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無一紙文憑，何以成為清華教授，被譽為“三百年才出一個的大師”

他是中國現代久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于一身的傳奇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師陳寅恪。

他終身連一張過硬的文憑都沒有，歷史學家傅斯年卻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01

1925年，清華創立國學研究院，意在整理國故，培養棟梁之才。

建院之初，國學院欲聘四位導師，前三位都已有了著落：第一位導師王國維，曾開創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第二位導師梁啟超，著作等身，戊戌變法核心人物，第三位導師趙元任，從哈佛回來的漢語言學大家。

較之這三位，陳寅恪的名聲沒那么響亮，但為了推薦他做導師，梁啟超還與校長有過一番舌戰。

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校長說：“陳先生一無大部頭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堂堂國學院導師，怎么能連個學銜都沒有呢？”梁啟超說：“沒有學銜和著作，就不能當國學院的教授了嗎？我梁啟超雖然著作等身，加起來不足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這樣的人如果不請回來，遲早會被外國大學請去的！”

清華這才下了聘書。

02

1890年7月4日，陳寅恪出生于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被曾國藩稱之為“海內奇士”。

父親陳三立，晚清著名詩人，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號稱“清末四公子”，文學成就曾被譽為魯迅前近代中國第一人。

陳寅恪9歲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眼界高遠、志在變革，攜陳父一同響應戊戌變法。

變法失敗后，兩人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父親陳三立從此遠離政治，寄情于詩詞：“憑欄一片風云氣，來作神州袖手人。”

左二為陳寅恪。中間老人乃其祖父

陳寅恪之父，陳三立

照理說，這是家族不幸，沒想到卻成就了陳寅恪。

陳三立不要兒子應科考、求功名，只叫他遍讀典籍，打下深厚舊學基礎。

陳寅恪才13歲，就被送去日本求學，博聞強識的他由此接觸到西方文化。后因足疾回國，就讀于復旦新式學堂，很快就熟練掌握了德語、法語。兩年后，陳寅恪從復旦公學畢業，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輪，開始了長達16年的游學生涯。

1896年陳氏兄妹合影

拈花的孩童為陳寅恪

曾有學生問唐筼（陳寅恪的妻子）：“外傳先生懂三十多種文字，是不是真的？”唐筼說：“沒有這么多，也就十七種而已。”

從1910年起，陳寅恪先后求學于，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大學、哈佛大學等，掌握梵文、希伯來文等十幾種語言，學問貫古通今、深不可測。

但16年間，他沒考取一個學位。仿佛文憑二字，不過是廢紙一張。

他說：“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并不重要。”

彼時，多少學生為獲得學銜裝點門面，讀起書來投機取巧，避難就易，到手的學問還能有不打折扣的？

陳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種人，哪里有好大學，哪里藏書豐富，他便去哪里拜師、聽課和研究。

陳寅恪在德國

家境殷實的陳寅恪從不揮霍，每到一處，不及半載而書櫥充盈。

剛到美國時，豪購之舉令同學詫異：學世界史，竟將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劍橋近代史》、《劍橋古代史》、《劍橋中古史》等幾十巨冊陸續購回。

在柏林讀書時，生活已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他買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到圖書館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

1923年，趙元任夫婦到柏林，見陳寅恪午飯時總是叫炒腰花。后來在清華，陳寅恪與趙元任同住，趙的妻子楊步偉就吩咐廚子做腰花，陳寅恪卻又不吃了。楊步偉覺得很奇怪，“你在德國不總是叫腰花吃嗎？”

陳寅恪說：“腰花在德國最便宜呀！”

無怪乎后來楊步偉對人說：“那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兩人是寧國府門前的一對獅子。”

03

1925年冬，陳寅恪抵達清華。他講課前，講義做得極為細致，每一課都要求講得比上次更精彩，古今中外，信手拈來，令人瞠目，搞得很多學生根本聽不懂他的課。

1927年被研究院錄取的藍文征回憶：“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上課時，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出來，哦！才知道哪個是德文，哪個是梵文。”

可聽懂的人，無不覺得是一種享受。北大教授季羨林就曾回憶說：

“聽陳先生講課，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不夸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

學生聽不懂，教授來聽的卻不少。朱自清、鋼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課表，研究院主任吳宓風雨不誤，每課必到。

1929年，改任中文、歷史兩系合聘教授后，陳寅恪在一間小教室里上課，除了清華學生，還有北大學生專門坐車來聽，當時兩校相距甚遠，沿途幾十里全是農田，常有土匪出沒打劫，亦無法阻止學生求知。

因常能為人釋疑，清華園里奉他為“活辭書”，不少學生發現自己教授也愛聽他的課，最后就尊稱陳寅恪為“太老師”。馮友蘭先生是大學者，名氣比陳寅恪響亮得多，在陳寅恪面前也是畢恭畢敬，感佩其學問之深。

歷史學家鄭天挺稱他為“教授的教授”，古典文學研究大師傅斯年更是驚嘆：“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曾經對學生說：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日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對講義的細致、創新貫穿他一生，他的課，總能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在常見史籍中發現新的理解。門下弟子備受啟發，終身受益無窮。

1933年，一幫歷史學者在東洋文庫吃飯，日本史學界泰斗白鳥庫吉也在座。史學家和田清突然拿出一張地契：“這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遺物。”

大家依次傳閱，嘆為稀世珍寶。傳到中國學者藍文征手中，藍卻說：“這哪是什么明物，分明是光緒時的東西。這紙又厚又粗，顯然不是明紙，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

