思遙也不曾停發或拖欠過工資，即使員工大半個月被隔離在家時也是如此，“我當時以為會走得一個不剩，但是既然有留下的，我就要對他們負責。”

不想節流，就只能開源。演出場次少、不確定性大，李思遙和團隊成員把更多時間投入戲劇創作之外的事——給人定制商業活動，寫戲劇教育的教材等等。如果有演出邀約，不管扣除交通住宿費后的利潤有多薄，他們都會去，能賺一點是一點。

努力沒有白費，公司的負債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二，李思遙在死磕中看到了希望，“戲劇不是個能賺大錢的行業，大家都是靠情懷和熱愛在支撐著，我覺得熱愛可以戰勝一切。”

李思遙團隊本來要去展演木偶劇的北京鼓樓西劇場，在2020年初也遇到生存問題。鼓樓西劇場是一家民營劇場，成立于2014年4月，團隊出品過《枕頭人》《麗南山的美人》等多部叫好又叫座的劇目，但在六周年之際，疫情來了，劇場關閉，巡演也面臨危機。

每年4月都會過的周年慶祝，在那年變成了微信公眾號上一篇《如果劇作家幫不了櫻桃園，請讓劇場試試》的櫻桃預售廣告。“櫻桃園”是劇作家契訶夫的名篇，也是鼓樓西劇場大廳里小書店的名字。

賣櫻桃自救得到了許多觀眾的支持，4個月后，鼓樓西劇場重啟演出季。2021年5月，櫻桃又熟了，但今年劇場已經能靠演出收入正常運轉，不再需要櫻桃來度過難關。劇場將義賣的利潤都捐給了一個公益基金會。

小劇場、劇團想各種辦法維持生存，做戲劇引進的演出公司們也開始轉型做原創劇目。

制作人于婷婷今年因為兩部原創劇目忙得連軸轉：改編自作家馬伯庸同名原著的話劇《兩京十五日》和日本四季劇團音樂劇《天生一對》中文版。疫情這幾年，她的工作內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她所在的公司四海一家之前主做國外劇目引進，也負責一些國內歌舞劇團項目的演出運營。但疫情之后，海外項目進不來，國內項目運營成功后有的會減少合作，公司處境很被動。于婷婷就開始自己出品制作劇目，掌握主動權。

| 劇目排練后臺（供圖：受訪者）

工作內容變了，環境變了，于婷婷要操心的事多了很多，特別是今年，隨時關注演員有沒有被封控，下一個巡演城市需要提前多久過去、進劇場的要求是幾天幾檢，現在有沒有疫情，過幾天會不會有，可以開放多少座位，票賣得怎么樣，“今年不是最艱難的一年，卻是最沒有規律的一年，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么。”

雖然疫情第一年對演出行業影響很大，但是什么時候不能演都是確定的、有規則的，可以演的時候上座率基本是100%。而同樣場次的演出，在今年，因為開演前的延期或取消，演員的提前入住或滯留費用，隱形成本會增加很多，“你沒法準確判斷哪一站能演還是不能演，每個地方都不一樣，所有的事情都處于無序的、失控的狀態。”

這種不確定性讓觀眾的購票習慣發生了很大變化。于婷婷觀察到，除了那些名聲在外的劇，觀眾會提前買票，原創新劇目的巡演，觀眾不太會提前很久買票了，會觀望這場戲到底能不能演，等演員都到了這座城市、開演前三四天，才會去買票。提前開售的早鳥票有票房保底的作用，但現在這個風險也只能由演出方來承擔。

于婷婷見過很多行業里原先經營得很好的私企，這幾年都很困難，有的甚至倒閉了，但也有不少企業在這幾年吸引了很多外部投資，她今年做的兩部劇口碑票房也都不錯，“機遇與挑戰并存吧，我們一直是抱著希望在前行。”

在沒有演出時，一天只有200塊排練費的戲劇演員們，也在用各自的方式養活自己。

朱芷秋2019年在倫敦上學時，曾在百貨公司兼職，那時開始做買手。她也想全心演戲，但只靠演音樂劇的間斷性收入，沒辦法支撐生活，就一直做著，今年還和朋友一起在上海靜安區開了間賣二手奢侈品的店。

| 朱芷秋的中古工作室（供圖：受訪者）

大驢從大學時開始兼職做模特，11月17-20號她本來要為下一站演出排練，但因為疫情管控升級而取消了，取消當天，她接到了一個活，800塊，雖然比2018年在校時的價格低了很多，但她想著，排練少賺了800塊，做模特賺到了，不虧。

她身邊的同行，絕大部分都有副業，有人在培訓機構當表演老師，有人當副出品人或執行制片，有人去影視劇客串角色，也有人跟她一樣當模特——反倒全職進組演戲才成了不正常的事。

今年4月，她和一個好朋友搬到了一起住，當天有幾位同行過來暖房，有經紀人、導演、演員，但所有人當時都待業，舉杯時大家說了一句，“希望我們再也聚不到一起。”

走進劇場

戲劇導演賴聲川曾說，“劇場的絕對魅力，在于它的現場性。它的浪漫在于，它是生命短暫與無常的縮影。”

大驢曾在散場后和路邊的觀眾聊天，問他對戲的評價，對方說得很專業。大驢問是不是藝術專業的，他說不是，是學金融的，只是單純愛好戲劇，隨后又補充了一句“劇場是避難所”。這句話大驢一直記著，不止是對演員，對觀眾來說也一樣，沉浸在一場完整的戲里，好像生活一切如常。

首場演出結束后，男主演有些哽咽，想和觀眾拍個合照。大驢很喜歡那張照片，“好像不太會感覺到疫情下人們的高壓和高危感。”

| 《兩京十五日》首演后的大合照（供圖：受訪者）

能站在舞臺上，邵琦每一天都覺得很開心。只要演出能開，就有觀眾。有的人看過很多遍，還是每周都來。演員和觀眾更像是因話劇而認識的朋友，觀眾能記住演員的名字，演員也記得常來的觀眾的昵稱。“大家壓力大的時候，也會希望兩三個小時沉浸在戲里，想快樂一點，也跟人親近一點。”

李思遙過去為培養觀眾所付出的時間與成本，也沒有白費。如今，只要能演，不僅新觀眾在源源不斷走進劇場，老客的留存率也很高。“以去年的演出來看，基本上80%的觀眾都還在，每場演出臺下的觀眾大部分我都很面熟。”

大驢用了兩年時間，才擺脫身份認同危機，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演員；李思遙也不再像2019年時做3年5年規劃；邵琦也知道行業競爭激烈，也許自己以后能演的角色會很少。

但，只要還有一個觀眾走進劇場，他們就會拉起帷幕，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