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百億！互聯網善款背后的數字化風口

作者｜藍字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這幾個月，在后海站換乘的深圳人幾乎都留意到了那些椅子。

溫潤的原木色，被一片白色矮墻半包圍著，椅子盡頭還掛了一部電話。路過的人們可以隨時在椅子上坐下，撥通電話，和那頭等候的陌生人聊聊自己生活中的煩惱、焦慮，甚至無法和熟人啟齒的秘密。

| 這些長椅和電話來自“微光計劃”，一個關注抑郁癥患者的公益項目

往西北120公里到廣州，一群程序員正在將考察隊帶回來的1000多張野生白海豚的照片錄入庫中，再上傳到一個名為iDOLPHIN小程序中。之后，如果有使用者在野外看到白海豚，使用小程序拍下它的背鰭，1.8秒內就可以匹配出這是哪一只白海豚，并彈出相應的“生命故事”。

再向北，一位美團的外送員剛剛將一份由生物降解包裝袋打包的午餐交到用戶手上。等對方用完餐，餐盒將被統一回收，經過回收、清潔、熔融造粒、改性造粒、熔煉注塑、性能檢測等多個環節，最終成為一輛摩拜單車的擋泥板。

在此時此刻，還有無數類似的公益行動正在進行。而我們只需要打開手機，點進任意一個公益平臺，就能看到他們在做什么，接下來預備怎么做。做出判斷后，再根據指引按下確認鍵，我們便能將手邊的五元錢、幾千克能量、一張照片、幾件舊衣……轉換為物資遞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 給盲人用的計算機，可以把傳統的圖片變成可以觸摸的圖形

大多數時候，這些物資又將勾連到更多產業，形成新的供需鏈，甚至以此賺錢，比如一棵梭梭樹的樹苗，一瓶衣物消毒劑，或者一項新的技術需求……從而滲透到整個社會經濟生態關系里。

這些蔓延到社會每個枝節的變化，是從何而來的？又將走到哪里？

5月20日，在線上舉行的2022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給出了答案。這一次，這場中國公益行業規模最大、參與度最高，堪稱“公益行業年會”的峰會，將主題定義為“數字有新益”。試圖探討數字化時代公益事業如何創造可持續社會價值。

最震撼人心的，是峰會展示的一組數據：2021 年，通過互聯網募集的總善款已經接近100億元，比五年前增長了4倍。不止于捐款，越來越多的公眾也在通過其他行動來助力公益，過去三年來，每年都有超過100億人次點擊、關注和參與互聯網慈善。以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物聯網、區塊鏈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創新方案，亦正在被廣泛地應用在公益問題解決里。

100億元、4倍、100億人次，當下，被數字化改造公益行業，就像一個互聯交織并且可以無限循環共生的“克萊因瓶”。這個行業，早已被技術滲透與革命，尤其是當它成為了風口、成為了產業，甚至開始討論每年營收幾十億幾百億的時候。

中國公益的世界，早已變了模樣。

三場地震

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的公益行業，其實是被三場地震“震”出來的。

2008年5月13日，徐永光正準備飛往井岡山參加北京奧運會的圣火傳遞儀式。

他是希望工程的創建之一，中華慈善總會的副會長，2007年又受邀擔任了全國性非公募基金、南都公益基金會的副理事長，同一年，被聯想提名為北京奧運會的火炬手。

但那天早上，從7點開始一直到登機前，徐永光的電話就沒熄過屏。其中好幾通都是打給南都基金會的，除了安排配合救災，他還要求基金會在官網最顯眼的地方打上一排大字：“關注四川、汶川地震災情，支持民間組織救災行動。”

徐永光有一種直覺：民間公益力量，包括草根公益組織，一定要進入這次抗震救災，如果不參與這個行業根本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于是，當天晚上8點，南都基金會聯合57家民間組織發布了一份策劃聲明，承諾將“全力以赴組織力量，各盡所能，出資出力協助政府和災區抗震救災”。第二天，又有50多家機構陸陸續續加入進來。

| 汶川地震中的民間救援組織幫助轉運傷員

南都基金會先給他們批了1000萬，但這點錢對當時參與救援的大量民間組織來說，不過杯水車薪。徐永光又去找了中國紅十字會。

一個月后，紅十字會發布新聞，宣布拿出2000萬元，面向國內民間公益組織和專業服務機構公開招標“5·12災后重建項目”。這是中國公益歷史上，第一次有公募基金會公開招標支持草根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

