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從救人到被救的地位轉變

龔鵬程

（2022年11月3日臺灣中央研究院主題演講）

一、緒論

士，歷來都視為四民之首。士皆讀經治經，為經生。王充認為其杰出能文者才叫文人。清代，這種士階層的內部高下之分，已發生變化。經生地位漸與文人爭勝，文人也因崇經拜經而欲兼擅經師之名。

另一種變化，是士本來不同于農工商，只謀道，不謀食：“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可是宋朝以后士人生計愈發艱難，山谷已云“家貧只以官為業”，后來則普遍以仕途為正途，謀道變成了謀食。

清朝更異化（dissimilation）之，為了謀食，可仕可不仕。仕得官熱，可以鐘鼎美食、交際應酬；若僅得冷衙門，則修書、研經、撰文。實在支持不下去，乃棄官不仕，自為醫卜星相、農工商藝，流浪江湖以茍全性命。

不論是異化為功名利祿之徒，或異化為升斗小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士階層顯然已松動離散（diaspora）了。

離散當然有流動之意，但流民卻還不足以說明士階層的離散。本來流民、流盜、流寇都因飢起；清朝大量文人、經生之流浪求食，當然也因為飢。可是經生和文人雖常棄本鄉卻往往不棄本業，甚至三餐不繼而著述不輟。

這看來是謀食無方中仍有虛弱的謀道執念。但這經史著作和辭彩文章，其實也是他們仍能活下去的憑借及希望。《史記·張儀列傳》曾描述張儀被楚相“掠笞數百”，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士人只會讀書游說，固然令其治生困難，但讀書游說同時也是他的“舌“，是唯一可倚重的資本、翻身的憑借，輕易不會放棄。

所以這不是謀道的執念，只是虛懸理想或招牌、亦不放棄士的身份認同而已。

道光以后，連這一點都漸漸不能維持。文士經生，或以士的身份為玩物，猖狂乞食，如龔定庵父子；或游幕經世，奔走于士官階層與民匪之間，如包世臣；或復古、頌圣，悠邈海國，以自謀生路，如魏源。雖游行取食彷彿如故，但行詭道、出權奇已漸多，“本業”亦大受沖擊，經學散及佛道、史地溢至邊疆與域外、眼光也漸次下移于民氓。

因為文士經生已經是民氓了。建安元年，鄭玄自徐州返回高密，路遇黃巾數萬人，知是鄭玄，都伏地而拜。到太平天國時，哪還有此事？打砸孔廟、書院、名儒祠堂，經生經師都只能隨百姓逃命，遭遇且比老百姓更慘。

洪揚之亂十五年，然后又是捻亂、晉陜甘回變等等。這期間，文人經生不是廣遭涂炭，就是投身軍旅，完成了身份的轉型。另一部分，則是到開埠的洋風城市里學著做寓公、買辦、報社商社老板和記者編輯，參與了近代的傳播大革命。

二、清代經生的性質：文士通經

清朝學術史，自梁啟超、錢穆以來，已有的基本匡廓和學術主線，已被描述為一個經學時代：清初顧炎武提倡經學、閻若璩辨尚書、胡渭辨易圖之后，乾嘉既是政治的盛世，也是經學盛世；道光咸同，承其風氣而漸有新變，但不是變弱了或要改掉了，而是更深入地要以經學介入時事；同時乾嘉所重“漢學”主要是東漢，這時就還要上遡西漢，進而求索先秦乃至孔子。光宣時期，繼此風習，經學與其樸學方法甚至還延伸進了民國，影響著胡適一代人。

在這樣的經學時代，學者當然主要是治經，成為經生。但史學、諸子學、小學，其實也都是經學（或經學的一部分、或其延伸……）。理學或“宋學”成為較次要的部分、潛流、反抗力量等等。

這是我們學界的基本認識。百余年來，循此考察，弋獲實多。

但發現的眼光同時也變成了遮蔽的布幕。比方詞章，在此框架中如何安身？

從姚鼐到曾國藩，都曾以詞章、義理、考據統括學問格局，可是我們現在只說考據一邊的事，義理都難得顧上了，誰還理會詞章？

經生，大抵也能作詩且常作，錢大昕“微茫云水自萋迷，平遠山光入望低。唱罷竹枝帆盡落，孤篷殘夢尚湖西”，才情就很不弱。王念孫也有《丁亥詩鈔》，惠棟則甚至還注解過王漁洋呢！但研究清朝經學的人往往不知道這些。

詞，意內言外，多公羊學及漢易之緒余，現今又有誰能來講講？

駢文、律賦，清朝更都有起衰復興之盛，所謂經生，如阮元、孔廣森、洪亮吉、凌廷堪等，多是此類陣營中之大將。可惜梁啟超、錢穆、胡適諸君于駢文、律賦等亦皆不識之無，無法討論，后學也就嘿默不能言語。因為拼湊文獻，考來考去不難，而詩、詞、駢文、律賦、對聯等，現代學者對之卻有隔行如隔山之憾。

這不是說漏掉了某些部份，補充補充就好，而是整個主線和性質的問題。

早在2000年我參加揚州學派研討會時，就反對用乾嘉學派或其分支來定性揚州，因為揚州剛好是“博學于文”的典型，是文人而喜歡并擅長經學，故治學方法、研究范圍、精神意趣、人生態度、生活方式都跟考據家不同。從大局看，這種類型其實比樸學考據更為重要，也更普遍。因此我建議翻轉過去的思路和套路，改由“博學于文”去理解清朝經生。

可惜，習慣并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這些年來似乎只有蔡長林《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等少數人與我呼應；所以我2008年又出版了《六經皆文：經學史/文學史》一書，希望大家再多想想。

