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克爾凱郭爾的作品，經常會陷入到一種迷思當中，在敘述的文字背后，究竟隱含了什么樣的思想，而不同文字背后的思想之間又有著什么關聯。由于克爾凱郭爾不是一個系統寫作者，所以想要從整體去理解并概括他的思想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

不過也正是如此，克爾凱郭爾列出的“暗碼”吸引了無數人去破解。美國的一位學者江思圖在其著作《克爾凱郭爾——丹麥黃金時代的蘇格拉底》中，就找到了一個破解之法。

如果從內容上，無法總體把握，那么就一定有別的方式。江思圖就從克爾凱郭爾早期的著作中，拎出了一個點，并在諸多諸多克爾凱郭爾的著作中串成了一條線索，雖然每個作品的核心內容不同，但總體上具有一種共同的氣質，也就是反諷或蘇格拉底氣質。

這個觀點就隱藏在克爾凱郭爾在哥本哈根的博士論文——《論反諷概念》中，可以說，在撰寫論文的時候，克爾凱郭爾并沒有想到自己的思想能走多遠，但他應該堅定了一個信念，利用反諷的方式，做一個蘇格拉底式的思想家。

什么是蘇格拉底式的反諷？

蘇格拉底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的古代雅典，他的學生柏拉圖以對話的形式記錄了他的言行。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的雅典同胞對他提出指控，最終他被判處死刑。《申辯》記錄了對他的審判，《斐多》記錄了他生命的最后幾個小時以及他飲下毒酒身亡之事。

蘇格拉底一生的大多數時間都在雅典城中四處散步，與人交談。他走向宣稱自己知道某些知識的人，并且向他們請教。他宣稱自己是無知的，乞求他的談話伙伴就他們所宣稱知道的任何事情給他些啟發，他就這樣與他們展開對話。

所謂“蘇格拉底的反諷”通常在這些交談開始時出現，蘇格拉底讓談話對象向他解釋某個事物，或者給出它的定義。比如在《游敘弗倫》中，蘇格拉底遇見熟人游敘弗倫，問他去法庭做什么，游敘弗倫說，他要去指控自己的父親。

在古希臘，尊重父親是一個古老而不可侵犯的價值。蘇格拉底直接看到明顯的矛盾，人應當愛和尊重自己的父親，游敘弗倫的行為卻不是這樣。但是蘇格拉底沒有指出這個矛盾，他假裝說，一點過有什么東西是他不理解的、而游敘弗倫卻必定對其本質擁有某種特殊的知識。

蘇格拉底驚呼：天！當然大多數人不知道，游敘弗倫，這樣一件事情怎么會有公義。我想象，不是每一個人能做出這樣的控訴（行為），除了這個智識高超的人。

這話聽起來像是在恭維，但游敘弗倫并沒有聽出話中的反諷。他自信滿滿地回答：“的確如此，蘇格拉底。”隨后游敘弗倫給出的每一個答案，蘇格拉底都加以反駁，最后游敘弗倫假裝有事倉皇而逃。蘇格拉底大失所望，稱他本以為自己能從游敘弗倫身上學到關于虔敬的東西。

蘇格拉底宣稱自己不知道任何事情，以此讓游敘弗倫吹噓自己擁有專業知識，并使自己可以任意向游敘弗倫提問，假裝想要跟他學。游敘弗倫既然宣稱自己是專家，他若拒絕回答蘇格拉底，就會顏面掃地。蘇格拉底認識到，如果奉承一個人有專業知識，就很容易讓這人打開話匣子。

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就是這樣開啟的。蘇格拉底的反諷是這個過程的核心因素。初步來看，他的反諷涉及兩個方面：第一，他說自己不知道任何事情，但接下來的對話明顯證明，他實際上對那些事物也略知一二；第二，他承認游敘弗倫知道事情，或是一名專家。

克爾凱郭爾被這種反諷吸引，因為他看到，在19世紀的丹麥社會,許多人也像游敘弗倫那樣，宣稱精通這事那事，實際上卻一無所知。他觀察到,蘇格拉底對反諷的運用乃是把反諷作為誘餌，好引蛇出洞。一旦對方開始解釋自以為已經理解的東西，就會遭到蘇格拉底的反駁。克爾凱郭爾仔細地研究了蘇格拉底的方法，考慮自己能以哪些方式運用它，好在他所處時代的大討論中占據獨有的優勢。

