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市場的萎縮與“囤貨”階級：門第與階級固化

古羅馬的政治家西塞羅曾經說過：“有什么樣的先兆，就有什么樣的事端”。所謂千里之堤潰于蟻穴，歷史上諸多王朝的崩塌也絕非一夕之間完成的，大廈將傾之時，必有種種征兆。

以往我們喜歡從政治、經濟乃至國民性的角度去鉆研，卻往往容易忽視社會學視角。其實對于歷代王朝的百姓來說，他們可能不懂什么財政赤字，但是他們能看到苛捐雜稅。他們也許不知道周禮秦制，但他們會懼怕苛政濫刑，這恰恰是因為任何因素的問題最后都會體現在“社會”這個基本面上。

臺灣大學梁庚堯教授在《中國社會史》中談到：“社會既是政治、經濟的副產品，但涵蓋范圍更廣，包括組織結構、法統規制、階層社群、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國人最終行為邏輯的因素”。

我們以此邏輯來解讀歷史，許多王朝的興衰也便在情理之中了。以下我們就跟隨本書的視角，細數歷史劇變前的七種征兆。

人口：人口銳減與流徙

1945年黃炎培先生提出了“歷史周期率”，說的是歷代的王朝都會經歷興衰治亂，往復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

其實伴隨著王朝興衰的歷史周期，還有一個“人口周期”也是如影隨形。王朝初期政治清明（其實主要是經歷過人口銳減，人少地多，“內卷”的壓力不大），王朝中期是盛世（人口復蘇，社會繁榮），一直到王朝末期（人口過剩社會崩潰，進入戰亂消減人口），再循環到新王朝的初期……人口的變化與王朝的興衰總是相生相伴。

人口銳減的直接因素一般有三：戰亂、瘟疫以及逃荒。以東漢為例，漢桓帝時期全國尚有五千六百萬人口，到了東漢滅亡時全國已經不足八百萬人。從瘟疫引起的黃巾之亂到后來的軍閥混戰，讓中國人口下降85%以上。

此外，大量人口因為恐懼戰亂“潤”到了邊境以外，以流亡到遼東、南匈奴、鮮卑、烏桓者為多。司馬懿平定遼東以后，下令“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可知有不少人逃亡到這里。人口銳減于先，王朝崩潰隨后，成為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狀況。

市場的敏感特質，使其在劇變來臨之際可以做到“春江水暖鴨先知”。就像今天大家所說的“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或者“資本用腳投票”一樣，大難臨頭之際市場的反應通常是最真實的。

春秋末年以來，錢幣在市場上已經通行，但是到了漢末，錢幣的功能快速消退，交易媒介變成了谷米、布帛等實物貨幣。這顯然是因為市場通常只是太平時節的產物，戰亂期間人們需要的只有生存資源（有時還會出現易子而食的慘?。?/p>

另外對于士族大戶來說，建立“塢堡”與外界隔絕成為了重要的生活方式。他們在“塢堡”里囤積大量的糧食和生活必須品，市場的流通就此被阻斷。

直到南北朝時期，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仍然被普通人乃至士大夫所向往?？梢姂饋y給人們留下的心理陰影之深。

每一次王朝覆滅與新王朝建立的過程就是一次階級洗牌的過程，舊貴族上了斷頭臺，新貴族進了金鑾殿。但是隨著時間的推演，新貴族便會牢牢地掌控社會資源成為舊貴族。

人類天生就有改變的需求，若上進之路完全被阻斷，難免不會出現黃巢李自成洪秀全之類的人物。農民起義士兵通常是因為生存，而農民起義的領袖通常是因為階級固化。

魏晉以后，很多大士族長期壟斷了政府中的高級官位，士庶之間有了明顯界線， “公有公門，卿有卿門”的現象確立，士族形成了自己的圈層，與寒族涇渭分明。比如同為“太子黨”的鐘會反叛司馬昭的行為，在當時就被認為是“兄弟鬩于墻”的一場爭端（鐘會的家人不受牽連）。

