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作為一種有別于英文等表音文字的表意文字，在其漫長的演變史中，負擔著思想交流、文化繼承等重要社會作用的同時，又因其獨特的韻味，演化了出一種獨特的造型藝術——中國書法藝術。中國書法藝術是華夏文明結出的璀璨之花，在世界文藝寶庫中大放異彩，是永遠值得我們自豪的藝術瑰寶。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在中國歷史上屬于一個普普通通的年份，可對中國書法史來說，卻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時間節點。這一年，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匯集各家書法墨跡的法帖——《淳化閣帖》誕生。《淳化閣帖》因宋太宗淳化年號而得名，又名《淳化秘閣法帖》，簡稱《閣帖》，共分10卷，收錄了中國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書法墨跡，包括帝王、官員和書法名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譽為中國法帖之冠和“叢帖始祖”。它主宰了中國書法的發展方向，并確立了王羲之的“書圣”地位。

甘肅省博物館，收藏著一套明代《淳化閣帖》刻石，共計142塊，是現今尚存時代較早、質量最好、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淳化閣帖》刻石。該刻石逼真地再現了包括王羲之、王獻之、張旭、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書法名家在內的，宋以前歷代書法大家的書法精品，堪稱我國書法藝術的一座寶庫。主持這套《淳化閣帖》雕琢工程的，是明代肅藩第八代王肅憲王朱紳堯，因此被世人稱“肅府本”《淳化閣帖》。

“法帖之祖”的護道人

朱紳堯（堯的繁體字），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八世孫，第七代肅王（不含追封肅王）肅懿王朱縉（火貴）的庶長子，生年及生母皆不詳。萬歷十七年（1589年）朱縉（火貴）去世時，由于年齡太小，尚不到襲封的年齡，故雖被冊封為肅世子，卻由其叔輔國將軍朱縉（福火）來協助他管理府事。

“乙卯，肅王縉（火貴）薨。子紳堯幼沖，命親支輔國將軍縉（福火）協助府事。仍給堯世子冠服。”（《明神宗實錄》）

朱紳堯襲封的時間《明實錄》未載，據《明史》稱是在萬歷十九年（1591年）。

受明太祖重視子女教育的影響，明代宗王不管為人賢良也好，平庸也罷，乃至暴虐不堪，可其文化水平大多都有可稱道的地方，很多人即便是在中國文學史、醫藥史上，都是鼎鼎有名的存在。朱紳堯也不例外，在他文學史上最大的貢獻便是，對王府珍藏的《淳化閣帖》進行翻刻，將它公之于眾，無意間充當了這部“法帖之祖”的護道人。

法帖又稱碑帖，它由將篆刻在碑石上的書法佳作墨拓于紙，裝訂成冊而成。學習書法，臨帖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而臨摹須有范本，書法大家的墨寶則是最佳臨摹對象。為保持原有韻味，制作法帖最佳的方案，是對原版進行原封不動地復刻。古代自然沒有電子影印這種高科技，不過古人以自己的聰明才智，提出了相應的應對方法——拓印法：對已篆刻在碑石的書法佳作進行墨拓，再不行就親自動手對存世的名家墨寶進行精細勾勒，將其摹刻于石、木之上，然后再進行墨拓。碑帖是近代及其以前，保存流傳于世的前代書法佳作的主要載體。

宋太宗趙光義雖然武功不行，人送外號“高粱河車神”，可在個人文學修養上卻有相當造詣，于書法一道，更是為世人所稱道，《淳化閣帖》這部“法帖之祖”，正是他所組織編撰而成。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大型書藝法帖，集宋以前書法之大成，只可惜原版毀于慶歷年間的宮中大火。

《淳化閣帖》印本不多，除宮中秘藏外，僅有少量被賜予皇戚、近臣，本就十分名貴，原版被毀后更是身價倍增。存世帖本成為人們輾轉翻刻的對象，很快呈現魚目混珠之狀。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第十四子朱楧由漢王改封肅王，并很快出鎮位于西北邊塞的甘州，老朱賜予了他一部“宋本”《淳化閣帖》。據專家考證，朱楧所獲的這部《淳化閣帖》之中的前八卷，屬于當年北宋宮廷刻版的原拓，珍貴異常。故自朱楧得書起，就成為了肅藩的傳家之寶，為防止不肖子孫損毀此貼，還特意在書帖上題寫“勉夫小子云，不許與人”字樣。就這樣，肅府《淳化閣帖》秘藏于王府內庫長達200余年，期間只有肅藩宗室子弟能有幸以其練習書法，外人根本無緣得見。

