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讀者投稿，作者James Li，澳洲自由黨成員。

2022年5月底，澳大利亞聯邦大選塵埃落定，工黨結束了聯盟黨尋求連續第四個任期的努力，安東尼·阿爾巴尼斯成為第31位首相并組閣。

筆者認為大選后各種說法和評論充斥著缺乏根據的猜測和一些顯而易見政治意圖，于是決定將官方數據，結合數據咨詢公司Microburbs的資料以及權威媒體澳洲金融評論（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的Tom Burton的分析介紹給大家。

總體來看，聯盟黨相比上次大選遭遇了5.3%的倒戈，但仍是“初選票第一大黨”。而工黨遭遇了0.5%的倒戈。這與2021年的加拿大大選頗有相似之處。兩大主流政黨普選票持續流失，而小黨得票繼續上升，是已經持續了多次選舉的趨勢。

澳洲主流的中左派政黨是工業革命后以工會運動起家的工黨（Australian Labor Party, ALP），聯盟黨（Coalition）是自由黨（Liberal Party，在大城市活動）、國家黨（Nationals，在鄉村地區活動）、昆士蘭州兩黨合并的自由國家黨（Liberal National Party, LNP），以及北領地的鄉村自由黨（Country Liberals）組成的。普遍看法是，在意識形態光譜上，工黨的左邊有綠黨（Greens），聯盟黨的右邊有一國黨（One Nation Party, ONP）以及統一澳大利亞黨（United Australia Party, UAP）。與大多數國家相同，聯盟黨更加崇尚自由競爭市場經濟，而工黨是更加偏好大政府與高福利的一方。綠黨比工黨全面更左，而ONP和UAP則是兼具社會保守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保護主義的特點，像是嚴重打折版本的馬琳·勒龐的法國國民聯盟（RN）。

此次大選的一大看點是以青色（teal）為代表色，高舉氣候變化、建立聯邦廉政公署，以及性別平等等議題的獨立候選人大獲全勝，不僅總計收獲超過10%的初選票，更是將一些澳洲最富裕的、曾經是聯盟黨鐵票倉的議席拿下，客觀上保送了工黨早早確定勝出。這些得到了巨大資金支持的候選人，此次大選中將包括聯盟黨二號人物、財長喬什·弗賴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在內的主要是“溫和派”（與“保守派”和夾在中間的“中右派”是自由黨的三大派系）的多位自由黨議員拉下馬。

與國際趨勢相似，澳大利亞的主流中右翼政黨的選民基礎，正在轉向較窮、較低技能、未受過高等教育的選民，更加代表著本土出生的勞動階級。而獨立候選人們則將富裕的專業人士選票從聯盟黨的傳統票倉里搶來不少。

對投票和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表明，移民群體此次的投票傾向非常一致，相比上一次大選，東亞裔有14%從聯盟黨倒戈。而富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此次對聯盟黨有11-12%的倒戈。貧窮的工人階級（澳洲最低收入的10個郊區的人均收入在2萬-3萬澳元的范圍，約合人民幣9.5萬-14萬）則只有3-4%從聯盟黨轉投工黨。

全國位于最低房租、最低收入與最低技能水平地區的20%的投票站中，只有2-4%的對聯盟黨的倒戈，是所有經濟水平檔次投票站中最少的。而20%位于最富裕地區的投票站中，聯盟黨的票遭受了10-12%的滑坡。

與此同時，工黨正在流失社會議題保守群體（social conservatives），而這些選票似乎流向了右翼的小黨。一國黨和統一澳大利亞黨的初選票相加也有高達9%。筆者認為，雖然目前沒有更多出口民調數據，但這種推測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澳洲工黨有較強的天主教社會保守主義傳統，在君主立憲制公投、同性戀婚姻公投等問題上有很大一部分工黨選民反對改變。這些經濟上偏左，又不大可能投給聯盟黨的選民，如果對工黨不滿，是完全可能將“抗議票”投給右翼小黨的。