三、文士經生，艱難的自我定位

既然文士通經說經，則所謂“經生”之范圍自然該擴大。例如紀昀，反理學之經學意見貫穿于其主編的《四庫全書》中，影響甚大。其《閱微草堂筆記》則跟袁枚小說和隨筆中經常談經相似，豈能排除于經生之外？除非“經生”是個貶義詞。只要經生不特指讀經讀迂了的書呆子，經生就包含許多詩人。我寫過《詩話詩經學》，也證明過清代詩經學之主力并不在幾位注解、研究《詩經》的經生，而更在大量的各種詩話中。

現在的文學研究界，若問清朝誰論詩特別強調經學，卻已很少人答得出，或只勉強能答出幾個人。而其實《詩經》之學在當時詩人之間，如鹽在水，無乎不在，而又難以如現代專業學術領域這樣個別指認。

隨便以李重華《貞一齋詩話》為例來看。??他辨體論詩，反對漁洋。這種人，喜歡立宗法門庭以供趨從，所以重學。重視學養也沒問題，可是一說就勾聯住經學了，云：「詩有性情，有學問。性情須靜功涵養，學問須原本六經。不如此，恐浮薄才華，無關六義」。

看起來是兼說性情與學問，而其實側重盡在學問一邊，故繼而曰：“昌黎全本經學，次則屈宋揚馬，亦雅意取材，故得字字典雅。后此陸魯望頗造其境。”又說：“人謂詩有別裁，非關學力者，只就天分一邊論之。究竟有天分者，非學力斷不成家。孔子曰『鏃而礪之，筈而羽之，其為入也不亦深乎？』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豈非全重學力？”

又如“詩至淳古境地，必自讀破萬卷后含蘊出來。……多讀書非為搬弄家私，震川謂善讀書者，養氣即在其中。故胸多卷軸，蘊成真氣，偶有所作，自然臭味不同”，都是很極端的話。

“詩學欲根柢深厚，莫若先將《詩經》注疏合宋元儒說細參之，使說詩具有條貫，本領便自不同”，更是極端。

愈這樣說，愈顯示他的經學不怎么樣。「昌黎全本經學，次則屈宋揚馬」是什么話？歸震川文章固佳，歌詩居何地位，又可舉以為典型乎？研析《詩經》注疏及宋元儒諸說，詩學乃得根柢深厚云云，亦足證明他讀經讀傻了，已“異化”為經生，迂遠不切文學。

類似這樣的人可不少，例如《拜經樓詩話》首論陳干初之學、《消寒詩話》第六四條辨陽明《春秋》《左傳》之說，則皆詩話而雜考證，乃筆記與詩話之相似相而混雜者也。經與文相失，但一種崇拜經典與經學的思想，蘊含其中，明顯可見。武進藏鏞堂有《拜經堂文集》，吳騫亦建拜經堂，作《拜經堂詩話》，其子壽暘且有《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五卷，皆如此。

然而，經典固當深研，讀之可也，拜之何哉？拜經者之談詩，又與不拜者有何區別？若其詩論本與經學無大關系，則拜經名書，所為何來？此皆不能無疑也。

即以《拜經樓詩話》考之，卷四云：「張誠之先生長于經學，所著《蟲獲軒筆記》中，論詩之佳者，多未見其至當」，可見長于經學者未必深于詩學。《蓮坡詩話》則稱：「作詩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詩到此句，云不足為法」，是經學雖盛，詩家尚有自守矩矱、不輕于依附者。

當時治經者，考據家所恃當然是考據之法。而風氣所被，談詩之家，亦常有樣學樣，動輒以考據言詩。然詩人而言考證，雖足以廣見聞而資掌故，其實掛一漏萬，罅隙孔多。胡玉縉《許廎經籍題跋》卷四，摘《拜經樓詩話》《蓮坡詩話》《野鴻詩的》《詩學纂聞》《消寒詩話》《山靜居詩話》《峴傭說詩》等等之誤考者數十條，皆精審可按，可以見彼詩家雖好言考據而實不嫻于此道。以胡氏記問之博，乃竟不知《峴傭說詩》乃施補華著，則考證之道誠乎甚難，讀天下書未盡，誰敢自是耶？

也就是說，當時文人，自我定位雖有時會首鼠兩端，但自視為經生是無疑的。所以有時也來炫技，肆考據、掉書袋，且非常崇經、拜經。

四、饑寒的士群，居社會何等位置？

然而拜不拜經，并不影響其生存處境，經生和文士，大抵都同樣困于饑寒，處境艱難。

如吳騫，秦瀛序其《拜經樓詩話》時，曾說他早棄舉業，只在荒江墟市專事著述。

方薰《山靜居詩話》自署居山，開卷第一則記載的也是：「鄉先生周篔，隱于市廛，讀書賣米，……遂至徹貧，而豪邁自若」。

沈楙德跋《野鴻詩的》則說：「野鴻先生，布衣能詩，家貧好客。客至具雞黍，有留榻者，則父子必終夜讀，曰：我父子只一被供客，無以為寢，故且讀書耳」。看來都是皆極為貧苦的。

這是清朝常態。《履園談詩》載黃野鴻〈賣書祀母忌辰〉詩曰：「母沒悲今日，兒貧過昔時。人間鮮樂歲，地下共長饑。白水當花薦，黃粱對雨炊。莫言無長物，亦足慰哀思」。

錢泳另舉程山溪「缊袍已敝還思典，土灶生塵久絕糧」、王坦庵「破屋正愁連夜雨，荒廚已斷昨宵煙」等等，感慨系之。又云有徐荔邨者，歲暮寄內，言：「雙手空空歲又闌，西風心與鼻俱酸」，無錢返鄉；賴同情者醵金典簪珥資助以歸。

秦大樽《消寒詩話》亦自稱：「余庚寅自滇南奉先慈櫬回，觸目傷心，更為索逋者所迫，刻無好懷」，則所欲消之寒，豈非范叔寒之寒哉？

《蓮坡詩話》亦云：「『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造語甚佳，忘其姓氏。方復齋時誦之」。此二句，有何佳處？只因觸著此輩境況，故特有會心罷了。

