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藍字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梁海光在直播的時候差點崩潰了 。

這是一場有2300名“股東”參與的“股東大會”。會上，不斷有人對他所負責的公益機構滿天星提出質疑，比如過多的資金是否用在了人員支出上，甚至被質問“做公益還能賺這么多？”。

根據公布的財務數據，滿天星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下稱“滿天星”）2021年的人力成本達332萬，而截至去年年底的全職員工人數是30人，人均稅前收入9.5萬。而整個滿天星2021年的支出也就876萬元，其中滿天星公益圖書館的圖書采購款是237萬元。

機構的工資支出甚至比項目的主要支出還要高，這是很難向公眾解釋清楚的一件事。

| 梁海光在首屆公益“股東人”大會上公布的數據

類似梁海光所遭遇的，來自捐贈人猝不及防的監督與質疑，是許多公益機構對公益“股東人”大會的擔憂之一。

公益股東人大會，是公益行業最新出現的一個物種。按照發起方騰訊公益平臺的介紹，每一位參與捐助的愛心網友，哪怕只捐了一塊錢， 都有機會成為公益事業的“股東人”，對自己捐助的項目行使監督權利、履行推進義務。

作為中國互聯網公益的主要平臺，以及公益機構最主要的募捐來源。騰訊公益平臺去推進這種監督形式，可以說，相當于整個公益行業的“巡視組”制度出現了。

捐贈人對公益機構的不信任，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對于數以萬計、年募捐數額超百億的公益機構來說，公益股東人大會，是一顆深水炸彈，炸出來的，有不少公益行業飽受詬病的問題，和不為人知的隱秘。

同時，慈善公益千百年來的頑疾，也被切開了一道口子。

公益機構與捐贈人的博弈

自誕生以來，動輒能撬動巨額社會資金的公益行業，就存在不少暗箱操作與資金腐敗行為。

公益股東人大會，瞄準的是公益資金的透明問題，亦即飽受詬病的公益“黑匣子”。

首期公益股東人大會在4月舉行，現場涌入了2300名帶著質疑的捐贈人，而在視頻號直播間還有8萬多關注這個嘗試的公眾。滿天星創始人梁海光作為主講人，需要正面“迎擊”來自公益平臺方、公益觀察員、“股東人”以及視頻號評論區的“詰問”。

首先是事先準備好的捐贈人最關心的五個問題，是為“公益五問”——

為什么捐款不能完全用到項目上，還要收機構管理費？

同樣是捐書項目，為什么比別的項目貴？

你們是怎么樣保證建的圖書館不會淪為擺設？

你們如何量化評估圖書館項目的收益成效以及投入產出比？

全國那么多偏遠地區，你們為什么偏偏要選相對富裕的廣東作為試點？

梁海光對這五個問題逐一解答后，又隨即公布了運營財報，包括各項收支、公益項目進展、效果數據、人員薪酬行政分攤等。緊接著，便是緊張刺激的“答股東問”環節。

對公益機構來說，這簡直像是一場面對公眾的記者發布會——這也成為了眾多公益機構畏懼公益股東人大會的原因之一。

公益股東人大會聯合發起方恩派公益的李爽就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家機構管理非常嚴格的公益組織，在層層選拔中脫穎而出，入選了募捐活動。”但當他們得知這一批股東大會必須進行30分鐘的“自由答股東人問”環節，情況發生了變化。

“如果他們亂問問題怎么辦？我們回答不出來怎么辦？”顧慮之下，這家機構選擇退出了。

顧慮的背后，是過去多年里，公益機構與捐贈人之間，關于“透明”的一場博弈。不少公益機構認為，行業還在繼續生長，這個過程里，需要容得下一定的不規范以及試錯空間。

但公眾對于公益機構的質疑與不信任，早已發酵累積了多年，并不因公益機構在這幾年里不斷推進的行業革命，而給予更多的理解。

頂著“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微博認證，卻高調炫富的郭美美，讓公眾第一次迫切地對公益慈善組織提出了“透明”的需求。