反諷的境遇：回答的困境

為什么反諷會有用？克爾凱郭爾認為，蘇格拉底對話中構建了一個所謂的“回答之困境”，蘇格拉底在對話過程中，將游敘弗倫和其他對話者代入了回答之困境。而在這種困境之中，對話者才可能產生對自己所知的反思與質疑。

蘇格拉底問游敘弗倫“虔敬”的定義是什么，游敘弗倫給出了一個定義。但是，在蘇格拉底的盤詰下，他們一致統一這個定義并不能令人滿意。蘇格拉底就繼續追問有沒有更好的定義，但游敘弗倫給出的后面的定義也接連被否決。到最后他們也沒有得到真正的定義或結果。

通常，當一個人寫下什么的時候，其目標是證明某個特定的主題，確立某個具體的論點。他會開門見山地擺明論題，在論文的主體部分提出論據。相形之下，蘇格拉底的套路相當不尋常，因為它根本沒有確立任何東西。不如說，其結果是純粹否定的。人們從中學到的所有東西，不過是幾個有關虔敬的已被視為不正確的定義，但是，人們仍然不知道虔敬是什么。在批判性地探究下，沒有一個肯定的定義幸存下來。

這對克爾凱郭爾很有吸引力，他很高興在蘇格拉底身上看到一個這種意義上的否定的思想家。蘇格拉底的目標不是確立一個肯定的學說，而是要指出別人所依靠的基礎不穩定，從而幫助他們重新考慮那些堅持已久的觀點。

克爾凱郭爾這樣評價：雖然蘇格拉底只做了一些否定的事情，但他卻將別人帶向了反思，重新考慮他們信念和生活的某些既定方面。通過質疑,蘇格拉底將他的談話對象引人哲學思考的過程，因為他們不能僅僅作被動的接受者，接受蘇格拉底或別的什么人的教導。克爾凱郭爾由此受到啟發,試圖在自己的寫作中模仿蘇格拉底方法的這個方面。

反諷的本質：知與不知

公元前5世紀，雅典有一群云游四方的修辭學學者，他們收取酬金，給有錢人家的男孩上課。這些人被稱為智術師，他們宣稱有能力教導各種實用的技巧，比如公共演說、邏輯推理和辯論，同時也提供一般教育。在經常討論政治議題的雅典民主制社會，這些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雖然智術師成功地吸引了學生并以此謀生，但并非所有人都歡迎他們。就像今天的某些律師那樣，智術師在當時有點臭名昭著，因為他們擅長玩文字游戲,為無理甚至錯誤的立場打贏官司。

他們是魅力超凡的人物兼雄辦的演說家，可以用語言盅惑人心。據說他們對辯論的輸贏更有興趣，而非真理本身。由于人們經常看見蘇格拉底在街上公然指教年輕人，許多雅典人就認為他與智術師同流合污，因此對他提出的控訴之一，就是他強詞奪理，把弱的論證變強，這正是智術師之所以臭名遠揚的一點。

但是，蘇格拉底強烈抗議人們把他與智術師扯在一起，他說自己不像智術師，自己并不宣稱知道任何事情，也沒有教任何事情。年輕人來聽他的討論，只是因為他們發現，看他以那種特殊的方式盤詰別人很有趣。既然蘇格拉底聲稱不教任何事情，所以他也從來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學費，相反，智術師則靠教學生來收取學費，維持生計。

那么為什么要到處去“反諷”呢？蘇格拉底講了他的一個朋友去德爾斐神廟求神諭的故事。在古希臘社會，神廟是讓人敬畏的宗教場所。人們相信阿波羅神通過那里的女祭司向人傳話。無論何時，當人們要做一些重要決定時，不管是私事，還是與國家有關的大事，人們都習慣去神廟求問神，看自己的謀算是否會成功。蘇格拉底的朋友問阿波羅神：是否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阿波羅神通過女祭司回答說：沒有人比他更有智慧。

朋友回到雅典，向蘇格拉底轉述了神諭，蘇格拉底困惑了，因為他想不到自己在什么事上有任何特別的知識。事實上，他看到身邊有很多人在不同方面比他更有智慧。于是他開始向不同的人發問，看他們知道些什么。