聯盟黨的票倉正在逐漸成為“勞動階級窮人”，這與近幾年在美國（川普的當選），英國（脫歐公投）以及最近在法國的總統大選中所看到的是一致的。對這些現象，很多人的解讀是：傳統的左右翼對壘在日漸淡化，日漸強化的是所謂全球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的對壘。

澳洲的數據支持著這種解讀。全國位于國際化程度（一代與二代移民比例）最高的20%的投票站中，聯盟黨遭受12%的倒戈。而在三代及以上澳洲人比例最高的20%的投票站中，聯盟黨只有0.5%的倒戈，與工黨在全國范圍內所遭到的初選票下滑一樣。

這可以部分解釋塔斯馬尼亞州的選票，與全國的趨勢相反，塔州出現了由工黨轉向聯盟黨的倒戈。

多因素數據分析顯示，居住在塔州、北領地或首都領地的三代澳洲人（家族移民澳洲已經至少三代人），此次大選甚至有從工黨向聯盟黨3.5%的倒戈。

富人票與移民票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是，青色獨立候選人的選民，是富人中的富人，甚至在最富裕的哪些選區也是如此。在周收入1800澳元（約合年入44.8萬人民幣）以下的群體中，青色候選人只得到17%的選票，但在中位周收入超過2800澳元（約合年入69.7萬人民幣）的群體中則收獲32%。

這是一個國際性的趨勢。根據右翼智庫公共事務研究所（IPA）的研究，美國最富裕的10個國會選區全部由民主黨議員所代表。

數據分析挑戰了一個“專家”們常說的觀點：即莫里森政府丟掉悉尼的Bennelong和墨爾本的Chisholm兩個選區是因為華人選票。

事實上，華人最多的選區從聯盟黨倒戈10%，但其他亞裔（如泰、印尼、馬來、日、韓等族裔）更多的選區，倒戈則更多，達14%。

大陸移民在此次大選中的倒戈與來自港臺地區的移民和日本裔移民程度是一樣的。所以專家們所假設的亞裔會按照地緣政治關系陣營來投票是沒有依據的。

在南非裔、美洲裔以及愛爾蘭裔中，倒戈率也是類似的。所以，可以將此次大選中華人票的變化看作是移民群體中普遍的現象。

礦工票

礦業社區——他們恐怕對聯盟黨的強硬外交政策興趣不大——也決定性的大量拋棄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在全部四個礦業州中都是如此。

在那些當地至少43% 的居民在礦業工作的投票站中，選票轉投工黨率達到5%。而且這也不僅是只在西澳州才有的現象（在西澳的席位中，2019年上次大選中聯盟黨10：5工黨，此次是5：9的翻轉。而在2021年的西澳州議會選舉中，工黨以53：6聯盟黨的比分創下了澳洲選舉史上的記錄）。在礦業地區投票站，倒向工黨的比例都要比該州整體要顯著的多，在新南威爾士是多出了3.4%，在昆士蘭多出了3.3%，在南澳多出了9.5%，在西澳多出了3.7%。

筆者認為，這生動說明了對復雜事務進行單因素分析的無效性。更加親商、主張低稅收輕管制的聯盟黨似乎比工黨更有利于礦業的發展，但是工會勢力強大的礦業似乎又應該更親工黨，而聯盟黨的強硬外交政策短暫給澳洲礦業出口帶來了一些困難，但是工黨為了與綠黨競爭氣候變化議題，正在推行越來越有野心的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政策，而這是可能直接導致礦工失業的。另外，在引進技術移民的問題上，雇主更支持的聯盟黨似乎比雇員更支持的工黨更熱衷一些……所以礦業選票出現這樣的倒向原因是什么？恐怕很難以任何一個因素解釋。

教育

在青色選區中，與投票數據最有相關性的就是教育水平，擁有本科學位與青色候選人當選的相關性達到0.46. 這與專業服務與科學服務業從業比例相似。

聯盟黨正在丟失受過大學教育的選民。

在受教育程度最高（至少21%的居民擁有大學學歷）的10%的地區的投票站，自由國家黨聯盟遭遇了12%的倒戈，而在受教育程度最低（不到4%的居民擁有大學學歷）的10%地區的投票站，他們只流失了3%。