新周刊當時的一項調查顯示，82%的網友表示不會再給中國紅十字會捐款，15%的網友表示查清了賬本把每筆去向公布了之后再說，僅2%的網友表示會捐款。而據中民慈善公布的監測數據：自郭美美事件后，當年7月全國社會捐款數為5億元，環比下降50%，慈善組織6到8月的捐贈額降幅更是達到86.6%。

| 郭美美事件“陰差陽錯”地掀起了一場信任危機

2016年，羅爾“賣文救女”事件再一次點燃了公眾對公益不透明的怒火。

當時刷屏的一篇《其實從初中起，我就對公益失望了》，作者“滋滋”講了自己的故事。她第一次參加公益，是老師在班上講了貧困山區的孩子沒水喝的困境，于是跑回家向父母要錢，“想象著，自己出一份力，能夠為一整個村子的窮人改善生活。”

但一年過去，兩年過去，直到下一次捐錢，她也還是沒等到關于他們生活變好的消息。后來的一次次，滋滋都以捐贈人的身份參與公益，但等到的是卻是相似的結局，“我不知道，那么多由愛而生的善意，有沒有真的幫助一些人。可能就是從小到大，毫無蹤跡可尋的捐款，讓我對公益日漸麻木，聽起來全社會在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情，可是我總是看不到希望。”

字字句句之中，無一不是對公益機構的“靈魂拷問”：我的錢都花到哪里去了？

這一年，監管也在倒逼著公益行業的“透明”。

《慈善法》千呼萬喚始出來，將原本對公益機構要求的年度檢查調整為年度報告，一方面向登記管理機關報告，另一方面向社會報告。同時明確，公益機構支出情況和組織運行結構都要向社會公開。

出人意料的結果是，各方的呼聲沒有倒逼公益機構們走向透明，反而讓公益行業走向了閉門造車，與時代背道而馳。

一顆深水炸彈

李爽對當前公益行業的認識，提到了一個詞——“封閉生態”。

他的原話是這樣的，“我覺得公益行業它不是在自己的封閉生態里邊發展的，它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

但期待與現實往往是有落差的。

去年11月發布的《南方周末中國公益品牌榜及其觀察報告》調查發現：傳播效果方面，即便是已經上榜的基金會，在外部渠道的賬號更新頻率依然低，只有35%的基金會可以做到日更或周更；此外，上榜基金會開通的絕大多數賬號閱讀量及點贊量較低，“自說自話”現象仍然嚴重，近半數項目信息傳播鏈路閉塞，傳播內容為通稿式的宣傳口吻，缺乏趣味與深度，故事性薄弱，難以調動受眾共鳴。

| 品牌傳播與影響是許多公益項目的弱項

公益機構們最典型的理由是人力不足。

李爽就表示，“我們行業內部也會有一些關于“透明到底要透明到什么程度”的一些說法，簡單來說，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實都是要成本的。如果我要做捐贈人維護，那我肯定需要投入人力。”

但如果往深一層挖，這或許不僅是人力問題。

往好一點說，是公益機構不懂營銷也不喜歡營銷，更偏愛埋頭苦干。往壞一點說，就是公益機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不在乎公眾乃至捐贈人的存在。他們更在乎合規——這里對應的是大額資助方、主管部門，更在乎有效性——這里對應的是服務對象。透明往往是排在最后一位的。

在過往的案例中也不難看出這一事實。

上面提到的《其實從初中起，我就對公益失望了》一文刷屏時，公益圈立馬響起了罵聲一片：“公益不止簡簡單單一句話，更不是簡簡單單的捐錢”，“缺少公益界的聲音，將公益的不足之處放大到整個行業污名化”......

