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

1928年3月20日，共產黨員夏明翰揮筆寫下這首氣壯山河的就義詩后，壯烈犧牲，年僅28歲。

就在他犧牲的第二天，他的遺孀鄭家鈞帶著他唯一的女兒突然消失了，從此，二十多年杳無音信。

直到建國后，黨組織終于找到了她，她說：我只與紅珠相伴，此生無憾！

上世紀50年代，漢陽城外長江邊上的鸚鵡洲，來了一位樸素的中年婦女，她徑直走到夏明翰烈士的墓碑前，獻上一束鮮花，深深地三鞠躬。當她抬起頭的時候，淚水早已打濕了臉龐，她深情地看著夏明翰的雕塑說道：“我終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來看你了！”

她，就是夏明翰的妻子鄭家鈞。

鄭家鈞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鄭家町，因為出身貧苦，自小就沒有上過學，可勤奮懂事的家鈞卻學會一門高超的繡花手藝，進入了長沙緗繡廠當了一名女工。剛好，表哥熊瑾玎也在長沙，對這位初來乍到的表妹多有照顧。

熊瑾玎是一名共產黨員，時常都會給鄭家鈞講一些進步思想，性情溫和，剛直不阿的表妹總是聽得聚精會神，漸漸地便融入了表哥的圈子。

1925年通過表哥熊瑾玎，鄭家鈞認識了夏明翰。

夏明翰，字桂根，祖籍湖南衡山縣，1900年出生于名門望族，自幼酷愛讀書。夏家是一個封建大家庭，夏明翰的祖父曾是清朝的戶部主事，即為江西、江蘇督銷局以及兩江營務處的總辦；他的父親夏紹范則是歸州知州，夏明翰從小就被人稱為“知州少爺”，祖父更是希望他日后能夠重振門楣。

然而，夏明翰卻在母親的影響下，體恤勞苦群眾，痛恨封建家庭。

1917年，夏明翰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種工業學校。在校期間，他接觸到了進步思想，積極參加聲援五四運動的愛國宣傳活動和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尤其是在抑制日貨的斗爭中，夏明翰帶領大家不但將泰和祥的日貨燒了個精光，竟然還將家中祖父的日貨也一把火給燒了。為此，老祖父氣得渾身顫抖，將他關在家中，派家丁守著，不許踏出房門半步。

沒想到夏明翰不但在弟弟妹妹的幫助下逃了出去，還砍斷了家中正廳門前象征富貴吉祥的桂樹，與這個家劃清了界限，徹底走向了革命。

1920年秋，在何叔衡等人的幫助下，夏明翰來到長沙，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澤東，成為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的第一批學員，并于第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此，夏明翰在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1922年夏天，夏明翰受黨的委托，領導了長沙人力車工人罷工斗爭，最終成功迫使長沙縣知事宣布削減車租。

也就是在這場罷工斗爭中，湘繡女工鄭家鈞為了掩護夏明翰，不幸右臂中彈受傷，于是，夏明翰便經常去看望她。兩人在接觸的過程中暢談理想，交流革命體會，漸漸互生愛慕。

隨著時光的推移，革命浪潮蓬勃發展，兩人的革命感情也隨之升溫，日益漸濃，夏明翰也已經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人。恰逢我黨在湖南成立省委員會，夏明翰入選省委委員主抓農民運動。他大力發展湖南的進步青年，將他們送到廣州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鄭家鈞每天幫他搞宣傳，發傳單。這時，剛畢業的弟弟妹妹也義無反顧地來到他身邊，和夏明翰一起到衡陽農村，大力宣傳進步思想，一時間衡陽的農運會搞得轟轟烈烈。

