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私人角度，蘇東坡的魅力是他人無法比擬的。但客觀來看，我們無法對這兩位優秀的先人進行比較。他們本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兩顆明珠，是中國文人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兩座高山。

我們談論一個足夠偉大的人，往往離不開他的成就，以及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或許還有這兩者間的聯系。我們知道蘇、辛是宋朝詞人，但從某種角度上，不完全是宋朝詞人。為何這樣說呢？

詞這一文學體裁，產生于唐甚至更早的朝代，只不過到了宋朝才達到空前盛況。這甚至產生了“宋詞”這一專門的定義，成為與唐詩、元曲并列的三大文體。

相較于古體詩，宋詞的聲韻受到詞牌的規范，自由度有所降低，但也正是如此，使得宋詞成為一種與曲子相結合的特殊存在。宋詞往往脫胎于樂曲，類似于現代的“填詞”，這也是為何宋詞往往具有韻律美——這是其他文體所不具備的特色。

宋詞有一個顯著特點便是艷情，"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于詩。蓋聲出于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便是對這一特征的一種總結。宋朝詞人的審美觀念，傾向于擺脫粗鄙、回歸風雅，同時這也是許多人的追求。我們可以從豐富的詞作中看到宋人的思想境界，一窺那個時代絢麗的文化之彩。誠如是，宋詞如此規模的背后，是宋朝國力的虛浮。

當然，我們不去討論歷史問題。宋詞的題材，集中在傷春悲秋、風花雪月、男歡女愛，即便是豪放派開山之祖蘇軾，其詞作也深受艷詞思潮的影響。嚴格分析的話，宋詞的背后是對表層享樂生活的追求，深層意蘊少之又少。人們一面沉湎于聲色的快樂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飾，自我辯解，"自掃其跡"。

至于為何蘇軾能夠成為一個，在后世看來足夠出色，甚至足夠偉大的人，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自身的成就，包括但不限于詩文、美食、書法，現在的杭州西湖也是經由蘇東坡之手，變得“淡妝濃抹總相宜”。

另一個原因，也可以說是較為深層的原因，大概便是蘇軾引領、推動了宋詞的改革、發展。悼亡亡妻的“十年生死兩茫茫”，話盡孤獨與惆悵；一展豪情的密州出獵，詮釋了何為“老夫聊發少年狂”。

豪放派的出現與傳承自然離不開蘇軾，但他的作為遠不止于此。蘇門六學士之一的陳師道，用“以詩為詞”評價蘇詞。蘇軾將詩的手法、題材等特點引入詞，開拓了新的詞境。在他之前，宋詞詞風整體軟綿而乏力，而在蘇軾的影響下，宋詞脫離了樂曲束縛，成為一種獨立文體存于世，為我們帶來無盡的財富，這不失為偉人之行。

蘇軾的人格魅力，體現在他將豁達的性子貫穿始終。縱使烏臺詩案給他帶來了牢獄之災，但這也沒有成為他的累贅，反而為蘇軾打開了世界的另一扇門——他學會用另一種視角看世界，并活出了蘇東坡傳奇的一生。

比起單純的詞人，蘇軾更像是一位改革家。而對辛棄疾，我們對他的認知或許僅限于“一位豪放派詞人”。“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反映出一位詞人的灼灼報國心，同樣暗示著辛棄疾昔年的身份。

是了，這位“詞中之龍”曾是一位抗金將領，且擁有不俗武力，曾親率士卒于千軍萬馬中生擒義軍叛徒并全身而退。由于戰功以及突出實力，他得到了朝廷的賞識，而這也是一切的開端。

南宋朝廷對戰爭的態度很冷淡，這首當其沖地將辛棄疾的報國志阻擋在門外。理論上，不好戰算得上一種不錯的品質，但問題就出在這里。宋朝的特點我們不必贅述，單單從北宋的衰竭歷程我們便可以看出，整個大宋王朝的國力在重文輕武的風氣下急轉而下，以至于到了南宋，屬于宋朝的疆土已經有了明顯的縮水。

仕途不應成為軍人的絆腳石。這句話在辛棄疾身上卻詭異地“靈驗”了，朝廷認為辛棄疾是一位優秀的官，于是讓他治理大大小小的事務。這也是南宋朝廷的弊病，他們大概對國情的認知不夠深入，以至于無法合理地任用一位貨真價實的軍人而非舞文弄墨的士大夫。

辛棄疾的報國壯志，在殘酷現實中逐漸失去了它應有的色彩，變得虛虛實實。但事在人為，辛棄疾用他的方式，讓愛國詩人的靈魂永垂不朽。像陸游一樣，辛棄疾將洗雪國恥作為畢生之志，把自己對時代的愿景寫進詩文。

不同于陸游，辛棄疾的作品更加靈活多變——無論格律，還是題材。從政治、社會，到田園風光，再到生活中的點滴細節，辛棄疾的詞作涉獵甚至寬于蘇東坡。

不過，以豪放派詞人定義辛棄疾是一種很不科學的行為，倒不如說是辛棄疾擅于創作豪放之詞。若要說起傳統柔媚風格的詞作，辛棄疾更是有著《摸魚兒》流傳于世，用筆細膩且情思深切。某種程度上來說，蘇、辛二人在作詞方面不相上下，他們同為極為優秀的詞人。

蘇詞、辛詞都有著豪邁宏大的特色，不同點則是，蘇軾的詞作往往以時空視角看待人生，并充滿哲理，并最終回歸到一種超然的平靜。而辛棄疾的詞作充斥著熾熱的感情與充滿激情的理想，多豪情在其中，并有著英雄的悲憤。

有文人將這二位并稱“蘇辛”，是站在他們詞作的角度。我卻認為，當我們以全面的視角看待先人，所呈現在眼前的將不止是他們輝宏的成就，更多的是中國那從古至今從未變更的寶貴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