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的溝通：《龔鵬程對話海外學者》

張麗鋒

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世界是中國的世界。在后疫情時代中，被隔離羈絆的人類社會，更需要與世界的交流，尋求緊張情緒的釋放以生歡喜；在后現代情境下，被技術統治的人類社會，更需要溝通對話，獲取文化力量的新生以得光明。

基于此，龔鵬程先生特推出“對話海外學者”系列文章，以饗讀者，可謂疫情下的學術饕餮。

“龔鵬程對話海外學者”系列文章，自2021年8月13日在“龔鵬程大學堂”推出第1期《龔鵬程x伊薩克·內里：以合作，走出研究者的舒適區》以來，至于今已經更新至50期，其后將陸續更新至100期。

每一期，龔先生都與一位世界一流院校、研究所工作的頂尖學者進行深入地交流對話，以求其思想精華的呈現，并給出國際視野下的洞見。

在這些學者中：論年齡，有年輕的博士后研究員，亦有年過八旬的院士；論國籍，有美、英、德學者，亦有墨西哥、印度、伊朗學者；論膚色，有白人，亦有黑人；論性別，有男人，亦有女人；論專業更是不限于漢學，涉及文、理、工多種學科。在這些交流對話中我們能真切的感受到跨學科、跨國籍、跨性別、跨膚色、跨文化等各種背景差異下的一種因學術交流而產生的力量，它能擊穿文化壁壘，構建一個跨文化的橋梁從而給人一種“創造更豐富、更有價值、更吸引人的互動體驗”。

在閱讀的過程中，對這種因對話帶來的互動體驗能給讀者帶來雙重歡喜。

一、行走世界、收獲多聞廣目之喜

治學之道有兩忌：一忌閉門造車，二忌孤陋寡聞。祛除此弊需開門造車，要多聞廣目，所以歷來學者最重“交游”。交游者，是開放、是交流。中國近五百年學術史最能印證此說不虛。故今日之中國在開放中求發展，中國之學術亦在交流中求進步。

在疫情管控下，行不離方寸之地，而心能騁萬里之遙。在此形勢下借《龔鵬程對話海外學者》以求視通萬里、友朋群賢無疑是極好的選擇。

子曰：君子不器。所謂“不器”就是強調能夠突破固定之“成器”教育模式的通才教育，是不為專業所束縛的跨專業渾融。

在龔先生現有的50期訪談中，訪談的嘉賓中多有跨國游學的經歷，有著不同專業的學術洞見。在龔先生與每一位學者的對話中我們都能感受到世界各地的文化在學術研究上所能給予學者的重重加持，我們仿佛也在跟隨著他們一路行走、一路求學，去感受跨國、跨界、跨學科帶來的喜悅。

如第2期俄羅斯功勛藝術家安德烈·拉里歐諾夫教授提出“從歷史的角度看，什么屬于新的成果，我很難給出定義”。

換言之：很難定義什么是新成果。創新何有從來？在“創新”成為高頻詞匯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從歷史的視野下去關照創新，它應該從溫故中來，在歷史的累積中生成。

如第27期對話的嘉賓是法蘭西學院的布利斯坦博士，這期的話題是“東亞歐洲化”，這是當前學界的一個熱點問題：即“歐洲的”學術話語體系東漸給東亞造成的學術殖民問題。這同樣是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去殖民地化的知識體系建設”問題，是百年來中國文脈被“文化性阻斷”的接續性問題。

第42期嘉賓劍橋大學教授布倫丹·伯切爾教授談論“一周工作幾天”的問題時，他認為考慮這個問題的同時也要兼顧到我們消費主義文化以及工作“對心理健康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等因素。

第2期英國皇家戲劇學院的馬克·歐菲爾德教授提出音樂，尤其是“歌唱需要深度的呼吸，并挖掘出自己的內在感覺，它能以一種深刻的方式滋養和團結個人和群體。這種深度創造了一種個人的自我力量感，其影響可以是變革性的和積極的。它也可以動搖個人的控制感。”

第45期嘉賓是劍橋大學中國歷史、科學、文明研究教授胡思德（Professor Roel Sterckx）。胡思德教授撰寫了《早期的食物、祭祀和圣賢》《早期中國的動物和妖怪》，在其著作中他秉持的觀點是：“以儒家傳統為主導的中國早期思想并不完全以為中心，我認為人類的自我認知從根本上是對非人類生物的態度形成的。”并由此指出“動物研究已經成為一個非常發達的跨學科領域，中國的環境正在被書寫，古代文明的文化生態學不再被認為是完全圍繞著人類主題”的觀點。