農民運動

看著遠處的桃花，毛澤東吟起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這一季的桃花盛開，已經是1926年的4月了，全國各地的農民運動搞得有聲有色。毛澤東懷著愉悅的心情去找夏明翰商量事情，沒想到進屋就看見他在洗衣服，便頗有感觸地說：“夏明翰，該找個伴侶啦！鄭家鈞不是對你很好嗎？”這時，夏明翰頗有意味地回答道：“家鈞好！家鈞好！” 誰知毛澤東竟高興地說：“竟然你倆情投意合，志同道合，那就早點成家吧！”

于是，兩人長久以來都沒有捅破的那層窗戶紙，被毛澤東給捅破了。同年的農歷九月初四，在長沙市清水塘四號一間簡陋的民房里，夏明翰和鄭家鈞舉行了婚禮。簡樸到不能再簡樸的婚禮上，卻是高朋滿座，大家都向這對新人送上了新婚之禮。墨盒與鉛筆架是何叔衡送的，一對精巧的小壺是李維漢送的，還有一個貼著大紅喜字的金魚缸是易禮容送的，最后，毛澤東送上了一副對聯，大家齊聲念道：“世間唯有家鈞好，天下誰比明翰強。”

傾刻間，滿堂喝彩，令這對新人又激動又興奮，這也成了夏明翰最開心的一天。

夏明翰和鄭家鈞

婚后，兩夫妻齊心協力，將革命工作干得有聲有色，然而身處亂世，也不免擔心彼此。夏明翰每次外出執行任務，鄭家鈞都是提心吊膽等到丈夫回家，才算安心。

轉眼就到了1927年的春節前夕，為了更好地交流、商談革命工作，夏明翰帶著鄭家鈞搬到了長沙市望麓園一號，和毛澤東、楊開慧住在了同一個院子。鄭家鈞是個勤快、上進的姑娘，常常幫著楊開慧做一些事，兩個人處得情同姐妹。得了空，楊開慧就會教鄭家鈞唱一些革命歌曲，學會了的鄭家鈞就會時不時在自己家里哼唱，被夏明翰聽見了，他豁然開朗：家鈞的記憶力這么好，為何不幫他學習文化知識呢？

于是從那個春節開始，夏明翰就跟鄭家鈞約定：工作之余，不走親，不訪友，一心一意幫鄭家鈞補習文化，從阿拉伯數字到常見漢字，從作詩填詞到馬列主義。在夏明翰盡心地言傳身教下，鄭家鈞迅速成長。

怎耐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充斥著每一個角落，夏明翰的工作也變得異常小心、異常隱密。這些對于鄭家鈞來說，只要能跟丈夫在一起，她什么都不怕。她陪夏明翰坐機關、送機密、會同志，甚至扮作名門之女、高貴太太，巧與敵人周旋，并最終制服對手，成為了夏明翰的得力助手。

可是有些工作，卻是鄭家鈞無法陪同的。

夏明翰故居

1928年初，夏明翰被調往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臨行前，他向妻子和剛出生不久的女兒告別，贈予妻子鄭家鈞一顆紅珠，并附詩：“我贈紅珠如贈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撫幼女繼吾志，嚴峻考驗不變心。”

看了看紅珠，又認真讀了那首詩，鄭家鈞熱淚盈眶。她既高興又擔心，慎重地把紅珠包好，用堅定而又無限深情的眼光注視著丈夫，許久都沒有說話。

革命同志、人生伴侶，從相識、相知、相愛到喜結連理，鄭家鈞從來沒有與丈夫分開過，這是第一次，沒想到卻成為了最后一次。

1928年，夏明翰前往武漢，居住在東方旅社，就在這個時候，他的住處遭到叛徒的出賣而被捕。

在獄中，敵人對夏明翰施以了各種威逼利誘，他都不為所動，他們又對他動用了各種酷刑，夏明翰依然毫不屈服，他抱定了一顆必死的決心與敵人殊死搏斗。

在陰暗潮濕的監獄里，他異常想念自己的妻子與女兒，于是，他用僅有的半截鉛筆給深愛的妻子寫下了最后一封家書。

1928年3月20日清晨，夏明翰被敵人殺害在了鸚鵡洲。就義前，敵人問他還有什么話要說，夏明翰大聲說道：“有，給我拿紙筆來！”