門第通婚也有固定對象，社會地位不同，是不通婚的。社會階層流動被徹底鎖死，往往這個時候也就埋下了天下大亂的種子。

地域：社會中心開始轉移

中國古代歷史有一個規律，每一次社會動亂，北方人口都會開始向南遷移。這里的原因無外乎兩個：一是中國政治中心大都在北方，長安洛陽等都市是亂市梟雄的必爭之地，人們會自然而然地躲避戰火的中心。二是少數民族南侵造成的破壞太大，遠離烽火狼煙的地方便成了國人心中的“桃花源”。

幾乎每一次人口開始南遷，就可以代表一個亂世的開啟，三國、南北朝、五代莫不如此。安史之亂讓南方人口徹底超越北方，到了元代南方人口幾乎占據中國人口總數的十分之八。當然，伴隨著人口，北方的經濟對比南方也開始此消彼長。

科舉實行以來，南方的士子更是一騎絕塵。到了朱元璋時代。竟然出現北方無一人得中進士的情況。這也促成了此后科舉的南北分榜錄取制度。

土地：土地性質的改變與兼并

在農業社會，土地是最重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生產資料，我們的民族認同、風俗文化、乃至社會體制，就是從這一片片農田里成長而來。任何事關土地的政策，都會牽動國人最敏感的神經。許多都是因此而敗落，也便不足為奇。

北魏土地施行國有的均田制度，由國家來負責分配田地，人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所有人都成為了國家的“租客”，但此后國家對土地分配不足，讓北魏一落千丈。

無獨有偶，王莽收歸天下土地實行井田制（把土地為九個小塊。在九個小塊中，中間一塊為貴族或皇室所擁有，周邊八塊則分予平民。平民耕種完中間的才能耕種自己的私田），也讓新朝在短短十四年間崩潰。很多君王都懷著改善兼并狀況的雄心，最終卻讓自己連同王朝陷入萬劫不復。

基建：大型工程不斷上馬

古代國家的國力來自于生產力，民力出自人口。若是修建國力民力都難以支撐的大型工程，難免會造成社會崩潰。我們看到往往王朝的覆滅都伴隨著大型奢華工程的上馬。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后，自以為國力無限，竟將修長城、阿房宮、驪山陵、靈渠、秦直道等等巨型工程同時進行，以致天下覆亡，隋煬帝也是因修建江都宮、開鑿大運河耗盡了天下財力。

此外，皇帝陛下的懷柔天下也經常成為國家的負擔，唐朝君王賞賜突厥、鮮卑、高麗等國“動輒數十萬金”，也讓國家財政不堪其苦。

文化：謠言讖語的盛行

古人說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謠言讖語攪動人心，也是王朝滅亡的必經之路。再荒誕的謠言，只要信者眾多，也便擁有了動搖社會的力量。平素里老實巴交的農民，完全可以在“石人一只眼”或者“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鼓舞下，變得英勇無畏。

讖語更是王朝顛覆者慣用的輿論武器，武則天（女主昌）曹丕（鬼在山，禾女運，王天下）等等都是被讖語中的天命所歸所“逼迫”，“不得不”登上皇位。

王莽更是讖緯之學的集大成者，上百條讖語伴隨著他從大將軍、安漢公、宰衡、假皇帝，一路走到真皇帝。后世歷代君王對“異端邪說”歷來毫不容情，也是因為明白謠言讖語的破壞力。

我們永遠無法預知未來會發生什么，能給我們判斷的只有過去發生過什么。中國人酷愛歷史，也經常被歷史所遮蔽。

唐太宗告誡后世“以史為鑒”，但事實上，歷史這面鏡子卻經常像白雪公主童話中的“魔鏡”，映射出來的都是讀史人的心愿。

我們今天的歷史學有宏觀史學和微觀史學，但《中國社會史》帶來的卻是往往被我們忽視的一種“中觀視角”，填補了中國歷史這一領域的空白。

真實的歷史，有時不在帝王的詔書上、公卿的文章中，而存在于許多冷冰冰的社會事實里：人口的消長流徙、階層變動的邏輯、民間的秩序變遷、市場的繁榮衰敗、邪教的滋生蔓延………《中國社會史》正是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視角，幫助我們一眼望穿歷史的骨骼——洞悉中國歷史上社會問題的始末緣由，大廈將傾的前沿征兆。同時，也讓我們看清自己生活環境的全貌，找準自己所處的社會坐標，把握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