行走在以上學者的思想世界，聆聽著龔先生與海外諸學者的一一對話，有趣而生動、一個個學者就是一個個有趣的靈魂，走近又是一個個獨立的精神世界。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當前因疫情有朋不能從遠方來，借徑“龔鵬程對話海外學者”的閱讀來實現與遠方來的海外有朋實現對話，也能在足不出戶下得多聞廣目的歡喜自在。

二、學術漂移，收獲增長持德之喜

《龔鵬程對話海外學者》的閱讀中，我們的學術視野自然從自己專業的狹小視域通道轉向廣闊的學術世界。如跳出井底的青蛙、如望洋興嘆的河伯一般沖破了專業的壁壘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學術漂移，是個體學術視野在龔先生與每一位海外學者的對話中的駐足凝慮，享受每一位學術精英思想的精神洗禮和靈魂喚醒。

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提出“觀千劍而后識器，操千曲而后曉聲”的博觀之法即是學術漂移的入門正法。在龔先生對話的這些學者中，我們可以自由的實現各學術領域的出入、跨越和博觀，其收獲不止聞見博觀，更在對學術思想的品德熏染。

在對話的學者中就其專業而言有馬賽克裝潢藝術、量子軟件、藝術政策與管理、工程科學、物理學、天文學、智能移動、生物醫學、人類學、生物物理學、媒體人類學、跨文化交流學、中國人類學、統計力學、神經成像學、國際史學、心理學、波斯學等等諸多學科專業。

在每一次對話中都有專業書籍的推薦、學術前沿的介紹、人類關懷的體現。

如第1期對話嘉賓是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數學系博士生導師伊薩克·內里教授，他提出“以合作，走出研究者的舒適區”。

第5期對話嘉賓是英國皇家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會士羅伯特·弗魯教授。他從自己跨越了許多國家、跨越了許多領域的職業生涯出發，提出了“什么是文化，多元文化的問題，它是誰的文化”界定。他認為：“文化可以被認為是一顆鉆石：這顆鉆石的晶格是由語言、法律、歷史和傳統形成的。文化鉆石定義了國家文化的身份，而在鉆石的晶格或幾何形狀中，其他文化和亞文化也可以存在。”“如果沒有一個主要的文化晶格，所有的文化都會融合成一個混合體，有相互競爭的價值觀，這可能破壞社會，造成文化混亂。”這中洞見給我們以文化喚醒，在面臨文化多元的問題時不能忽略其“文化混亂”的結果。

百年來學界推崇的“兼容并包”問題中是否也需要注意一個主體文化，或者主導價值觀的問題。

第13期嘉賓是英國皇家藝術學會院士尼克?布萊恩金斯教授作為計算機方面的專家提出“藝術將出現‘人—人工智能’形式”的論述，目前的世界需要“接受科學和藝術的交叉學科的研究和教學”，我們的研究與合作就是要打破“一個巨型的全球同質化的世界”，“共同建立一個根植于本地，具有全球影響的全球創新未來”。

同樣，第14期美國耶希瓦大學的塔利亞·萊薩馬·樂芙教授提出“要想在不同的文化中高手和體驗同理心，重要的是我們都內在化，我們有更多作為人的共同點，而不是分裂我們的資源”。

我們傾聽到海外學者都在主張跨學科學術漂移的重要性，唯此才能有新的生成與貢獻。同時我們也能感受到龔先生在與諸多海外學者溝通過程中，大家言談之中所流露出的對學術研究路徑的重視，浸透者他們對整個21世紀全人類的人文關懷。而這正是我們跟著龔先生思接海外中所收獲的增長德行之歡喜。

龔先生在后疫情時代推出與海外學者的系列對話，是對疫情“切斷了重要的人際接觸，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使我們所有人都如夢似幻（奧斯博恩教授語）”狀況下的突破與穿越；是對海外學者前沿工作的介紹與中外學術交流的主動鏈接；是為眾多國內學者搭建博觀世界學術研究動態的平臺與窗口。

每一篇對話錄都體現著當前海外各領域學者的治學路徑；蘊含著海外第一流學者的睿智洞見；也浸透者他們對學術的傾心及人類的關懷。

正如龔先生所言“我述學，談學問，跟別人不一樣，談的是生命史”，“我的生命，呈現著整體民族文化的內涵與發展進程，便是一大特色”（《龔鵬程述學?緒言》）。

在學術與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上而言，“龔鵬程對話海外學者”值得關注。原因無他，“斯文在茲”而已。

龔鵬程，1956年生于臺北，臺灣師范大學博士，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志社、書院等，并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