時光荏苒，一轉眼到了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時任陜西右參政張鶴鳴偶得一部《淳化閣帖》別本，聽聞肅王府藏有完整版的《淳化閣帖》，遂壯著膽子向肅王朱紳堯提出，欲借王府祖傳“宋本”《淳化閣帖》進行比照校勘。

朱紳堯頗具文士風度，不僅做出了一個違背祖宗的決定，將府珍藏的《淳化閣帖》出借給張鶴鳴校勘，還因此有感于“各王府不遍及且無以公海內”，在出借過后，另行延請當時的金石摹刻名家溫如玉、張應召等，將府藏《淳化閣帖》雙鉤臨摹并精刻于陜西富平所產優質石料銅磐石上，以傳世人。

這是一項規模浩大的工程，據載“溫、張兩生功苦堅一片石，朝暮作對，若面壁達摩，雪沒脛而弗退也”。即便如此，也歷時七年，直到天啟元年（1621年）才得以完工。一力資助這項工程的肅王朱紳堯，未能親眼見到刻帖完成而身先逝。最終在繼承父親遺志的肅世子朱識鋐手里，才得以完工。

肅藩主持篆刻的《淳化閣帖》，共有144塊高27.4-34.5厘米、寬36.5-40.7厘米、厚5-8.9厘米，參差不齊的刻石組成，多數兩面刻文，少部分單刻一面。在宋本原版內容之外，新鐫“萬歷四十三年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摹上石”隸書三行，并附有朱紳堯、張鶴鳴、朱識鋐、王鐸等人的題跋。

因這版《淳化閣帖》藏于肅藩，又由肅藩主持篆刻，故名“肅府本”《淳化閣帖》，又因刻成后藏于肅王府東書堂尊訓閣，而稱為《尊訓閣本》。 “肅府本”《淳化閣帖》的現世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初拓本摹工精良，鋒棱宛然，點畫顧盼，神完意足，有“淳化亞帖”之美譽。今西安碑林所立《淳化閣帖》刻石，也是據肅府初拓本重摹而成。

由此而言，肅王朱紳堯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有著重大貢獻。

大明戰馬贊助商再度上線

洪武時期，明太祖鼓勵藩王出邊放牧，蓄養戰馬。靖難之后隨著塞外被逐漸遺棄，可供養馬的優質牧場所剩寥寥無幾，內地本有的馬政又日漸廢弛，導致明軍戰馬的缺口越來越大。西北自古就是良馬的出產地，因此肅藩雖然窮，卻在河西、平涼一帶擁有規模不小的馬場。早在永樂年間，肅莊王朱楧就曾兩次向朝廷進貢戰馬。正統朝以后，更是時不時地就主動跑去薅一把肅藩的羊毛。而肅藩對充當大明戰馬贊助商之事，顯然也無多大意見，幾乎對朝廷有求必應。

可因為朝廷老逮著肅王這只羊死命的薅，使得肅王也逐漸力不能支，故明中期以后，肅藩進貢戰馬的記錄在《明實錄》中幾乎絕跡。

朱紳堯在位期間，肅藩進貢戰馬的記錄再次出現，單《明神宗實錄》記錄在案的，就達七八條之多。計有：

萬歷三十一年十二月，“乙酉……肅王進馬。賜銀三百兩。命太仆寺給之。”

萬歷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肅王紳堯貢馬五十匹。回賜大紅纻絲常服一襲，銀三百兩，彩叚六表里。”

萬歷三十四年十二月，“庚申，肅王紳堯進獻馬匹。上賜王白金三百兩。”

萬歷三十五年十一月，“庚子……肅王紳堯進馬五十匹。命賜王書，并大紅纻絲常服一襲，白金三百兩，彩叚六表里。”

萬歷三十七年十二月，“乙卯……肅王進馬五十匹。賜報書、銀幣、纻絲常服。”

萬歷四十年閏十一月，“丙寅，肅王恭進馬匹。上賜以大紅纻絲常服及銀幣有差。”

