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萬吉慶

梁贊諾夫斯基、馬克·斯坦伯格的《俄羅斯史》（第八版），是一部經典的通史著作。自1962年問世以來，屢經修訂，一直是西方了解俄羅斯史的主要讀本。它匯集了史學界的最新成果，對于爭議性話題，能夠呈現出對立觀點，由讀者自行取舍。

該書從基輔羅斯公國開始，一直講述到當今的俄羅斯聯邦，對我們理解俄羅斯的演化頗有助益。實際上，無論是俄羅斯與西方世界的關系，還是當下的俄烏沖突，我們都能從中找到有價值的歷史線索。

筆者打算效仿梁贊諾夫斯基的體例，將俄羅斯史分為六部分，即：基輔羅斯、封建割據時期的羅斯、莫斯科大公國、俄羅斯帝國、蘇聯以及俄羅斯聯邦。

本文講述的便是基輔羅斯的歷史。

公元882年，奧列格占領第聶伯河上的這座城市——基輔，標志著基輔羅斯公國的建立；1240年，蒙古人完全摧毀基輔，標志著基輔羅斯的覆亡。（pp.28-29）鼎盛時期的基輔羅斯曾占有今天俄羅斯、烏克蘭、波蘭、立陶宛等國的部分地區，是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東歐大國。

一、基輔羅斯的宗教

在弗拉基米爾治下，基輔羅斯在988年左右皈依了來自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成為基督教世界的東翼。從此，基輔的文學、藝術、法律、禮儀和習俗打上了拜占庭的烙印。（pp.34-35）

梁贊諾夫斯基告訴我們，“基督教是從拜占庭而不是從羅馬傳到俄羅斯的。雖然這一區別在當時并沒有后來所具有的那種意義，東西方教會之間的分裂也要等到1054年才發生，但羅斯人對拜占庭的忠誠決定了或者說有助于決定這個國家隨后的很大一部分歷史。”（p.35）

確實，轉向君士坦丁堡是弗拉基米爾當時所能做出的最有價值、最有利的精神、文化和政治選擇。（p.35）不過，事后看，“它意味著俄羅斯置身于羅馬天主教之外，這不僅使俄羅斯喪失了羅馬天主教本來可以提供的一些文明成果，而且以一種重要的方式導致了俄羅斯相對孤立于歐洲其他地區及其拉丁文明。它顯然也刺激了俄羅斯對西方的懷疑以及俄羅斯人與波蘭人之間悲劇性的敵意。”（p.35）

梁贊諾夫斯基還指出，“基輔的基督教在一些重要方面甚至都無力模仿拜占庭，更不用說超過它了。這樣一來，神學和哲學就沒有在基輔羅斯找到生長的土壤，也沒有產生重大成果。”（p.51）

二、基輔羅斯的政治

學界普遍認為，“基輔公國遠不是一個近代意義上的國家，它在某種意義上只是由若干地區組成的一個聯邦或聯盟，它只能在有限的時期內被格外能干的統治者有效地統一在一起。”（p.39）此時的基輔羅斯和中世紀的其他歐洲國家相仿，“正在向自然經濟、地方主義和封建主義演化。”（同上）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導致基輔羅斯瓦解的主因是：基輔王室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地運轉。一種解釋認為，基輔的政治體制除了混亂還是混亂，除此之外就是暴力的規則，在原則問題上沒有廣泛共識。另一種解釋認為，家族成員聯合統治和兄弟間依次繼承的習俗是存在的。（p.40）“父死子繼”、“兄終弟及”這兩種繼承規則的并行，顯然容易招致內亂。歷史學家波戈金統計，在智者雅羅斯拉夫去世后的170年中（基輔羅斯）有80年在打內戰。（同上）

可見，這種政治制度并不算健全。不過，基輔羅斯和中世紀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具有相當程度的政治多樣性。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非人為設計的”混合政體：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的雛形在這里清晰可辨。

梁贊諾夫斯基指出，基輔羅斯的主要政治機構是大公辦公廳、“杜馬”（duma）即貴族委員會，以及“衛徹”（veche）即市政會議，它們分別對應著基輔公國的專制或君主政治、貴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p.48）

大公的任務包括統率軍隊、執法和行政管理。……在司法和行政方面，大公居于關鍵地位。然而，他不得不與選舉出來的以及他自己任命的官員們共事，而且一般而言也要與地方的官員們進行協調。（pp.48-49）

貴族杜馬是從基輔大公與其身邊的高級扈從們之間的協商和合作中發展而來的。受基督教的影響，高級神職人員在杜馬中也有一席之地。把貴族杜馬比作議會或者認為它是對王權的一種明確的法律限制的觀點，肯定是錯誤的，但在它與議會的前身卻有可比之處。 它的習慣性身份是基輔大公的忠誠的和經常的顧問與合作者。（ p.49 ）

最后，基輔公國的民主成分在“衛徹”或市政會議中得到了某種表達，它類似于西方的諸蠻族王國中自由人的集會。各家的家長都有權參加這個會議。它們通常在集市上舉行，就諸如戰爭與和平、緊急立法、與某個王公的沖突或王公之間的沖突等重大問題做出決定。……衛徹制度源自史前時代，其歷史早于王權，與王權的關系也從來沒有完全協調過。在基輔羅斯時期，基輔市的衛徹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在羅斯境內到處都有衛徹在運作。（p.49）這也驗證了阿克頓的觀點，“自由是古老的，專制主義則是現代的。”（《自由與權力》，p.275）

此外，基輔羅斯的城鎮制度也值得注意 ， “在王公們的權威出現之前 ，基輔羅斯的城鎮就已經存在了，而且可以說它們代表了一種更為基層的政治組織。隨著王室爭執的增加和王室權力的衰落，城鎮在基輔政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特別是在決定哪一位公爵統治某個特定的城鎮和地區的問題上。 ”（p.40 ）

三、基輔羅斯的重要性

基輔羅斯的政治制度，對后來的俄羅斯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基輔羅斯瓦解后，前羅斯地區分化成眾多的政治實體。這些實體選擇性地繼承了基輔羅斯的政治傳統，并沿著不同的方向演化。

梁贊諾夫斯基指出，王公、杜馬和衛徹（或市政會議），這三種政治形態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在曾經屬于基輔公國的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演變軌跡。（p.49）

例如，西北部的諾夫哥羅德強化了基輔羅斯政治中的“民主要素”，衛徹或市政會議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育；基輔羅斯的西南地區則強化了“貴族政治”傳統，需要注意的是，這一地區和今天的烏克蘭、波蘭、立陶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東北部的莫斯科公國則大大強化了基輔羅斯政治中的“君主專制”要素。

基輔羅斯的歷史告訴我們，傳統并不是單一的、鐵板一塊的。它必然蘊含著多樣的、甚至是異質性元素，一旦內外環境有變，這些異質元素完全有可能朝著不同的方向演化。

對于這些不同的演化路徑，筆者將在下文講述。（未完待續，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