結果，他從一個人走向另一個人，每一個人都像游敘弗倫那樣，假裝在某一領域是了不得的專家，可是最后在蘇格拉底的發問之下，他們明顯都是一無所知。于是蘇格拉底得出結論：他之所以更智慧，指的是他至少知道自己無知，相反，別人都錯誤地宣稱自己確實有知。

他想，這一定就是神諭所說的意思。蘇格拉底的知識不是某種肯定的有關某個具體的思考或行為領域的知識，而是一種否定的知識。這是如此悖謬誤：蘇格拉底的知識是，他根本不知道任何事情。

既然這種洞見來自神廟里的神明，蘇格拉底就開始相信他被賦予了一項神圣的使命，他的宗教責任是走遍雅典，檢驗別人對知識的宣稱。蘇格拉底用牛虻的形象來比擬自己的行為。牛虻不斷地在一匹馬四周嗡鳴，還停在馬身上,這激怒了馬。蘇格拉底看到，他也在對雅典同胞做同樣的事情。柏拉圖記下了他的話：

“對我而言，似乎神明把我放到這個城邦，就是為了履行這樣一只牛虻的職責；一整天我不停地在這里、在那里、在每一處降落，挑拔、勸說、責備你們中的每一個人。”

因此，蘇格拉底把自己描繪成雅典的牛虻，發揮著一種盡管會激怒人卻于人有益的作用，使別人免于跌入自滿，使他們常常保持警惕，不要隨意宣稱自己有知識。他將自己的勞苦看作一種宗教呼召：他不斷在街頭巷尾盤問別人,與其說是因為他樂在其中，或者他個人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不如說他視自己在遵循神的旨意。

這樣做是他的宗教責任。

這是克爾凱郭爾細細品味的一幅畫面，他開始構想自己的任務,它應該與蘇格拉底的任務一樣。他相信通過自己的著作，他能夠在實際上成為哥本哈根的牛虻，使他的同胞免于陷人自滿。他相信，當時的人們對基督信仰的理解錯了,需要有一只牛虻，去迫使他們批判地探究自己的觀點，并且予以修正。他的目標不是用推論式的論證去說服那些有懷疑傾向的讀者，使他們相信一套肯定的學說。同樣地，他的目標也不是以自己的著作來博取聲名，或與別人成為朋友。不如說，他的目標是以蘇格拉底為榜樣，以某種方式去激怒和刺激別人，使他們看到自己信念中的各種錯謬。

克爾凱郭爾對蘇格拉底的理解如何與如今的生活相關？無論是知識、懷疑，還是傳統價值觀，這些問題最終都落實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上來：知識的本質和地位，以及它在人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這是整個人類歷史中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實際上我們可以在一個最古老的婦孺皆知的故事中看到這一點，那就是《舊約·創世記》中有關墮落的故事。

在那個版本的故事中，最早的人是亞當和夏娃，他們居住在一個美妙的園子里，園子里有他們所需的一切，他們的需要無不得到滿足。他們與自然和周圍的世界和諧相處。但是他們缺少一樣東西：知識。他們生活在無知無識的極樂中。上帝告訴他們，他們可以享用園中一切喜歡的，但是不能吃樹上的果子。

眾所周知，故事中的亞當和夏娃卻被蛇引誘，違反禁令，吃了那棵樹上的果子，得到了知識。瞬時之間，一切都改變了，他們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他們第一次認識到自己的身體是裸露的，彼此感到羞恥。他們不再與世界和諧，不能再自在地待在園子里，他們被趕出園子。上帝在發現他們的罪孽后，把他們逐出園子，發配到了更廣闊的世界——“伊甸園的東邊”。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知識是一個危險的東西。從頭至尾，上帝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告訴亞當和夏姓，不要吃那棵樹上的果子。上帝知道，知識最終帶給人的將是羞恥、害怕和疏離。人一旦走出這一步，就水遠不能回頭了。這個故事的寓意是，人類并非必須擁有知識，沒有知識，人類會更幸福。

《創世記》的故事不斷在每個個體成長、成熟的過程中重新上演。當我們是孩童時，我們與家庭、文化和社會親密無間。長大后，我們到達一個分水嶺，自然而然地質疑起我們年幼時所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來。我們發現，其實父母和上司也會犯錯，我們的文化亦有其問題。這種知識使我們與周圍的世界疏離。