白鳥聽了，佩服不已，問他識不識陳先生。藍文征說：“那是我恩師。”白鳥連忙起身：“久仰久仰。”

發掘、使用原始材料，是陳寅恪的治學原則之一。

他恪守乾嘉學者的傳統和經驗，強調以原始材料為支點來做研究。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

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留洋派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04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北平淪陷。民族危亡之際，父親陳三立絕食而亡。

不久，日本憲兵隊請陳寅恪去司令部做客：“先生如果留下來授課，年金豐厚。”

陳寅恪知道，如果拒絕，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從史學上來幫助中國，這是我的責任。”

以至于父親的喪事還沒有辦完，他就悄然離京，輾轉去往西南聯大。守孝期間，國恨、家愁疊涌而來，急火攻心，導致他右眼視網膜剝離，必須馬上做手術，可一旦做了手術，必須修養一段時間。幾經思慮，陳寅恪放棄手術，抵達聯大時，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見了。

在聯大，陳寅恪常常秉燭達旦，備課、寫作，絕不因壞境惡劣而懈怠。

由于長期在昏暗的燈光下伏案工作，不久后，他的左眼視力也驟然下降。陳寅恪讀書，向來行的是“古法”，圈點、校勘、批語都在書本上。

北平淪陷時，他將所藏典籍送至長沙，結果在途中被日本人的炮火毀掉，后來帶到聯大的手稿也悉數損毀，之前所有的研究心血都化為灰燼。

在幾乎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陳寅恪愣是靠著記憶，在茅草屋里，汗流浹背，坐在小板凳上，寫下《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本巨著，為后世的史學研究提供了經典范式。

1939年，牛津大學聘其為教授，這是該校歷史上首位中國籍專職教授。

原本兩度辭謝，后考慮到英國能治眼病，陳寅恪才答應，攜家人借道香港，準備渡海趕赴倫敦，不料歐戰突起，航海中斷，英國之行遂為泡影。

1940年暑假，陳寅恪再赴香港，因時局關系，赴英之事又延期一年，此時，昆侖關失守，回聯大無望，陳寅恪被阻香港，進退維谷。

次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失守。國民政府派飛機到香港“搶運”學界名流，陳寅恪卻被保鏢無情擋在飛機門外。原來是財政部長孔祥熙的二小姐，將自家洋狗、沙發甚至馬桶全部裝入機艙，甩下一群學術名流無路可去。

日軍進駐香港后，陳氏一家生活狀況堪憂，與內地間的書信、電傳、票匯等全部斷絕,以至于“食粥不飽，臥床難起”。

不久后，陳璧君派人前往陳家，威逼利誘，企圖說服陳寅恪到日偽區任大學教授，陳寅恪狠狠地用腳跺地面：“請走不送！”偽港督又拿出20萬軍票讓陳寅恪辦刊，陳寅恪再次拒絕。日軍知道陳家生活艱苦，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面粉。憲兵往里搬，陳寅恪就往外拖，寧可餓死，也絕不摧眉折腰。

狂儒劉文典向來敬重先生，每逢昆明警報響起，他都跑得飛快，美其名曰：“我是替《莊子》跑，我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

若是路上看到陳寅恪，便又指揮學生道：“我死了沒什么，快去保護國粹！”

得知陳家受困，劉文典在聯大疾呼：“陳先生若出事，五十年內不再有此人！”

幸而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后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才讓陳寅恪一家逃出香港，返回大陸。

隨后，陳寅恪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昏暗的燈光下，專注于學術一如既往。

1944年，成都一個霧氣陰冷的早晨，陳寅恪睜開眼睛，卻發現眼前一片漆黑，從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見了。

05

陳寅恪的“不降志，不屈從”，使之晚年注定充滿凄涼和苦楚。

1958年，他的教書生涯戛然而止，因被指為封建主義的種族文化論者。鐵骨如他，當即憤怒請辭：“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

轉身回到書桌旁，在助手幫助下，撰寫《柳如是別傳》，為煙花女子立傳，借此倡導做人治學的氣節與風骨。

當時，他行動不便，目光微茫，全靠自己開列書單，助手讀給他聽，聽后構思，再口述由助手記錄。

為著述這部 80 萬字的傳記，他一天平均要工作十幾個小時。1962年，吳宓來看他時，他感慨萬千：

“柳如是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際，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要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寫此書，是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06

1969年10月7日晨5時30分，陳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長逝，離世時，他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只是眼角不斷流淚。11月21日晚，妻子唐筼也追隨丈夫而去…

復旦的葛兆光先生曾說：

“陳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文化世家的傳統，在這一家三代人身上特別濃厚；他們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抵抗命運的典型，表現出一種文化貴族式的傳統精神，一種擁有自己的真理，不與流俗和光同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

自祖父響應變革，到父親不忍受辱、絕食而亡，再到陳寅恪守志不屈，中國文人氣節、風骨，在他們身上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

《離騷》有言：“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為求一生之學術理想、為達澄澈之思想境界，先生盲眼、跛足、受辱而不改，當世者能有幾人？

先生不攀附、不諂媚、不屈從，以三百年而出一人的淵博學識，終其一生，志在構建自由、獨立的學術世界，不為權貴和時代之風氣而退舍、而茍且，以其書生骨氣鍛造了一座精神豐碑。

今時今日，后世之人仰望這座豐碑，當反躬自省，何為氣節？何為傲骨？何為獨立？

惟有思今人之所失，追先生之襟抱，所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可能立千年而不墜，與日月而同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