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葉公超剛趕到上海不久，就被日本人拘捕。在獄中，日本人7次用刑，逼他說出毛公鼎的去處。差點喪命的葉公超，囑托家人，設法仿造了一個假鼎，交出去了事，才保了一命。
毛公鼎自出土后，它的收藏歷史同這件國寶一樣，非同尋常。
1843年，毛公鼎在陜西岐山一個村民家的地里挖出來，沒多久，就有古董商聞名而來。幾經易手后，1852年，收藏家陳介祺花了3年的俸祿1000兩買了下來。
按照清律，凡秦漢以上文物，均應由宮中收儲，臣民不得私藏。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銅器，作器者為毛公。
清末時期，這條律法已經不再受人重視，但陳介祺還是不敢掉以輕心，一直秘密收藏，不給外人看。就這樣，毛公鼎在陳家放了50年，包括陳介祺死后20年。
毛公鼎其實外形普通，精美程度跟很多其他青銅器也不可媲美，它之所以珍貴，就在于鼎內的銘文。毛公鼎內有497個字，是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銘文的內容分為7段，講述了周宣王即位后請叔父毛公打理政務的事。
陳介祺收藏后，對鼎內的銘文，親自拓片，請專家做釋文，更確定了毛公鼎的身份和價值。
陳介祺去世后，他的收藏由三個兒子繼承，其中，毛公鼎分給了老二。兩江總督端方倚仗權勢，帶人到陳家，強行以1萬兩買鼎，對老二說：限三日內交鼎。
幾年后，端方去世。端方的女兒出嫁時，想要拿毛公鼎做陪嫁，但男方不敢接受。端家就將毛公鼎抵押給了銀行，押得了3萬兩。當時，有個外國人想出5萬美金買鼎，端家嫌錢少，不肯賣。
及至1930年，毛公鼎又迎來一位收藏家。
當時，銀行清理，急于處理毛公鼎，收回押債。毛公鼎已經抵押快20年，連本帶利，已經約10萬了。作為國寶，本應由故宮博物院收購，但院里沒有經費。美國人、日本人都對毛公鼎虎視眈眈。
民間很多人都在呼吁保護國寶，時任廣東財政部長、交通總長的大收藏家葉恭綽也是其中一人。
葉恭綽不想國寶流落海外，勸說國內有實力的人買下。但不想，流言蜚語傳開，說葉恭綽就是想在中間撈好處。
一氣之下，葉恭綽變賣了手上很多文物，自己把毛公鼎買了下來。毛公鼎來到葉家，先是放在他天津家里，后又移到上海的懿園中。
抗戰中，葉恭綽前往香港避難，但日本人找上門，脅迫他當偽交通總長。他稱病拒絕，每天不出門，生活在日本人的監視下。在香港不安寧，上海的后院又起火了。
葉恭綽留在上海的姨太太，因財產問題鬧起了糾紛，將毛公鼎的藏處捅給了日本人。這下，鬧得日本人隔三差五就跑到懿園搜查。
聽說消息后，遠在千里之外的葉恭綽萬分焦急，馬上拍了一份電報到昆明，給他的侄子葉公超。他叫侄子趕緊去上海，去保護毛公鼎，避免落入敵人之手。
葉公超當時是西南聯大的教授，他立馬啟程到了上海，安頓好了毛公鼎。剛重新藏好毛公鼎，日本人又上門了，拘捕了他。
進了日本人的牢里，哪有好受的。日本人先后七次對葉公超用刑，逼問他毛公鼎的去向。葉公超不肯說，被折磨得命都丟了半條。
怕這樣下去會扛不住，葉公超讓家人趕快想辦法，仿造一個鼎交出去。葉恭綽在香港也沒閑著，多方托人設法營救。
假鼎交出去，日本人沒有識破，葉公超的性命好歹算是保住了。出來后，葉公超趕緊將毛公鼎轉移到了香港，交到葉恭綽手上。
抗戰勝利前，葉恭綽帶著毛公鼎回到上海。此時，龐大的葉家全仰仗他一人養活，而他早在抗戰前，就已經退出政界了，經濟實力大不如從前。10余年下來，全家人坐吃山空，還有好幾個子侄在外留學。
力不能支，葉恭綽只好靠賣文物度日。賣著賣著，毛公鼎也保不住了。眼看抗日勝利大勢已定，上海商人陳永仁愿意買鼎，并承諾抗戰勝利后捐獻給國家。
1946年，陳永仁如約將毛公鼎獻給了當時的南京政府。兩年后，毛公鼎和眾多故宮文物珍寶，一起抵達臺灣，存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
毛公鼎內的497個銘文，不僅是一段頗有價值的歷史材料，也有很高的書法藝術價值。晚清著名書法家李瑞清曾說“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在百年的輾轉中，毛公鼎留在了我們國土之上，帶我們窺見一個時代的文化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