于是，他寫下了那首至今被人們傳唱的大義凜然的就義詩：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

這首詩就是夏明翰的性格，也是他的崇高信念！

這一天的夜晚終于來臨，風雨交加，電閃雷鳴。剛剛將女兒哄睡的鄭家鈞突然聽見一陣急促地敲門聲，伴隨著一個聲音著急地喊著她的名字。鄭家鈞仔細一聽，她認得這個聲音，是跟夏明翰經常聯系的一個地下黨員。鄭家鈞急忙打開門，閃進來的正是那名黨員。他遞給鄭家鈞一封信后，突然哭出聲來，說：“明翰同志，被叛徒出賣，犧牲了！”

鄭家鈞一個趔趄跌坐在凳子上，她感覺自己有點喘不過氣，丈夫的種種過往在她腦中全都掠了出來。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拿起信，小心翼翼地展開，只見信中深情地寫道：

“親愛的夫人鈞：
同志們曾說世上惟有家鈞好，今日里才覺得你是幗國賢。我一生無愁無淚無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淚漣漣。張眼望，這人世，幾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拋頭顱、灑熱血，明翰早已是等閑。“各取所需”終有日，革命事業代代傳。紅珠留著相思念，（就是夏明翰之前贈給妻子的紅珠）赤云孤苦望成全，(赤云，指夏明翰的女兒夏赤云)堅持革命繼吾志，誓將真理傳人寰！”

下方還有一個血紅的唇印，這是夏明翰刻意用血印上去的，他深愛自己的妻子，縱使將自己交給了黨，他也會萬般不舍。

鄭家鈞使勁擦拭著噴涌而出的眼淚，她要聽丈夫的，不能悲悲戚戚，她一定要堅強起來。

不久后，鄭家鈞和她的女兒突然消失了，從此，20多年杳無音信。這期間，黨組織一直沒有放棄尋找她，只是迫于戰爭形勢，尋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黨組織經過多方查找，終于在湖南長沙找到了她，生活清貧的她才為大家揭開這些年為何失蹤，也不在建國后主動來找黨組織的真相。

原來在夏明翰犧牲后，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人士的迫害更加肆無忌憚了，夏家人更是屢遭不幸。就在夏明翰犧牲后的第二天，他的弟弟也被反動派殺害了，沒多久他的妹妹也英勇犧牲了......

面對這樣的形勢，為了女兒，為了夏家唯一的血脈，鄭家鈞意識到不能在家呆了，她便帶著女兒去到了鄉下的娘家，在那里，至少還有娘家人幫忙照顧。為了避人耳目，她索性將女兒的名字改了，隨姓自己，叫鄭憶蕓（建國后又改回原名夏赤云）。

母女倆安頓好后，鄭家鈞便開始尋找組織，可是越來越緊的風聲讓她一個人很難單打獨斗下去，一不小心還會連累了娘家人。于是，她收拾了一些簡單的衣物，將紅珠和遺信揣在了貼身處，推著一個簡易的三輪車，將女兒放在上面便離開了娘家。

