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保定軍校校長蔣百里就醫時，相中了一個日本護士，向她求婚。護士不知道怎么辦好，跑回了日本。蔣百里給她寫信：“我是因為你活下來的，你要是不再理我，我便去死，要到日本去，死在你們家！”
蔣百里從小聰慧，18歲當了塾師，但看到眼前這亂世，1901年，19歲的他決定投筆從戎，并在3人的資助下，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
4年后，蔣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投身軍事，并在1912年成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赴任時，一腔熱血的蔣百里承諾：要把這里的學生訓練成最優秀的軍官，要是沒做到，就“自戕以謝天下”。
但進校后，蔣百里以日本為假想敵，訓練新軍，但沒多久就發現改革步履維艱，經費屢屢被克扣。憤怒又無力的蔣百里，當著上千名學生的面，開槍自殺。一旁的勤務兵上前阻止，才沒打中要害。
蔣百里自殺的消息震驚了全國，袁世凱派了兩名日本醫護人員，連夜趕來為他做手術。大難不死的蔣百里，并不高興，一直面色沉郁。怕蔣百里還要求死，護士佐藤屋登留下照料。
看蔣百里總是抑郁不振的樣子，佐藤一臉嚴肅，厲聲對他說：“死是輕松的，但只有活著才能報效國家，國家培養一個人才實屬不易。熱血男兒，應有志氣，天塌下來也得頂著，怎能輕生！”
一語驚醒夢中人。蔣百里放棄了自殺念頭，也對這個亭亭玉立、性情溫柔又談吐不凡的女孩產生了好感。
朝夕相處3周后，佐藤回到北京，蔣百里有些失落。他辭了職，回北京繼續休養。誰知，在醫院里，他再次遇到了佐藤。這次，他抓住機會，向佐藤表達愛意。
這次表達愛意，也夠曲折。
蔣百里委托袁世凱，袁世凱又委托日本公使，公使又委托了他的主治醫生，對佐藤說：“蔣百里希望你能嫁給他。”這位醫生轉達他人之意后，又勸佐藤別嫁給他。
蔣百里的求婚，讓佐藤措手不及。在幾周的相處中，她對這位志氣男兒是很有好感的，但她從沒想過要遠嫁異國。
為了躲避蔣百里，佐藤謊稱母親臥病在床，請假回了日本。
這并沒能斬斷情絲，蔣百里打聽到佐藤的家，開始給她寫信，訴說心意。一封不成，再去一封又一封，蔣百里越挫越勇，見佐藤還是不肯回信，便寫道：
“我因你的安慰而活下來，你要是再不理我，我便要去死，要到日本去，死在你們家！”
佐藤一看，不得不寫了一封回信：“日本女子嫁給中國男人有很多困難，而我聽從父母之命，更是難上加難。父母認為日本不是沒有好青年，何必嫁給一個身上帶傷的中國人，看來此時無望，你就死了心吧！”
看到回信，蔣百里更為堅決：“我因你而生，你現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馬上就到日本來，要死也要死在你面前。”隨信，他寄了一把匕首，說佐藤要不回來，就把刀寄回來。
佐藤看到了蔣百里的決心，把所有信給父母看，父母說：如果你認定這是個有才華抱負的年輕人，能欽定終生，便遂了心意嫁過去。
就這樣，1914年秋，24歲的佐藤來到天津，和32歲的蔣百里舉行了婚禮。一個終身以抗日為己任的名將，娶了個日本夫人，一下轟動。
蔣百里喜歡梅花，便給妻子改了個中國名“蔣左梅”，還在家鄉海寧種了一片梅園，作為他們夫妻倆以后的養老地方。只不過，后來抗戰爆發，這片梅園被日軍做了馬廄，梅樹也被砍了。
婚后，左梅陸續生下了5個女兒。因為丈夫痛恨日本軍國主義，她與日本斷絕了一切聯系，她學講漢語，改穿中國服裝，了解中國傳統文化，融入了中國生活。在家，她從不教孩子學日語，只教漢字。女兒蔣英說，“你看不出來她是個外國人”。
對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為，左梅很憤慨，她說：“佐藤屋登這個日本女人已經死了，我是一個中國女子，叫蔣左梅。”
而她也以實際行動證明了這句話。淞滬抗戰爆發，她和家人走上街頭，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將自己的首飾變賣，買藥物送到前線；西安事變后，和女兒們一起參與到中國傷員的救護工作中。
1938年，蔣百里病逝，左梅選擇了繼續留在中國，毅然奔赴抗日前線，為戰地戰士做護理。左梅固然愛她的祖國，但她痛恨這種不正義的侵略行徑。
沒有再嫁的左梅，選擇了一生留在丈夫熱愛的這片土地上。老年后，她一直跟著女兒蔣英和錢學森一起住，直到1978年病逝。
1984年，蔣英護送母親的骨灰到杭州，和蔣百里一起合葬。與丈夫闊別46年，蔣左梅再次回到了她的愛人身旁。墓碑上，留下的，仍是丈夫給她取的中國女人的名字。
現在，跨國婚姻也很不易，更不用說在社會環境緊張的當時。蔣百里“以死相逼”的求婚方法不值得推崇，但這對夫妻的結合，以及未來為同一個目標的奮斗，倒是十分貼合“所愛隔山海、山海皆可平”這句話。
若不是蔣百里的熾熱追求，若不是蔣左梅的賢惠善良，都難以成就這樣一段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