萬歷四十三年十一月，“癸未……以肅王恭進馬匹，命該監驗收。仍賜大紅纻絲常服一襲，銀三百兩，彩叚六表里，寫書與之。”此時明神宗的內庫幾乎已經被消耗殆盡，于是命禮部再次從太仆寺的常盈庫中調銀用以賞賜。

萬歷四十六年六月“庚午……肅王進馬五十匹。回賜表里、銀兩。”

肅藩這個大明戰馬贊助商再度上線，固然有歷史成因在。畢竟在萬歷十四年（1586年），肅藩為要回位于甘凉、固原一帶的折祿莊田，同朝廷達成過每年進貢戰馬百匹的協議。卻也與朱紳堯本人的拳拳報國不無關系。

從肅藩每次進貢戰馬的數量可以看出，上百年時間跨度下來，肅藩的馬場也應當維持得不怎么好。加上隆慶年間，朝廷趁著肅藩大宗絕嗣，肅懿王朱縉（火貴）急著謀求襲封這個時機，對肅藩趁火打劫，使肅藩的實力更是一落千丈。以至于，肅莊王朱楧、肅康王朱贍焰在位時期動輒可以拿出上千匹戰馬用以資助朝廷的肅藩，沒落到一次連百匹戰馬都湊不齊的地步。

什么你說可不可能是朱紳堯在虛應故事，拿戰馬數量忽悠朝廷？

以阿越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二月，朱紳堯上奏朝廷稱，要將肅藩所屬的五所屯田，合計一千余頃盡數交還給朝廷，以其產出稍稍彌補邊軍軍糧的缺口。

在講述肅懿王朱縉（火貴）時，提到過隆慶年間，肅藩在蘭州、甘凉、固原三地的折祿莊田共計四千四百八十七頃掛零（注一頃等于一百畝），每年可征收的糧、銀，折合一萬二千多石。隆慶五年朝廷同意朱縉（火貴）有條件襲爵，提出的條件就是將甘凉、固原的折祿莊田退回給朝廷，以其田租充作甘肅、固原兩鎮的軍餉。

其后，朱縉（火貴）用了十五年的時間，才成功的虎口奪食，要回了甘凉、固原兩地折祿莊田之半，這件事可謂是貫穿了他為王生涯的始終。

以肅藩三地莊田的數量觀之，朱紳堯是將老爹要回來的折祿莊田又盡數退了回去。一千余頃田地，應當占到朱紳堯繼承肅王時，王府所有莊田之半，每年產出少說也有三四千石。正所謂“善財難舍”，要知道朱紳堯雖然貴為藩王，可領的卻是奉國將軍的歲祿，每年只有區區八百石，就這數量還被打了折，最終到手的僅僅只有二百四十石。在這種情況下，竟一下子捐出了一半家產。

可能在饕餮成性的其他宗室，及甘當鐵公雞的士大夫看來，這是典型的崽賣爺田不心疼，阿越卻不得不為他寫一個大大的服字。明神宗顯然也為之感動，故“上嘉其忠義，差官赍敕建坊旌獎”。

長河落日

《明史》稱朱紳堯薨逝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而《明神宗實錄》的記載則相當晦澀難懂。首先可以明確的一點是，朝廷賜予朱紳堯“憲”這個謚號是在萬歷四十七年三月，可《明實錄》對他去世的時間則沒有記載，于此有關的則是三條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記錄：四十六年十月，朝廷派詹事府少詹事盛以弘前往肅府致祭；十二月，差尚寶司丞徐元采前往肅府改墳（即遷墳更改墓地）；四十七年六月，改派簡討來宗道替換主事張翼明前往肅府諭祭。

由于三條記錄針對的對象都沒交代清楚，故不知道哪條是為朱紳堯這位新出爐的肅憲王所行，加上按照慣例，謚號一般與朝廷賜祭葬幾乎是同時出爐的，因此阿越實在難以對朱紳堯的卒年下定論，只能說他應當去世于萬歷四十六年、四十七年間。

肅憲王墓不在有蘭州“小十三陵”之稱的肅王家族墓地——榆中縣金崖鎮平頂山，而在蘭州市七里河區西果園鎮西津村。

朱紳堯的繼任者，前面已經提到過，他便是朱識鋐，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十二月，以朱紳堯嫡長子的身份被冊封為肅世子，天啟元年（1621年）五月，襲封肅王。