康雍乾嘉之際，承平隆盛，得未曾有。而文士之寒，一至于斯！

《消寒詩話》分析道：「《論語》『歲寒』章，緊接『縕袍不恥』章，甚有意思。人必有縕袍不恥心胸作根基，而后可為歲松柏。……有志之士，未有不清嚴簡素；若和身倒入繁華靡麗中，哪得更有工夫憂國憂民？其柔筋脆骨，決不能任天下事」。

說得很好。但這是窮人寒士自勉自勵，以自主位置之語；亦此類寒士于困阨飢貧中不廢吟哦之令人尊敬處。然而枯槁于山林，雖未必傷其心志，氣度胸襟不易恢宏，卻實在令人惋惜。

詩話中，記謏聞、資談藪者，即因此而滋多。如《蓮坡詩話》載詠望遠鏡諸詩、詠煙草諸詩；《拜經樓詩話》卷三載諸葛亮木牛流馬法、陳干初〈骨牌頌〉，卷四載明太祖豆腐膳之制、馬吊葉子戲等，皆屬此類無聊瑣事。

此等記載，若因譚詩而連類相及，已不免于好奇之過，間則與詩與經典都無甚關涉，如漢代三君、八俊、海內才珍、天下忠誠等標榜之稱，海南有人面蟹貌似關王，《侍兒小名錄》之版本，云貴地無三里平，裘文達、鄒孚如、王陽明之吏治等，志怪搜異，雜于史考叢錄之間，皆衍古人以詩話資閑談之風而愈肆，無當大雅。

胡玉縉曾評黃子云《野鴻詩的》，謂：其所辨正者多無關宏旨，又多自錄己作，且曰孟子歿千年而有韓愈，杜甫歿亦千年，今得其傳者為誰；自作詩，僅可與知者道。皆自負自是語。黃嘗云「好異者自欺，余圣者無教」，胡氏遂以此語譏之。譏之誠是。但山林野老，恃以消寒耐飢者，豈不即在此小小自尊自負處乎？窮于衣食，盡余晷以問學，聞見不廣、考核無書，亦屬情理之常。君子于茲，恐當悲其遇而憐其志！

而正由于這一類寒人貧士，境況實在慘淡，故所寫，頗有從前詩話中不經見者。

如《拜經樓詩話》載閨秀印白蘭，家貧，僑居虎丘，開館授徒，以給粥饘。《履園譚詩》載吳蘭雪姬人綠春「孝女以賣畫養親五十余年」；又云夜中為蚊所擾而作詩曰：「一個秋蚊纏客夢，半窗殘月冷宵衣」。

《消寒詩話》言處士楊令貽晚苦貧且病，友人壽詩只能說：「長貧不礙臨池樂，小病何妨坐榻穿」而已。

《山靜居詩話》載嚴鐵橋〈題高其佩畫狗詩〉，首云：「今年作客考豐縣，忍死須臾為貧賤，歸來卻值三伏中，千山萬山教踏遍」；王曾祥〈喻偷兒詩〉又云：「窮巷何曾有富人，也勞穿宇過比鄰？……可是饑寒無藉在？須知我爾等艱辛」、〈憫偷兒詩〉則云：「年豐莫卜民生悴，援手無方痛未窮」；又記陳自天詩「五陵結客投金盡，冢木何人掛劍來？」又稱姚懷光落魄，貧無為計，廢儒業醫。

此皆不經見之題、不常見之寫法。詩話中屢述此等人事，蓋不勝氣類之感。而詩話亦因此多存畸人寒士幕客流徙者之掌故。錢泳《履園叢話》談詩部分，論詩僅十六則且均簡略，其下以詩存人十二則、以人存詩十七則、紀存十三則，則都不厭其詳，足征其宗旨所在。??專講“我輩”寒士的故事。

五、士階層的瓦解與誤解

自屈原以來，文學史就都在講士不遇、遇不永、遭淪謫。總之文士就是窮的，文窮而后工。所以大家幾乎惻隱之心、同理之情都被耗光了，讀到清朝寒士之窮且多，已然無感。

殊不知這是歷史上不曾發生過的。首先，不是個人性質的淪謫不遇，也不是誰最不幸，而是龐大的讀書人群體都窮。且由窮到貧、寒、飢、賤、窘、困、乞、忍，生死一線，難以名狀。

其次是“年豐莫卜民生悴”，貫穿整個清朝，從康雍干所謂盛世就已如此，一直延續到清末，與時代之豐歉無關，乃清代社會之常態，且又沒有任何改善。

另從階層說，則這是整個“士階層”淪落的朝代。從明朝還有點“士大夫”意味的社會，發展到士漸漸不能固守于士，而須以其讀寫能力轉而流于醫、卜、商、農、工、小市民。到清朝亡了時，士散于市井，同于小市民，士這個階層也就亡了。

古有流民，而無流士，此則士流矣，政治性你說強不強？

過去，經學史述和文學史述，對此龐大寒士乃至流士現象，基本無視，社會史或政治史才略有介紹和討論。如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人口的壓力及其后果》一節，把大量文士迫于饑寒歸因于人口增長形成的壓力。《下卷》又說和珅時期腐化的后果，使州、縣長官必須收稅并維持秩序；上級壓力造成的盜用公款、繁雜的訴訟，以及個人對鎮壓叛亂所負的責任等等，也讓學者不愿出仕。失去與政權的關聯，遂令生計困難。

這種“時代亂政”的解釋，只能說和珅個人腐化的后果，能說明和珅以外的廣大現象嗎？人口壓力大，又只能說是農工商都壓力大，不能解釋寒士為何竟比前朝更多、更普遍。同時，就跟升學壓力雖大，而學霸并不會覺得考試更困難同樣，淘汰的應該是比較差的、更底層的人，而不是高才秀異之士全部集體號寒。

另外，如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這類書，雖也說到晚清士子與官員，尤其是京官的經濟和生活狀況，舉了林則徐、曾國藩、朱珪、梁紹壬、李慈銘等例子，其實也沒什么解釋力，因為非京官同樣哭窮。