蘇格拉底這樣的人，脫離他所在文化中所公認的真理，要去尋求知識。但這種追求使他與世界疏遠。知識是一件危險的東西，傳統價值和制度的捍衛者們害怕知識。有關此議題的另一種觀點來自啟蒙運動。啟蒙思想認為，人類就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天生渴望知識。知識使我們與動物區別開來，我們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能夠從事理性思考,能夠批判地審視我們的信念。

蘇格拉底說，“未經【理性】檢審的生活不值得活”(Life without 【rational】examination is not worth living)。知識使人類有能力重新塑造自己的環境，使之更適宜于人類生活，也使歷史上那些巨大的技術和社會進步成為可能。

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人類已經憑著獲取知識的能力改善了境況。例如，人類在科學的不同領域取得巨大進步，實質性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包括消滅天花和脊髓灰質炎之類的疾病，包括牙科和麻醉學的進步，此外還可以繼續舉出許多例子。

擁護啟蒙觀點的人宣稱，否定這些進步是全然荒謬的，整個人類歷史都在支持一句著名的格言：知識就是力量。按照這個觀點，任何想要貶抑知識的人，都是被落后的迷信弄瞎了眼睛。

今天，我們大多數人可能都贊同啟蒙運動的觀點。甚至我們閱讀關于克爾凱郭爾的書，也是為了獲取以前不知道的新知識。我們認為知識有價值，并且相信擁有知識很重要。如今在互聯網上可以免費得到不斷擴張的海量信息，證明不但人們對此有強烈的需求，而且文化也把散播信息放在優先位置。似乎已經不容置疑：每個人都應當有機會學習并得到新知識。

這些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事，然而，我們的現代世界使這個圖景變得大大地可疑。知識是一把雙刃劍，創造了摩天大樓和疫苗，并且為此而自豪的現代文明，也發明了集中營和生化武器。世界上的大部分環境問題，如全球變暖、臭氧層漏洞，都是人類技術的副產品。事實證明，知識和技術在幫助我們改善環境的同時,也在

高效地破壞環境。

人類一旦開始走上理性、科學和技術的道路,就沒有回頭路。這是一條單行道，是難收的覆水。思及于此，我們慢慢可以看到《創世記》墮落故事背后的要旨了：伊甸園東邊的世界，是一個危險和讓人不安的世界。類似地，蘇格拉底故事也不僅僅是遙遠過去的傳說，那就是我們21世紀這個危險世界的故事。

反諷的啟迪：人與神

雅典人針對蘇格拉底的一項指控是，他敬拜雅典不承認的外邦神明。這項指控牽涉到蘇格拉底所謂的“命神”。柏拉圖對話中提到的蘇格拉底的命神，是一種個人化的靈或內在的聲音，常常給蘇格拉底提建議。

從現代的角度，是有一些難以理解。有人試圖將它解釋為良心的聲音，有的人則將它視為某種類似于天使的存在。在受審中，蘇格拉底這樣解釋他的命神：

我常常有一種神圣的或是超自然的體驗……從很早的童年就開始了——一種聲音臨到我；它每次來到時，總是勸服我不要去做我正打算去做的事情，而從來不鼓勵我。

蘇格拉底宣稱他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內在聲音，阻止他陷人麻煩，因為那個聲音告訴他別去做考慮不周的、可能導致負面結果的事情。但是像蘇格拉底自己一樣，命神從不給什么肯定的建議，告訴蘇格拉底應當做什么。

蘇格拉底相信，這位命神是在幫助他實現神圣的使命。當評審團定他有罪，判他死刑時，他宣稱他并不在意,因為整個審判過程中，他的命神從來沒有反對他的所說和所做他把這理解為所發生的一切都順乎神旨。因此他斷定，他沒什么好怕的。

對于命神這一點，似乎可以從兩個方向上有著不同的解讀。一方面，以一種現代解放的觀念來說，蘇格拉底也許是借助“命神”來反抗古希臘傳統的神以及那些傳統的觀念。正所謂用神來打敗神，即在無法完全表達自我的觀點的時候，假稱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命神，并由命神來推動自我觀點的表達，借助一個新的“神”的口，來反對舊的“神”的規定。