更有趣的是，如果你繼續沿著教育程度往下看，在受教育年限不到10年的選民中，他們甚至有5.7%是從工黨轉投聯盟黨。

有些評論者認為城市與鄉村的地理區分是澳洲聯邦選舉的決定性區分。但數據發現這只是部分正確。在首府城市，聯盟黨的表現下滑更嚴重，有9.6%的倒戈，但在這些城市之外的地方，他們的表現則相差很大，有的地方得票更多，有的地方得票更少。在大城市之外的移民最多的地區，聯盟黨遭遇8%的倒戈。

備戰未來

在結果出爐后，筆者認為兩邊所出現的一些或興奮至極，或憤世嫉俗的評論其實都是過度解讀。首先聯盟黨已經是三屆連勝，尋求第四個任期的難度可想而知，不少選民為變而變的態度是任何政策或領導人的表現所無法改變的，也就是“鐘擺規律“。大選前多達23個選區（共151個眾議院席位）被定義為搖擺選區（marginal seats），即最近勝選者的優勢在6%以下，很容易易手的選區。而此次大量現任議員的退休，也可以將安全選區瞬間變成搖擺選區。

由于上次的“大目標” 競選教訓慘烈（由于民調長期遙遙領先，工黨支持者在大選夜準備了大量的香檳和美食準備歡慶，但在20分鐘內意識到慘敗），此次工黨的“小目標”競選其實所提供的信息并不多，筆者周邊幾個候選人的競選海報和傳單里只有“工黨投資醫保、社保、老年關懷，莫里森任上工資沒漲”這寥寥數語。而這些信息在工黨百年勝敗史上了無新意。所以工黨大可不必認為自己憑借政策平臺和出色的競選得到了一個強有力的授權。相比之下，自由黨的競選資料上則出現了密密麻麻的信息，試圖以各種方式說服選民再信我們三年：從經濟表現，到COVID治理，到國家安全，到各種基建項目和地方設施的推動，什么信息也不舍得落下。

在新的反對黨——自由-國家黨聯盟內部，由于國家黨沒有丟失兩院任何一個席位，而自由黨損失了21個，代表鄉村和農業利益的國家黨的話語權會提升是毫無疑問的。自由黨內有多位“溫和派”大員敗給青色獨立候選人或工黨，但“保守派”也有資深參議員埃里克·阿貝茨和前司法部長克里斯蒂安·波特等人或因參議院候選排序被降低（澳洲參議院以比例代表制選出）或退休而離開。雙方無疑都會試圖將此次下野歸咎給對方。但聯盟黨無需過度反思，他們的經濟和外交立場并無重大問題，在眾議院的敗北有很大的必然性，在參議院的表現則非常亮眼，在六個州中只有西澳得票落后于工黨，在其他五個州均遙遙領先。

在經濟局勢上，筆者認為這并不是工黨上臺的好時機。半世紀以來最低的4.0%的失業率很難再降，而大概率只會逐步升高。高企的通脹和央行幾乎確定進入的加息周期挑戰著工黨的大政府經濟，而疫情后的經濟復蘇讓任何加稅嘗試都困難重重，何況還有預算赤字和匯率壓力牽制著工黨的行動能力。澳洲政府并沒有可能“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或在險象環生的地緣政治博弈中不犯錯誤——盡管左派和”獨立派“政客與媒體一直在宣揚這種觀點，而站在反對黨和”抗議黨“的角度批評執政黨則是一個非常舒服的位置。”你行你上“了，那就看看阿爾巴尼斯的作為了。

在州層面，六個州和兩個領地有目前有六個工黨政府，只有兩個聯盟黨政府。因此內政外交的任何差池、任何意外都很難不被選民怪罪給工黨。

聯盟黨一大挑戰是將悉尼和墨爾本的眾多曾經是深藍色的眾議院選區奪回。而據筆者觀察，他們還需要在第一大移民來源——印度裔選民中做更多的工作。

保守派領袖和前內政部長、前國防部長彼得·達頓無可爭議的成為新自由黨領袖。筆者認為其三觀和對國家安全的看法非常可信，但擔憂他的經濟知識和經濟政策能力。未來三年會怎樣，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