后來有人把2008年稱作中國公益行業的元年，除了那年的慈善捐贈金額首次破了千億元，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數目龐大卻關注度不高的民間公益組織通過汶川救災開始浮出水面。

這并不是件容易事。過去，中國的公益行動幾乎由政府全權包攬。每逢大災捐贈，信息欄里永遠只有三個賬號：民政部一個，紅十字會一個，慈善總會一個。沒有民間組織，甚至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會都沒有。

比如2003年的非典，民政部就明確發布過公告，要求其他部門和社會組織一律不得接受社會捐贈，已接受的捐贈款物也必須移交給民政部或衛生部。直到2004年，新版《基金會管理條例》確立了非公募基金會的地位，這一狀況才有所松動。

而汶川地震災情迅疾且嚴重，在官方渠道調動資源的時間差里，大量基金會作為補足第一時間發起了募捐活動，后來民政部對于這一批宗旨和業務范圍中包含有救災減災以及相關內容的基金會的募捐活動，都予以了事后認可。

盡管當時，民間組織的定位只是“政府主導下的拾漏補遺”，但300來萬名志愿者在救災過程中發揮的力量顯然不容小覷。地震發生的26天后，國務院頒發了《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文件，在災后過渡性安置和恢復重建工作方面，第一次確定了“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方案。

用當時親身參與了救災的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的話說：“慈善回歸民間的趨勢才是慈善事業發展正確的方向。”

路子是看清楚了，但真正走起來，該磕絆的還是磕絆。首當其沖的就是善款透明度的問題。災后很長一段時間，無論是官方部門，還是民間公益組織，都遭到對善款去向的質疑。

| 汶川地震發生后，香港紅十字成立了數據簽發中心，對每一位捐贈100港幣以上的捐款人出具收據

其實并不是公益組織不想公開透明，而是在當時，公開透明缺乏一系列程序和技術保障。大災中，幾乎所有國人都籠罩在同舟共濟的話語體系里，大街上、社區里，隨處可見紅色的箱子，募捐的沒說自己從哪來，捐款的也沒問錢要往哪里去。等到事后清算起來，就成了一筆糊涂賬。

于是到2010年的玉樹地震，起初公募基金會們沿襲了汶川時的做法，民政部也批準了15家民間組織參與救災。但沒過多久，上面話鋒突然一轉，以保障捐贈資金的合理配置和規范使用的名義，下令除紅會和慈善總會外的13家全國性公募基金會把統一同意“匯繳”給青海省人民政府。

最后靠基金會們的據理力爭，統一“匯繳”才作罷，很多年后，徐永光在一次演講里還心有余悸：如果這事真辦成了，中國公益行業的倒退將難以挽回。

另一個困難來自于民間組織自身。由于信息溝通不暢，相互之間也缺乏合作，很多志愿者到了一線以后不知道該往哪里去，在當時沒有、也很難有一個機構能夠統一指揮大量來自民間的人力和物資。在一些極端情況下，缺乏組織的民間力量有時甚至會干擾政府的有效救援。

這種尷尬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了五年后的另一場發生在雅安的地震期間。

那時民間的熱情依然很足，震后僅三個小時，就有上百支救援隊伍自發出動。雅安地震的破壞力遠小于汶川，48小時后，搜救工作就已經進入尾聲，但由于通信不便，災情信息沒能及時擴散，依然有源源不斷的志愿者趕來，一窩蜂地堵在了災區的各個國道和省道上。據說當時整個蘆山縣城里，救援人員的數量可能受災者還多。

這一系列烏龍事件也讓民間開始反思：我們的愛心，究竟送到了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手里嗎？以及所有事情是只要有善心、有善款就能完成的嗎？