其他更多的，是繼續用談論唐宋文儒淪謫不偶的方式，把文士之窮歸因于政權扼制人才、才子受了打壓或不公平待遇。王德威主編哈佛版《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寫的《晚期古典詩歌中的徹悟與懺心》就不免如此而翻了車。

首先，把龔定庵（(1792－1841)歸入晚期古典詩歌，就不知所云。龔生下來，乾隆朝還繼續了八年，怎么就算帝國晚期了？

他又說晚清仕途很窄。1820年龔定庵落榜，1828年才進士及第。但由于殿試失利，只能閑置內閣、依存于此一無所事事之制度中……。也都是開口即錯的。

清朝的進士考試就稱為殿試。考上的，統稱進士。內中又細分為：一甲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同進士出身。所以沒有宇文所安以為：進士及第后“尚須通過殿試”這回事。

而龔定庵去內閣，也非殿試失利的緣故。

進士只是入門資格，所有考上的進士都還需要參加朝考，考作官所須要的論、詔、奏、議等。其中，擅長文學書法的，可留下備用，稱庶吉士；其余分發出去做主事知縣等。

庶吉士要在翰林院教習館接受培訓，肄業三年。然后參加散館考試，也就是畢業考。優良者，可授為編修、檢討等。其余分為部任主事或各省知縣等。

那些原先就授給為知縣的，其實也還須要候補候選等過程。制度很復雜，不是現在人想象進士一考上就能榮登大官的。

龔定庵是殿試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故也不是一甲那種“進士及第”。他殿試后參加朝考，奉旨以知縣用，其實算是很不錯了。

但他不愿離開京城權力中心，所以自呈請仍歸中書原班。至道光十五年始擢宗人府。十七年宗人府京察一等引見，奉旨記名充玉牒館纂修。官三月，改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四月，補主客司主事，仍兼祠祭官。選湖北同知。不去。故仍還原官。

宇文所安等研究龔定庵的人，不熟悉清朝制度及仕宦基本狀況，仍循著惋惜唐宋元明文人的辦法，憐龔職小俸薄，頗屈大才。可是你看我的解釋，就知道當時常態如此，龔并非仕途特別不順。

而且，前面說過，朝考后分為主事知縣者，輒有候補候選多年，終不得一官者。就是終身不得官，也大有人在。而朝考后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學習的更多。散館以后，優等也不過為翰林院編修或檢討，或則再發入各部任主事。

龔定庵朝考后即得授知縣，際遇已經很好了。他不愿去，仍請歸中書原班，則可見在京優于外派。后來入宗人府、入玉牒館、入祠祭司，更可看出他在做官這件事上別辟蹊徑之巧，頗有政治考量。

宇文所安不熟悉清朝制度，也不熟悉龔氏生平，故替人嗟惋，胡亂發揮，找到了不屬于龔定庵的政治意涵。

六、謀道須先謀食

若真要談龔定庵仕履的政治性何在？其實就在于他不愿通過常規的途徑，分發出去做知縣，而要另辟蹊徑去宗人府、玉牒館、甚至入祠祭司。

研究龔定庵，可惜沒有人就此著眼。??從前陳后山有詩曰：“不惜卷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所以我們只好請龔定庵出來現身說法。

龔定庵的謀仕，關鍵正在“謀”這個字。

他特殊的入仕途徑謀劃，應該是宗人府、玉牒館乃至祠部有特別的人事關系，或他想要經營這種人事關系。

所謂祠官，是宋朝對罷職或年老退職的官員，令其管理道教宮觀，按原職高低，給予一些虛銜，不必真管事，只管領取相應俸祿。這其實是肥缺，足以為生活最低保障（這跟龔定庵曾想買地，以免老而無食是一樣的。雖然有時他也敢發狂言說：“隨身百軸字平安，身世無如屠釣寬。恥學趙家臣宰例，歸來香火乞祠官。”其實故作姿態，早就做過祠官啦！晚年更潦倒，只能去書院求做教席時，又覺得還不如當祠官。與吳虹生書曰：今之書院講席，又出領祠之下）。

宗人府、玉牒館這些地方，則要與宗室有關的人才能占據位置。

當時，最有文才、最有權勢，可為定庵之憑借者，為奕繪。

奕繪以關心時務著稱。道光五年（1825年）獻榮親王所藏《海運掌圖》。其后管理爾翼宗學事務、授鑲紅旗總族長、管理御書處以及武英殿修書處、授正白旗漢軍都統。總之是宗人府、玉牒館的主管，紅人，也有文采（著有《妙蓮集》《寫春精舍詞》《集陶集》《明善堂文集》等）。龔定庵想走他的門路，可說是深思熟慮之后的巧著。

更“巧”的是：奕繪的側福晉恰好就是著名女詞人顧太清。

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龔定庵與顧太清傳出緋聞，丁香花疑案，據說惹上了殺身之禍。

但這事不應只這樣看，龔之選擇去宗人府、玉牒館，其實也與他學術上走向邊陲同路：謀食與謀道合為一路。

他自稱“于經學主今文家言，于史則好究本朝掌故、邊疆史地”，于1820年寫了《西域置行省議》，次年《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為圖二十有八，為表十有八，為志十有二，凡三十篇”。1829年又在朝考中寫了《御試安邊綏遠流》。其他如《北路安插議》《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臺卡志序》《蒙古聲類表序》《蒙古寄爵表序》《蒙古字類表序》《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蒙古冊降表序》《烏梁海表序》等都表明了：關注蒙古、西域、喇嘛教，也是他的興趣、學術和政治抱負所在。

在此同時，他與宗室、蒙古、西域人士來往頻繁，亦是當然的事。例如1838年，龔定庵被朝廷罰俸一年，幾乎餓死，只身去直隸首府保陽“乞糴”。嚴寒中驅行三百里，向老友求助。其人名叫托渾布，就是個蒙古人，時任直隸布政使。