而這種“命神”帶來的對自我的重新認知，也恰好建立在蘇格拉底反諷背后的動力上，即通過反思來質疑現存的一切，這個反思的主角并不是什么，而是人自身，是每一個人。真理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必須要通過每一個人的質疑的，同時每一個人都有通過自己的思考得到真理的權利，這就是“命神”的一種意義。

在另一個方面，對存在著某一種屬于自我的“神”的篤定，也可以在塵世的生活中，給人帶來超越的可能。如果人從神的手中奪回認定真理的權利，那么在短暫的生命里，人有可能會陷入到無窮的真理校驗中，同時限于這個工作量，而讓人產生虛無的感受，從而失去了人生的意義。

所以克爾凱郭爾認同“命神”的理念。在基督教傳統里，人們習慣于談論這樣一些概念，比如天意，比如上帝正在按他心目中某個具體的目的指揮宇宙。克爾凱郭爾在他的《作為作者的我對我著作的觀點》(The Point of View for My Worle as an Author)一書中反思了自己的生平與著作，他解釋說，他相信自己的人生是被一種看不見的神圣“統治”驅使。

上帝對他的一生有一個藍圖，而克爾凱郭爾在不知不覺中實現那藍圖。盡管他并不總是能理解上帝對自己的計劃，但他感到上帝在冥冥之中指引著他的寫作，就像蘇格拉底的命神指引蘇格拉底那樣。如同蘇格拉底一樣，克爾凱郭爾將自己的工作視為一種神圣使命。他相信上帝會引導他行在正確的方向，正如蘇格拉底相信他的命神會保守他免受損害。

自我的“命神”可能帶來自由，但自由也可能會陷入虛無，只有通過對“命神”的信仰，才能將人從虛無的深淵中拯救出來。這也就是反諷能帶來的一種啟示。

反諷的使命：真理的助產術

為什么反諷對蘇格拉底和克爾凱郭爾來說這么重要？

蘇格拉底曾說，他母親是產婆，他從母親那里學會“助產術”他宣稱，當他向人發問時，他的目標是幫助他們自己達到某個真理。他相信，真理己經內在地藏在他們自己里面，只是他們還對此渾然不覺。蘇格拉底所從事的這種循循善誘的發問,可以使這真理破繭而出。

這方面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蘇格拉底在《美諾》中向一個沒受過教育的童奴發問，他只是發問，他自己并未提出任何肯定的東西，但他卻引導那個男孩明白了幾何學的一些基本原則。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驚訝萬分：那個男孩顯然一直就通曉幾何學，雖然他從未在這方面接受過任何教育。這符合蘇格拉底一直以來的宣稱：他不教授任何東西。他只是宣稱自己是為觀念接生的助產士，但他本人并不生產觀念。他只是幫助別人生產觀念，然后對其作出評估。觀念隱藏在個體里面,雖然個體甚至不知道它們的在場。(這將蘇格拉底引向了天賦觀念的學說，即，我們一出生就擁有某些觀念，我們在對世界有任何體驗之前已經認識了事物。因此,發問者的任務只是幫助我們去回憶之前知道卻已經被遺忘了的東西。）

克爾凱郭爾在著作中也會有意使用蘇格拉底的助產術。他不想明確聲明自己所認為的基督信仰是什么，相反，他希望幫助別人發掘出他們自己的基督教觀念。克爾凱郭爾想要避免留下好為人師的印象，仿佛別人只需跟隨他的教導。他相信基督信仰只有在信靠者自己體驗到它的意義上才有意義，因此，純粹立足于他人教導權威之上的替代性，是不充分甚至誤導人的。

與此相對，克爾凱郭爾堅稱，基督信仰只關乎每一個個體的內在關系，因此目標應是幫助別人親自在他們里面發現這關系。就像蘇格拉底那樣，克爾凱郭爾相信他能推動這件事情，但最終，人必須靠自己去完成發現真理或自己里面那種內在關系的任務。

相較于黑格爾通過正反的辯證法得到合的那種綜合哲學方法，克爾凱郭爾寧愿選擇如蘇格拉底一般，不輸出什么真理，而是通過不斷的否定，將人引入一種“回答的困境”，并在困境的尷尬當中，反思自我，并找到那個對他自己而言的真理。

這是克爾凱郭爾堅持一生的方法，也是人們試圖讀懂他時所必須掌握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