現在回看，這些問題，可以歸因到“技術跟不上”。

公益技術的革命

2021年7月20日，汶川地震13年后，距離阿壩1200余公里的鄭州城，災情同樣來得迅猛。但這一次的救援故事，已和13年前截然不同。

7月20日凌晨起，河南氣象官微連發了七條暴雨預警，緊接著，求助信息開始出現在與暴雨相關的熱搜底下。接近午時時，已經有1500多條求助信息通過微博發出。下午五點，微博開通#河南暴雨互助#通道，并將其置頂于熱搜榜的最上方，受困人員的地址、人數、現狀等系列信息都清晰地列在話題里。

同一時間，作為中文互聯網最大的問答社區，知乎開始推送求生指南和救災經驗分享，“中國消防”“新華社”等官方賬號在話題里對情況進行介紹。

再晚一點，一則匯集了微博、朋友圈、知乎等各個平臺上救援信息的騰訊云文檔在網上傳播開來，利用其可以實時更新、共享的特性，無數不在現場的人們也得以出一份力，將了解到的求助信息核實后填寫入文檔里。到第二天早上，文檔已經更新了170余版，收集了600多條求助信息。

| 洪災里高頻更新的騰訊文檔

高德地圖也在21日凌晨緊急上線了互助通道；美團、京東緊急調配了位于鄭州的倉儲物資；騰訊新聞接入了“較真”平臺，對信息進行實時辨別與辟謠；菜鳥開通了綠色物流通道……

交互實時、救援互聯，數字化后的公益行業在這一場救援中將力量展現得淋漓盡致。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對數字化公益做過一個簡單的概念界定：

公益組織和相關方，利用數字化技術和工具，創新公益服務模式，提升公益組織的運營效率，重塑公益事業價值鏈和協作網絡，以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創造社會價值。

這里面包含了至少兩重涵義：一方面數字化可以助力傳統公益服務的模式創新和體驗升級；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傳統公益組織自身的運營效能和信任度。

過往十幾年圍繞在公益行業身上的透明度爭議與服務效率低的兩大主要矛盾在數字化渠道里迎刃而解。

沿著基礎設施往上，數字化的優勢也在層層疊疊地鋪陳開。

過去，公益組織或者人士，在從事公益事業時，更多依靠人力與物力堆疊。但受制于有限的人手、拮據的資金和局促的資源，不僅人效不高、影響力不足，在面對公益需求量激增等狀況時，往往更會顯得力不從心。

但是有了數字化等新技術，過去完全靠人力從事的大量體力勞動，就能被機器所代替，大量無法計算的數據，通過機器和算法就能完成，不僅僅大大地解放了人力，而且以指數級的形式提高的公益事業的效能。

比如2020年9月落地的深圳市養老護理院的“隱形護理員”智慧養老監護系統。其負載的安全監測、安全防護和健康監測的功能，可以實時監測到老年人在護理院內的行為活動，一旦發生意外情況便能迅即地發出警報，既保障了老年人的安全，也在最大可能的范圍內解放了護理員的工作壓力。

| 護理老人的也是老人是當下養老院的普遍窘境

公益人士一直關注的平權問題也在數字化的加持下打開了新的口子。在過去，公益行業的生態一直是倒金字塔的結構，大機構，特別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會、慈善總會吸納了大部分資源。沒有政府或者商業背景的公益組織，往往都會面臨資金、環境、政策等一系列困難。

這些公益組織無法有效獲得社會資源，就難以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2014年，一家權威機構發布了《公益行業人才發展現狀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公益從業者的平均月薪不足4000元，遠低于當地的企業與政府部門。

而去中心的數字化技術介入之后，傳統的“定向傳播-定向募捐-定向救助”的單鏈條被打破，個人、中小組織參與公益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有了更廣泛的募捐來源，各個項目也能往更精細、更多元的方向發展。比如在5月20日即將召開的新一屆互聯網公益峰會里，云展館里陳列出來的項目就包含了文物保護、留守兒童關注、抑郁癥、鄉村教育、養老、環保、助農等多個方面。

數字化的語境里，公益行業正在日漸呈現出不分時空、多參與主體、多項目、多形式的新特點。

公益能不能談錢

2017年初，公益圈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起因是那一年8月，徐永光出版了一本名為《公益向右，商業向左》的新書，書里頭集中闡述了他一貫以來的觀點：公益商業化。