可見謀食終究更是急需的。《乞糴保陽》詩說得很清楚：“今年奪俸錢，造物簸弄巧。相彼蚴蟉梅，風雪壓欹倒。剝啄討屋租，詬厲雜童媼。”生活窘迫，朋友也都窮；闊的、可以去乞食的，多半是宗室和蒙滿權貴。

他一直如此，例如1839年離京，是靠朋友出的車馬費，但已沒錢帶家眷。出游江淮，則是靠在地方任知府和知縣的同年：“黃金脫手贈椎埋，屠狗無悰百計乖。僥幸故人仍滿眼，猖狂乞食過江淮。”各種乞食，雜以歌哭，一付狂生模樣。把學術和生活完全攪合到一起，猖狂地行乞，恬不知恥。

生活如此，自然會影響到他的政論。

早年《明良論》第一篇就是講京官薪俸太低: “崇文門以西，彰義門以東，一日不再食者甚眾。……遠方之士，未嘗到京師，擔笈數千里而至，樂瞻士大夫之氣象豐采，以歸語田里。今若此，殆非所以飾四方之觀聽也！”

其后《論私》一文又說：“貍交禽媾，不避人于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闥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赪瓶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燕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 侯外廬認為這話“接近于資產階級的正統派經濟學的出發點”。

《乙亥雜詩》中：“倘容我老半鋤邊，不要公卿寄俸錢。一事避君君匿笑：劉郎才氣亦求田”，則是要買田避飢了。

但人飢己飢，自己這小小私心，自然可擴充到希望人人都能有田。他引用友人陸君獻《種樹書》意見，謂天下之大利必任土，“貨殖”乃“貨植”。人有土十畝，即可無貧：“皇初任土乃作貢，卅七畝山可材眾。媼神笑予無貧法，丹徒陸生言可用。”

結果，就出現了以土地和宗法人倫關系結合的整體經濟觀、社會觀和政治觀，所謂“農宗”理論，一個空想的烏托邦。

七、經生經世之分歧

（一）談經之士的不同經世取向

講近代史的人常對龔定庵一頓亂夸，故意忽略了他人格的不健全。實則他狂嫖、爛賭、猖狂行乞、不善治生也不想治，無論做人做事都好僥幸、樂權奇、兵行險著，當時人無不知之。

他的政論，大家也就是聽聽而已，并不覺得有什么實踐性。譬如時世已亂，流民流賊大起，他卻夸夸其談，要人如守宗法般守住土地，以此鞏固政權，怎么可能呢？而為了鞏固政權，他又獻策擴張疆域、大規模徙民去邊區夷區屯墾。自我矛盾，民更不能樂業安居了。

當時論經生，李延楷〈習靜齋論詩百絕句評〉曾評價包世臣（(1775一1855)在龔定庵與魏源之上，就是這個道理：「五古能登鮑謝堂。七言亦復見蒼涼。談經更欲空余子。龔魏同時不敢狂」。

評價包世臣的五七言詩之后，直接以“談經之士”來說包和龔定庵、魏源(1794—1857)。

魏源作《圣武記》，共14卷，前10卷以紀事本末體記述清朝建立至道光年間的殺伐史；后4卷《武功余記》為作者對軍事問題的看法。主要是著眼于上層，張揚幾代“圣主”的偉大武功。地域亦與龔定庵同樣多涉蒙古、青海、回疆等處。卷四《乾隆戡定回疆記》《乾隆綏服西屬國記》《乾隆新疆后事記》《道光重定回疆記》《道光回疆善后記》等篇，記載清軍平定新疆大小和卓木之亂，綏服哈薩克、布魯特、敖罕、巴達克山等地區，鎮壓烏什、昌吉人民起事，平定張格爾之亂，抗擊浩罕安集延人入侵等，才有一些涉及民眾和民族問題者。川楚教匪案等處涉及民變、流盜諸事，眼光更不得不往下看。

這就是龔魏不及包世臣的地方了。魏源著《圣武記》于此等處，皆不能不就正于慎伯，慎伯為商榷體例并詳述川楚教匪案，見〈答魏默深書〉。實則當時上海、廣東、臺閩、云南、貴州苗諸盜匪事，慎伯亦無不熟知情狀。

其所以能如此，與包氏長期游食于中層僚吏有關。其眼光漸漸能朝下看。

故其文敘下層人物，尤見精采，如〈史云州家傳〉載史氏每宴賓客，輒以鏢賭酒：下堂坐，使善鏢者四面擊之，鏢皆入史手，莫能傷。〈張琴舫傳〉則云慎伯作書介紹學技擊于吳中女俠姜翠橋，又述湖北流妓玉珍姐妹三人事、吳人徐如意賣身葬父事等等。

定庵雖亦交游羽士劍客俠伶娼優甚多，而此類文字乃絕少，終不能不讓慎伯。因為定庵自已掙扎于餓死邊緣，只能張揚自己，呼喊別人救他；無力真正關心其他底層人。

亦因如此，龔的詩文也就少了包世臣那樣的底層老百姓的普遍傷痛。如包世臣〈孤兒行，述翟氏乞者〉〈哀竟陵〉〈哀秭歸〉〈被放南歸留別姚亮甫撫部姚伯昂學士〉〈喜聞回逆張格爾除夕就擒于鐵蓋山用工部官軍已臨賊境韻〉〈回酋被擒五言意有未盡再用少陵洗兵馬韻為長歌〉〈歷戍營紀見用鮑參軍苦熱行韻〉之類。

（二）誤以仕宦為經世

清代經生，從顧炎武開始，就是要經世的。可是康雍干時期士皆被網羅入了官僚體系，以為仕宦人生即是經世致用。

于是士之經世乃起了三層分化。

一是仕與不仕之分。別有隱居不仕、抱道而居或遺民不仕之想者，當然可以不仕。但這些其實都得有家底支持，不然就要采薇采蕨，流于農、漁、商、樵，失了士的身份。若是家無余糧，那終究還得入仕，如宋朝黃山谷說的：“家貧只以官為業”。