從此，鄭家鈞和女兒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幾天后，鄭家鈞來到了上海。

舊上海

為了生活，鄭家鈞開始在上海找活兒干，正巧碰見一戶有錢人家在招傭工縫制刺繡，本就有著高超繡技的她被順利錄用了，她和女兒也算暫時安定下來了。

在租住的簡易小屋里，鄭家鈞總是忙碌著，她除了做著有錢人家的活兒，回到家還接一些零散的繡活晚上干。在暗夜里，她那間小房子的微弱燈光總是最后一個熄滅。

臨睡前，鄭家鈞總是不忘看看丈夫送她的那顆紅珠和寫給她的遺信，她始終沒有忘記丈夫的抱負和理想。

一路走來，鄭家鈞從未放棄過尋找黨組織。沒想到就在她接刺繡活的時候，居然真的聯系上了，此后，她便又多了一重身份——地下交通員。

在那個大小城市都充斥著“白色恐怖”的氛圍中，她卻逆風而行，秘密地為組織傳遞著重要的情報。生活的困難，接頭的風險，被抓后的酷刑，這些，鄭家鈞都全然不怕，她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困難來襲的時候，她就將那顆紅珠拿出來，貼在自己的心上。

多少次這樣的場景，鄭家鈞已經不記得了。

清晨的枕頭上，淚痕還沒有干，鄭家鈞又變回了堅強的模樣，照顧孩子，努力干活，冒著生命危險送情報。

戰火紛飛的歲月，孤兒寡母的生活實在是太艱難了。

女兒到了上學的年齡，負擔一下子加重了。鄰居勸她再嫁，給她介紹了對象，卻被她堅決地拒絕了。她只能接更多的活，熬更多的通宵，硬是將女兒送進了學堂。

可是不久后，抗日戰爭爆發了，上海很快淪陷了。

在混亂中，鄭家鈞再一次與組織失去了聯系，為了活下去，她只能帶著女兒離開 了上海。

母女倆隱姓埋名，四處逃難，吃過野菜，挖過草根，只要能填肚子的，她們都吃，好不容易挨到了新中國成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那天，鄭家鈞再一次拿出那顆紅珠和那封遺信，她高興地告訴夏明翰：

“明翰，老百姓的好日子終于來了，你努力的革命成功了！”

然而，她卻忽略了自己的努力，她完全可以找到組織接受照顧的，但是她說什么也不愿意麻煩組織，只是一個人默默地生活在長沙，撫養女兒長大。

突然有一天，鄭家鈞的家里來了一群人，都花白著頭發，眼里都閃著淚花。其中一個率先開口說道：“老嫂子，這些年讓您受苦了！”如此突然的問候讓鄭家鈞一時半會兒都沒反應過來，當大家挨個介紹完自己后，一個個的輪廓在她眼里終于清晰起來，他們竟然都是夏明翰的老戰友。

原來，組織多方查尋，找到她后，這幫老戰友想給鄭家鈞一個驚喜，故而埋下了突然造訪的伏筆。

謝覺哉

一番暢聊后，看鄭家鈞過得清貧，眾人便提出要把母女倆接到北京去住，結果被鄭家鈞婉言拒絕了，她不想給國家和戰友們添麻煩。于是，她再一次拿出夏明翰送她的紅珠和遺信對大家說：

“我有這兩樣東西陪著就夠了，這是明翰留給我的，有他的心就夠了。我住在這兒，時常還可以去鸚鵡洲看看他，再說，我還有一雙手，可以養活自己，就不再給組織添麻煩了。”

在鄭家鈞的強烈要求下，她留在了長沙。直到1975年去世，她也沒有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向當地政府和黨組織提過任何要求。她們的女兒長大后，也沒有去享受父親留下的余蔭，只憑自己努力地工作著，生活著。

“繁霜盡是心頭血，灑向千峰秋葉丹。”

一顆紅色的珠子，一枚含血的唇印，一句最后的叮嚀，見證了夏明翰對妻子忠貞不渝的革命愛情，揭示出一個共產黨人矢志追求真理的家國情懷。

而鄭家鈞也讀懂了夏明翰，在他犧牲后的47個光陰里，以實際行動回應了那句“我贈紅珠如贈心，但愿君心似我心”。

夏赤云與丈夫

這就是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人隨時面臨的生死考驗，支撐他們視死如歸、革命到底的是堅定的理想信念。

而如今的和平年代，生死考驗少了，但考驗也無處不在，只有鑄牢理想信念之魂，才能經受得住各種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