朱識鋐是肅藩最后一代藩王，從其子繼父業完成《淳化閣帖》刻石來看，文學造詣也相當了得，肅藩歷代親王一向以來比較安分守己，在這種氛圍的熏陶下，朱識鋐自然也繼承了肅藩的這一特質，不是什么驕橫跋扈的暴虐之徒，在文學上也有所作為。以時人的觀點，他妥妥地就是一名賢王，若處在承平時期，待他薨逝后估計會得到一個不錯的謚號。只可惜他錯生在了人命不如狗的亂世，于是乎成為了明末亂世中掙扎求生存的藩王典型代表之一。

自天啟元年（1621年），至崇禎十五年（1642年），朱識鋐在蘭州還算安逸地當了二十來年的逍遙藩王。期間只有崇禎八年（1635年），萬余蒙古鐵騎入寇河西，一路向東殺到蘭州左近，讓他惶恐了一番。皆因蒙古軍隊兵鋒最近時距城僅有二十里，連肅憲王朱紳堯的享殿都被焚毀。可相對于崇禎十六年（1643年）而言，這只能算是一碟開胃小菜。

崇禎十六年九月，李自成在河南郟縣擊敗明王朝最后的帥才孫傳庭，攜大勝之勢于十月攻破潼關，殺孫傳庭，進入關中，不戰而下西安，俘獲秦王朱存極。隨即分兵攻打陜西各州府，明王朝在西北的統治呈雪崩之態。

遠在蘭州的肅王朱識鋐聞訊，一面向朝廷求援，一面加固蘭州城墻進行備戰。李自成所部也沒讓他失望。

攻占西安的當月，李自成命劉宗敏、袁宗第、賀錦等人率領大軍西征。在攻克固鎮、寧夏兩大軍鎮之后，劉宗敏、袁宗第率主力返回西安，為即將展開的東征做準備。賀錦獨自帶領偏師繼續向西進發，準備拿下孤懸于河西的甘肅鎮，以解決李自成部的后顧之憂，蘭州正處在他的行軍路線之上。

十一月，賀錦所部幾乎兵不刃血的攻克蘭州，傳承二百多年的肅王終于迎來了自己的末日。

關于末代肅王朱識鋐的命運有好幾種說的法：一是死于亂軍之中；二是被明朝卸任總兵楊麒擒獲，當作自己投誠起義軍的見面禮，賀錦將他傳送西安，后被李自成下令處死；三是賀錦將他傳送西安后，與秦王朱存極一道做了大順的高級戰俘，其后不知所蹤。

阿越說

肅藩的字輩為“贍祿貢真弼，縉紳識烈忠，曦暉躋富運，凱諫處恒隆”，雖然只傳承到了“識”字輩，可肅藩家族用二百五十余年時間，實踐了“贍祿貢真弼，縉紳識烈忠”。從始封君肅莊王朱楧，到末代肅王朱識鋐，沒有出過大奸大惡之輩，雖然有自己的小算盤，可“忠君愛國”這四個字還是牢記在心的（朱識鋐在朝廷困頓之時，也有過捐助）。“縱然朝廷虐我千百遍，我對朝廷依然如初見”，誠如阿越給肅康王朱贍焰篇所起的標題所言，肅藩無愧于明太祖通過字輩隱隱透露出的殷切期望。

肅藩的滅亡，也讓朱紳堯、朱識鋐父子兩代花大力氣篆刻的肅府本《淳化閣帖》刻石，經歷了一段蒙塵之日。蘭州城破前，朱識鋐對肅府本《淳化閣帖》進行了精心保護，讓它成功躲過了兵火之劫。反倒是在明清鼎革之后，卻迎來了一場浩劫。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吳三桂叛清，陜西提督王輔臣在平涼起兵響應，派兵攻破蘭州，幸存的刻石一度被當做馬槽所用。等到清軍圍城時，守軍又將兩方刻石打掉，充當火炮的炮子。傳世之寶，淪落至此，簡直是暴殄天物到令人發指。此后歷經滄桑，剩余的142塊刻石僥幸存留了下來，最終落戶甘肅省博物館。

倒是富麗堂皇的肅王府，并沒有毀于災禍，歷經清康熙年間的甘肅巡撫衙門，乾隆時期的陜甘總督府，民國時期的甘肅省政府，新中國建立后，又成為甘肅省人民政府駐地，讓部分建筑一直留存到了今天，這不可謂不是一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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