二是謀道與謀食之分。從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有擔當的士、仍秉持孔子教誨“謀道不謀食”的士，落入只能以官為謀生職業的士，當然也是一種巨大的分化。

三是冷官與炙手可熱者之分。仕宦人生，官場居何位置，就直接表征了人生的成敗、人情的冷暖。

因為政府官僚體系是要治民、辦事的。故既有管錢、管權、管拳（資源、軍備、刑罰）的熱門機關，同時也得有許多些沒啥油水的冷衙門，文化、教育、環保部門即屬此類。

文人入仕，若去當什么翰林院學士、國史館編修、各省學政，就都是冷官。整天抄書、編書、教書，管理文獻，跟在家做書生沒什么兩樣（紀昀自己就有詩說：誰種蕭蕭數百竿，伴吟偏稱作閑官；不隨妖艷爭春色，獨守孤貞待歲寒）。沒權指揮別人，也沒錢養好自己，連傭仆都覺得跟著你干很是晦氣。抄書編書出了錯，還可能連家底都賠光（如《四庫》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就屢因有錯字誤字被乾隆罰俸），甚至丟了老命。

這種冷官，只是備員官場、掛職讀書而已。它比“家里蹲”略強一點，是有一份俸祿，一家老小不必如黃仲則般“全家都在秋風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比冷官還差的，是去做官的幕屬，如刺史、節度使、道臺、總督，甚至小縣令，都要兩類人：幫忙的，能協助他治民理政，起稿文書；幫閑的，可襄贊文化、整齊文獻。江湖游士，進不了中央的，往往就群集于他們身邊；在中央混得不如意的，也常退到他們幕府中尋找新機會。

而事實上，無論冷熱，都是謀食范疇的事，與謀道無關。

（三）失了世的游食人生

若連游幕都辦不到，則只能乞食，如老杜游長安時“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那樣。

幸而官員還沒完全忘記原本是個讀書人，功名利祿之外，仍可有著作傳世。就是寫不出或無暇寫作，也可以編書。除傳統的類書、文獻集編之外，編修方志也是很好的選擇（既有清初顧炎武、顧祖禹之提倡，近又受乾隆五年朝廷修成《大清一統志》之鼓舞）。前者如阮元編《經籍纂詁》，后者如畢沅委任章學誠修《湖北通志》《常德府志》，都替天下寒士提供了不少生存機會。

戴震科舉失意，流落江湖時，也是靠編書維生。乾隆十九年，他先入秦蕙田幕編撰《五禮通考》。二十七年中舉人，后屢次參加會試落第。三十三年應直隸總督方觀承之聘，到河北保定編《直隸河渠書》。方去世后，接任的大學士楊廷璋不欣賞他，只好離開。三十四年又落選，幸而獲得山西布政使朱珪聘，去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六年戴震又不第，只得仍在山西修《汾陽縣志》。

那些獲得入仕機會的，其實也差不多。如朱珪的哥哥朱筠一樣，坐冷衙門，幫幫閑，編編書，有時還不如江湖游士。因為編書人只要游歷，找到機會就能編，并不需入仕。像戴震并無科名，奔走江湖一生，到處都能有人請他編書；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之后卻仍是編書，而且還馬上死了，什么好處都沒有。不知入仕為官，究有何益？

章學誠不服戴震，自己去闖，又怎樣呢？乾隆四十六年，章去游河南，失禮于某官，不得志而歸。中途遇盜，盡失其囊篋及生平撰著。狼狽衣著短葛，友人幫他去任清漳書院講席。生活仍極困難，屢致書梁國治、邵晉涵等求救。

乾隆五十二年，想想不是辦法，還是回歸官場，起碼吃飯有保障。聽說他中式那年的進士可以開選了，乃趕去吏部投牒。結果路上又碰到打劫，“生計索然，轉投友家者幾一年”。

最終他看得開了，不再求仕，自愿游歷編書以終老。曾致信畢沅曰：“愛才如閣下，而不得鄙人過從之蹤；負異如鄙人，而不入閣下裁成之度，其為缺陷奚如？”文如唐人干謁，頗可笑。但得到了賞識，開始編《史籍考》，有飯吃了。

然而好夢常短，乾隆五十九年，畢沅因湖北邪教案奏報不實，降補山東巡撫，章學誠就也就同時丟了飯碗，《史籍考》亦顧不上了。

狼狽返鄉，無以存活，遂游揚州、會稽，希望能得到阮元的幫助；一時未有所獲，得到畢沅復任湖廣總督的消息，乃立即北上。一方面是可以把《史籍考》等殘稿做完，一方面也才有職務有收入。

不料畢沅剿匪甚忙，無暇文事，弄得他狼狽愈甚，簡直要做乞丐了。朱珪剛好實授兩廣總督，他趕緊《上朱中堂世叔書》求救：“楚中教匪尚爾稽誅，弇山制府武備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難成，若顧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輟。遷延觀望，日復一日。今則借貸俱竭，典質皆空，萬難再支。只得沿途托缽，往來青徐梁宋之間，惘惘待儻來之館谷。”

這也是游幕，而其實是回歸讀書人的本務，與就聘于民間書商書局者沒兩樣。

更往下，則不再眼巴巴地盼著幕主施舍、眷顧，棄了士的身份與其階層，直接在民間謀生。醫（看得懂醫書，再有點臨床經驗，即可行醫或坐診。宋朝以后“儒醫”興起，其內在原理即在于此）、巫（擇日、相地、合八字、看風水、婚喪主禮等）、書（對聯、牌匾、抄寫、代書、代編家牒族譜等）、藝（協助宗教或藝術團體、出版社制曲、編劇、編撰校刊小說戲曲寶卷勸善書等），什么都做，謀道，漸漸談不上了。