徐永光認為中國的民間公益組織長期處于低效能狀態，建議引入市場化手段改革整個公益行業。他提到一個的案例：山西武鄉縣嶺頭村作為一個貧困山村，在2016年開設了50多家微店，兩個月農產品銷售額就突破了50萬元。

“我們要如何分清楚這些是商業里面的公益，還是公益里面的商業？有無必要把它們的界限劃得那么清楚？”

一石激起千層浪。9月，和徐永光有過二十余年交情的另一位公益界大佬，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發表了一篇《駁“永光”謬論》，說公益商業化是否認人的利他性，顛覆了公益的本質。

如今，公益是否應該市場化依然是一個被廣泛爭論的話題，但公益走向產業化卻已經成了行業共識。

擯棄掉過去不求回報的道德綁架，產業化后的公益行業具有自我造血能力，有盈利需求并且能創造就業，同時兼具了商業效益和社會效益。而數字化的參與，正在將公益產業的鏈條不斷延伸，將集群不斷擴大。

| 公益產業的運營模式

比如這一次云展館里的阿拉善SEE公益機構的經典項目“一億顆梭梭樹”。

梭梭樹是防風固沙的最好植被，過去幾十年卻遭到大量砍伐，當地農民用它來生柴火。“一億棵梭梭”項目想做的就是用十年的時間(2014—2023年)在阿拉善關鍵生態區種植一億棵以梭梭為代表的沙生植物，恢復13.33萬公頃荒漠植被，從而改善當地生態環境，遏制荒漠化蔓延趨勢。

起初，梭梭樹項目采用的也是傳統公益的模式，籌款造林，但由于項目知名度低、影響力小、資金募集渠道不暢、捐贈人參與度較低等一系列問題頻頻出現卡頓，項目持續造血能力嚴重不足。

直到2016年8月，支付寶上線螞蟻森林后，SEE和支付寶達成合作，每當用戶做出地鐵出行、在線繳納水電煤、網絡購票等低碳行為時，螞蟻森林就會結出一顆能量球，當用戶積攢到17.9kg能量——一顆梭梭樹一生平均能夠吸收的二氧化碳量——時，SEE就會在阿拉善種下一棵真正的梭梭樹。

在自身的項目管理上，SEE也引用了數字化技術，依靠算法架構，對每一棵樹苗進行了系統化的信息分類，捐贈人和公眾隨時都可以對項目情況進行可視化了解。

| 一億顆梭梭樹項目

截至2021年底，“一億棵梭梭”項目已經累計在阿拉善關鍵生態區種植以梭梭為代表的沙生植物超過7510萬棵。

不止于環保，隨著種植計劃的深入，圍繞著梭梭樹的更多產業鏈也依次展開。首先是SEE在推廣梭梭林種植時，還會在梭梭根部嫁接肉蓯蓉，長成后再將肉蓯蓉賣給企業，給農民帶來增收。

與此同時，SEE還會定期邀請志愿者來到沙漠里進行種植體驗，實地科普沙漠化治理的同時，也帶動了阿拉善的旅游業。據《工人日報》，2019年十一黃金周，人口只有25萬的阿拉善盟僅前五天就引來了40萬輛越野車，人數高達120萬人次。越來越多的目光往這片沙漠投來關注，2021年底，全程在阿拉善取景的環保青春片《梭梭草》在全國上映……

2018年，王振耀在接受《公益時報》的采訪時提出了一個觀察：公益行業對社會的慈善熱情，最多消化了20%。那一年，中國內地的慈善捐贈總額數為1439.15億元，其中只有31.7億元來自互聯網平臺。但到了2021年，在總籌款數額變化不大的情況下，互聯網募捐額卻增長至近100億。

就像那些每分每秒都在滾動刷新的、互聯網公益平臺項目下的“1元”“5元”“10元”的捐贈記錄一樣，公益早已融入了每個人的日常。百力薈萃之下，安全網愈織愈密，更多搖搖欲墜的生活、岌岌可危的生命和風沙湮滅的文化正在被托起。

隨著數字技術的介入，以及社會資源的重構，這部社會的公益史，更像是人類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