沒多少人關注到的是，這份“污名”背后是一直以來公眾對于公益透明的期待，分歧與誤解反而讓公益與公眾漸行漸遠。而在當時，沒有人會否認在公益傳播與公益透明度上，公益界是做得不夠的。

| 2015年的民間公益組織透明指數，平均得分僅為32.44，一半機構財務信息得分為0，這一指數此后未再更新

對透明的不重視，也讓公益行業成為了滋生“丑聞”的溫床。

總有人打著公益的名號，渾水摸魚。前兩年，大涼山偽慈善直播事件一度引起熱議。多名當地的網絡主播，在直播中為當地村民發錢、發放食物的“慈善”名義，要求觀眾“送禮物”作為捐贈。經警方調查，兩個月的時間，相關主播斂財超過40萬元。

這還是“假慈善”，真公益犯下的事也不少。

去年的99公益日期間，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下的“不要燙傷我的童年”公益項目，以“捐后報銷”為名，將資金化整為零、組織多人多次進行違規套捐。

前幾年，關于性騷擾的指控也燒到了公益圈。成都“一天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原理事長劉猛、自然大學發起人馮永鋒、億友公益創始人雷闖陸續被指控對同事或朋友存在性騷擾、性侵害行為。劉猛的案子還成為了“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勝訴第一案，但受害人始終還是沒等到劉猛的道歉。

在這些事件發生時，相關的公益機構卻往往是隱身的。拋開被指控者往往是機構的負責人不談，公益機構們也往往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更有甚者，是在借公益謀利的。有業內人士直言，有些機構的項目“打一槍換個炮，沒事就搞些短期項目來圈點錢，這些項目根本不敢做公開”。

也不只是這些幽暗的一面。

從4月滿天星的首期公益股東人大會，到如今已有84場公益股東人大會召開。根據發起方騰訊公益的計劃，到今年的“99公益日”期間，將完成100場公益股東人大會。

| 梁海光在公益股東人大會上公布項目財務數據

與此同時的另一個數據是，截至今年5月，僅騰訊公益平臺上就已經累計上線了11萬個公益項目；截至今年1月，官方口徑統計的慈善組織數量已經達到11260家。公益行業早已在互聯網助推下，越加專業化、技術化，并且規模龐大——2021 年，通過互聯網募集的總善款已經接近100億元，比五年前增長了4倍。每年都有超過100億人次點擊、關注和參與互聯網慈善。

以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創新方案，亦正在被廣泛地應用在公益問題解決里。

100億元、4倍、100億人次，當下，被數字化改造公益行業，就像一個互聯交織并且可以無限循環共生的“克萊因瓶”。這個行業，早已被技術滲透與革命，尤其是當它成為了風口、成為了產業，甚至開始討論每年營收幾十億幾百億的時候。

在這個關口推行公益股東人大會，給行業一個行之有效的“巡視組”，正是將公益行業的透明問題，加以制度化監督。

全民公益紀委時代

中國的公益，早變了模樣。

公益1.0時代，公益往往被認為是官方主導、社會支持的事物。

希望工程是這個時期的一個典型。這是由團中央、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于1989年發起的一項公益事業，目的是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兒童，項目主要內容是建設希望小學，資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重返校園，改善農村辦學條件。

1991年5月25日的人民日報7版刊登了“希望工程——為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募捐”的廣告。其中的小女孩蘇明娟，手握著筆，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看向鏡頭。這張名為“我想讀書”的照片，成為了這一時代許多人難忘的記憶。

| 希望工程標志性的照片

公益2.0時代，又被稱為“民間公益時代”。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期間涌現了一大批民間公益組織與志愿者團體。與此同時發生的，是2008年中國大陸地區的個人捐款達458億元，占到全年捐款總額的54%。這是史上首次個人捐款超過企業捐款，完全改變了此前國內個人捐贈不超過總額20%的格局。

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當時的評價是，“從此以后，中國人心中都有公益、慈善的概念，知道大家都可以做、都應該做。”

但有概念還只是第一步。當時的人們參與公益不外乎兩種形式，一種是進入公益行業成為全職人員或是志愿者，另一種則是捐款捐物。兩者事實上是割裂的——前者容易陷入“為愛發電”的困境，后者只能被動地“獻愛心”，雙方又存在著天然不信任的鴻溝。