（四）士階層之互助救濟

章學誠走投無路時，也曾想去看風水。幸好終于在杭州靠阮元、謝啟昆之支持，續修《史籍考》，解決了衣食和志業問題。

戴東原、邵晉涵、王念孫、汪中、任大椿、洪亮吉、孫星衍、武億、吳鼒也都曾在朱筠幕中。朱還擔任安徽學政多年，培養了許多讀書種子。如洪亮吉，屢試不中，先后在朱筠、畢沅幕，并去各地修方志，有《延安府志》《淳化縣志》《長武縣志》《澄城縣志》《固始縣志》《登封縣志》《懷慶府志》《涇縣志》《寧國府志》及全國總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和《毓文書院志》。他與戴震一樣，是真正的方志名家，工力皆超過章學誠。

乾隆五十五年他中進士后，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編纂。事實上仍是在編書。

接著派去當順天鄉試考官、貴州學政等，做教育工作。后來又惹怒了皇帝，差點被斬。幸而改為發配伊犁。第二年，皇帝祈禱消除京城旱災沒成，特赦囚犯，才被釋放回鄉。死里逃生，繼續游居講學、著書，足跡遍及吳、越、楚、黔、秦、晉、齊、豫等地。有些人評價，說他一生好游名山大川，故如此大游特游，真是不知人事艱虞之言。

洪亮吉最好的朋友是黃仲則。他先是太平知府沈業富的幕賓，后來在朱筠幕中校勘文字。然后去壽州正陽書院講學。乾隆四十一年任武英殿書簽官，任主薄。看來可以轉入正式仕途了，可是冷板凳難坐，只好又出來游。乾隆四十六年，游西安，拜訪陜西巡撫畢沅，畢沅援助他為縣丞。但終于還是窮苦而死了，“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洪亮吉經理其喪，蓋與同哀。

乾嘉時期，學人群基本情況如此，官與游士混、學與仕混、謀道與謀食混。

（五）喪亂失世的流民與流士

游食諸侯，依附救濟，而勉力談經作史、編書撰文，后來就難維持了。因為洪亮吉、包世臣那種游食游歷，還常是自己去游，或依官僚體制之升遷貶謫而游，后來則滄海橫流，王綱幾乎解紐，士與民都在水中被沖著走，大多沒了頂。

嘉慶元年，川、楚等地已爆發了白蓮教之亂，禍延五省，長達八年。嘉慶十八年，虎尾鞭、義和拳、紅磚社、瓦刀社、八卦教、天理教甚至更攻入京城。嘉慶《遇變罪己詔》稱此為“漢、唐、宋、明未有之事”。京畿及直魯豫諸省，驚擾甚巨。

道光年間，西北地區又爆發了比“大小和卓之亂”更嚴重的“七和卓之亂”。張格爾的南疆叛亂且持續近30年。可見此時中國內部已然著火了，所以道光提倡節儉，官員上朝上堂皆穿打著補丁的袍子。然后才是鴉片戰爭。

今人特別強調列強從海上來的侵略，帶動了清朝的衰亡。我則以為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亂自內起，士衰民流，才會被外敵所乘。

道光面對時局，主要也是先處理民變、反亂及弊政。弊政之大者，一是漕運，一是鹽政。

過去，從兩江（江西、江南兩省。江南省包括現今江蘇和安徽）、湖廣等地征來的漕糧（田賦中運送京師、通州部分）都是從大運河運到目的地。道光將之改為海運。

鹽政，過去采用明朝綱鹽法。由固定的鹽商憑鹽引行銷綱鹽。鹽商既壟斷鹽業，又須維持龐大的銷鹽機構，故鹽價提高，銷售困難，亦導致私鹽泛濫。包世臣提出以票代綱，允許私販經銷。道光十一年遂改為任何人只要納稅，都可以領票運銷食鹽制度。

這兩項都對國內影響巨大，漕運、羅教、青幫，綰結著下層社會人群，揚州、鹽商、文人，則綰結著中層官商文士等社會人群。一橫一豎，劇烈震動方未已，而太平天國又于道光三十年崛起了。

太平天國奉洋教，與儒家、經典、文士為仇。文士被時勢所驅趕，竟與底層民眾同樣逃亡喪亂，游食四方，情況遠比乾嘉時期悲慘。

如金和《秋蟪吟館詩》，一蟪吟秋，極其酸苦。于洪楊亂中身陷金陵，目擊戮殺流離之痛，遂多憫亂傷時之作。卷名《燃灰集》《殘冷集》等，或在軍中倉皇逃命，或館于鄉間，名為人師，實同乞食。

又或游幕，簿書錢谷、駔儈吏胥。生趣既盡，詩懷亦孤。所謂“東風用盡開花力，吹上儂衣只是寒”(春閏曲)。九耗三儉，蘄免寒餓，雖肆吟詠，如燃死灰，慘淡陰黑，滿地秋聲，誠有如其集名所示者。《和周葆淳無題詩》且云:“ 朱樓落盡萬花枝，洗面朝朝淚眼宜。山欲望夫和土化，鳥休思婦覓巢癡。竟沉苦海終非計，便出愁城已不支。學得南朝無賴法，破家時節苦裁詩。”詩已如此，生無聊賴，更談什麼經學經世呢？

八、殞落的朝廷與知識社群

信馬由繮地講這么一大段饑寒淪落史，有什么意義呢？

我這篇文章，一是要提醒：不能只從一小撮人來看清朝經生，所謂經生，其實是廣泛的讀書人群體。

二，讀書人群體中，文人通經者特別自尊自負，可是他們也特別扭：是經生還是詩人？有時拿捏不好位置。

三、同時更拿捏不準的是人生的窮通。都想“通”而普遍都“窮”。

四、窮而仕，原是想救窮，可是謀食終究妨了謀道，經生到底甚難經世。

五、最后滄海橫流，整個階層都跟亂世流民一樣被沖散了。治經或為文，皆漸漸淪為時代之棄嬰。

六、或許，這也是五四運動形成的遠因或一條歷史脈絡。只是唐宋時高喊“文窮而后工”的人還沒法逆料到這一步。

七、另外，清末，中國老百姓確實很窮。據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的統計，1850年美國南方黑人奴隸的平均壽命為男51.96歲，女53.06歲，而同時代的中國百姓平均壽命為男36.5歲左右，女36.2歲左右。18、19世紀美國黑人奴隸平日攝取的主要食物從高到低，依次為玉米、豬肉、各類蔬菜、牛羊肉及各種家禽、小麥等其他谷物，也有牛奶及各種乳制品、土豆、豆類、糖、玉米、魚類、咖啡和茶、水果、威士忌。其中玉米跟豬肉、蔬菜以及牛羊肉占比最大，可以占到他們食物總量的3/4左右。

一個黑奴每年大概要吃掉140多斤的各種肉類，而同一時期的清朝最富裕的江南地區，每年一人平均消耗的肉類，即使在江南地區盛產淡水魚的情況下，把魚肉加上去也不到10斤（見《清代江南農民的消費》和《補農書》）。即便是江南地區更加富裕的地主階層，人均消耗的肉類也不可能超過100斤。至于其他地區消耗的肉類就更少得可憐了。當時華北農村普通人想吃到小麥和稻米做的食物，只有過節或婚喪嫁娶時才有機會。吃一塊白面饃，對普通百姓來說就很奢侈了。至于肉類，一般只有過年才能在普通人家的餐桌上看到，平時直隸、河南、山東、陜西等地的農民，他們主要的食物是蘿卜、野菜以及用大豆和豆腐渣混合起來的高粱面、玉米、小米等，甚至有更窮的人終生不知肉味，也就是說一輩子可能都沒吃過肉。

前文說過，清代文人生活水平并不比一般民眾好，所以魏源《海國圖志》中描述美國黑奴，自然就會艷羨無比：“遇禮拜日，每如散谷十八棒至二十四棒、薯六十四棒，并酌給魚肉。冬夏布衣下及奴之子女，用每二年人給洋氈，幼小者二人共得一氈。疾病設有醫藥，如逢禮拜，概停力作。其工役三日一派，能并日完畢者，所余之日，或得自作己業，游戲無禁。”這樣的描述，其政治意涵不言可喻。

可是這種“政治”會導向哪里呢？回到封建宗法，如龔定庵的農宗；還是回到章學誠所說《周禮》的以吏為師、政教合一：抑或是稍后廖平的《王制》、康有為的公妻共產《大同書》、五四《新青年》的抑制私人財產馬克思？

這些具有法西斯氣質的政治設想，又有商業性或政治經濟學意義嗎？

余英時先生《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曾想論證明清商人社會地位提升、與儒家道德結合，有近乎韋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資本主義與清教徒倫理之關系處。

但，您覺得這能解釋我前面提到的廣大饑寒讀書人群體之生活和意識嗎？請問：我文章中論及的那么多乾嘉道咸名賢，其中哪一位具有儒家商人精神或儒商經歷？他們編書，多是跟官方合作，也尋求大僚支持，可是絕少為商家或書坊打工的。窮苦的學者那么多，也沒看到被余先生稱為當時主流、具有儒家倫理的儒商資助過他們。

余先生晚年更大力發揮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之說，將之與章學誠結合。在《中國思想史研究經驗談》中他說：“章學誠的論述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領域中發生了重大影響，許多思想史家或哲學史家都以它為起點。”

這樣，章學誠的地位可真夠高的了。而余先生自己以章學誠的說法為基礎，又發現了什么重要思想史脈絡呢？他說：

道術未裂以前的局面，政與教是合二為一的，所以也稱為王官之學。天下大亂之后，政府已守不住六經之教，道術散入士階層之手，因而有諸子之學的出現。所以他（章學誠）有「諸子生于王官」的論斷，又明說東周以下，王官不再能壟斷學術，「以吏為師」的老傳統已斷裂了。從此學術思想便落在「私門」之手，因而出現了「私門之著述」。諸子時代便是這樣開始的。

章學誠確實說過王官之學后來變成了私家型的諸子之學??但有趣的事也就發生在這里了：

宣傳“六經皆史”的經生章學誠，是因此“證明”學問從此墮落了。郵官學到諸子學，是第一層的墮落；從諸子學再到集部的出現，是第二次墮落；由此再到詩話的出現，就是更墮落的第三級敗壞了。

余先生卻居然由章學誠的講法推出完全相反的東西。說王官壟斷打破了，思想就發展了，思想史開始有了「哲學的突破」，升華了。突破后的思想家各自鑿開「王官之學」的渾沌，進行深層的反思，如孔子以「仁」來重新界定「禮」的意義。這樣，以「心學」取代了「神學」，中國思想的一項主要特色才由此奠定。后世程、朱、陸、王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的……。

余先生的推闡很有創意，我不知該說么，但我想起一篇殷海光先生的舊文。

殷先生曾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其中并有大量批注。第十一章《論思想國有》云：“在極權制度之下，為真理而真理，純為無關實際厲害只為個人興趣而求真理之事，是在所不許的（此點不獨左派的極權主義者為然，右派的復古主義者亦然。左派的集權主義者說要“為人民而真理”；右派的復古主義者說要“為道統而真理”。結果，前者說為真理而真理者是“住在象牙塔里”；后者說為真理而真理者“是淺薄的理智主義者”或“自我封鎖”或“個人興趣”。何其巧合若是耶？——譯者）在極權制度之下，支持官方的看法，乃一切研究的唯一目標（注意此處——海光）。因此，在極權制度之下，所謂歷史、經濟、等等學問，乃制造大量官方神話的工廠。”

埋首小學訓詁的乾嘉樸學家，或許近于“為真理而真理”。因反對他們而宣揚經世、復古的道咸同光文士經生，卻或近于“為人民而真理”或近于“為道統而真理”，左右皆不能逢其源，遂與當時有極權傾向之國俱亡矣，哀哉！

龔鵬程，1956年生于臺北，臺灣師范大學博士，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志社、書院等，并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中國孔子博物館名譽館長、臺灣國立東華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