直到公益3.0時代，人人皆可公益，才終于開始成為現實。而原本無法修補的裂痕，也慢慢有了解決的可能。

這就是“互聯網公益時代”。

其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是2016年。這一年，國內的個人捐贈額達到了293.77億元，比上年猛增124.47億元，同比增長73.52%。背后的關鍵影響因素，是慈善法正式施行，民政部也在這一年指定了首批13家慈善組織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其中，騰訊公益平臺、螞蟻金服公益平臺、淘寶公益平臺等3家平臺全年籌款達12.89億元，比2015年增加了37.79%。

這一年的《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還透露了一個特別的數據：移動端已經成為了主流的捐贈渠道，手機捐贈占總額的七成以上。

互聯網公益帶來的變化不僅是“指尖公益”的便捷，而是參與感——走路、購物、點外賣、線下支付.......公眾在線上、線下發生的每一個行為都可能成為公益的一部分。一元購畫活動中，人們將自閉癥、智力障礙的畫作“收入囊中”；隨手拍解救拐賣兒童、冰桶挑戰等活動中，參與者自愿成為了公益傳播的一份子。

這份參與感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人們已經不甘于只是作為一個游離于公益項目之外的捐贈人，哪怕他們只是捐了一塊錢、走了一萬步。

趙靜祎是滿天星公益圖書館項目的月捐人，一開始她只是在騰訊公益上關注更新的項目進展，現在她想了解得更多，“我可能之前捐款的時候，只要看到圖書館建成了書買了就可以了，但是現在我可能關注的是，這些書孩子們到底有沒有讀？孩子們讀了之后真的是產生了對于閱讀的一個興趣？”

她決定實地探訪滿天星的公益圖書館，計劃當一回“公益真探”。

報名的時候，她認真地填上了自己想要探究的問題：1，圖書館在運營過程當中如何選擇項目地？2，在建立這個圖書館的時候，做了哪些工作？3，如何評估跟蹤后續的效果？

這是騰訊公益聯合恩派公益發起的一個實地探訪計劃，首批“公益真探”將在99公益日前后，分別前往全國56個城市，100個公益項目地實地探訪，親身體驗、了解公益項目的真實執行成效，產出項目實地探訪反饋報告，同時對可能出現風險的公益項目進行監督質詢。

100名“公益真探”背后，代表的是更多捐贈人對于透明的追求，互聯網公益時代，也是全民公益紀委的時代。

| “公益真探”探訪路線圖

越多人參與，越要求透明；越透明，越多人參與。這也是公益行業正在發生的正向循環。

一場公益“股東人”大會，讓滿天星在很短的時間內籌到了4萬多，這已經是接近他們半個月的籌款量——梁海光統計過，目前騰訊公益上滿天星一個月大概能籌十萬多。

公眾的參與同樣不少，第一場由于有官方的推薦，除了騰訊會議上的2300名“股東”，視頻號直播間也進來了8萬多公眾。第二場人數少了許多，騰訊會議上是190人，視頻號直播間大概是8000多。但相對于日常的線下捐贈人活動只能接觸到20個出頭的人，這已經是梁海光頗能接受的數字。

現在，他計劃滿天星要每個季度參與一次股東人大會，因為要拿出“態度”和“行動”，想要“連接更多人”。

| 公益“股東人”大會上，主講人與“股東”對話

這或許也正是騰訊公益不斷強調“透明”的原因。從“透明組件”、“冷靜器”、“籌款項目上鏈”、“回響計劃”，再到如今的公益人股東大會、公益真探計劃，當“透明”成為公益圈的共識，公眾的信任與項目的進步都會都會水到渠成。

正如長期從事公益工作的西雙版納州熱帶雨林保護基金會秘書長張錫炎說的那樣，“好的制度會讓壞的構成向好，壞的制度會讓好的構成變壞”。

閉門造車乃至渾水摸魚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