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齡農民工，黑在工地里

作者｜紅線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四月的最后一天，肖常盛騎著三輪摩托車拐進市郊一個即將完工的工地。

他之前偶爾會幫忙往這邊拉一些零星的小材料，跟倉庫的管理員打過幾次照面——這次，他想來問對方能不能幫他和妻子介紹一份粉刷建筑外墻的工作。

肖常盛夫妻倆今年都接近60了，一個獨生子常年生著病，家里開支靠他們做小工（工地上工種分類，工作內容是為技術型的大工服務和從事建筑施工中的輔助性工作）來維持。但昨天母親也突然病倒，夫妻倆加起來不到300元一天的收入立馬捉襟見肘，所以他們想再找一份工資高點的大工。

出發之前兩人特意收拾了一番，洗了頭、又戴一頂帽子遮住白頭發——原本染一下效果會更好，但他們不想先花這個冤枉錢——手上、臉上抹了大寶，腳下還塞了三雙鞋墊。這都是其他工友的經驗，看起來年輕高大些，被錄用的概率更大。

管理員好奇他們為什么想做外粉——外粉得坐在吊籃里，上上下下二三十層，給建筑物的外墻做粉刷，膽小和恐高的根本上不了。

肖常盛擺擺手，“我老婆一直做外粉的，她不恐高，做事很麻利的”，妻子也配合地笑了一下。

但最終他們沒能得到心儀的活，管理員告訴他們外粉的工作都是包出去的，而且這種高風險的活，55歲以上的基本不要。眼看著時間接近中午，肖常盛夫妻倆最終還是在另一處工地做回了小工，“先把今天的錢賺到，明天再繼續找。”

肖常盛不知道的是，接下來，可能小工的活也難找了。

| 民工們在路邊等待一份零工

他們打工的地方在湖北省孝感市，前段時間，隔壁的荊州市發了文件要求進一步規范建筑施工企業用工年齡管理，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從事建筑施工作業。除了荊州，上海、天津、深圳、泰州、南昌等多地也陸續提出了類似的“超齡農民工清退令”。

國家統計局于4月29日發布的《2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251萬人，其中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為27.3%，連續五年保持著增長。再根據這一數據推算，2021年50歲以上農民工總數約為7985萬人，比五年前增長了1883萬人。

如果清退令繼續推廣普及，接下來九年，這近8000萬人將不得不離開工地。

工地上的一生

64歲的吳衛華，最后一份長期工是兩年前，在南京一個中建系統承建的寫字樓項目，他在那里做模板工，負責在需要澆筑混凝土的地方，用模板圍合出一個用來固定和塑性的框架。

聽來簡單，但實際上，模工應該算工地里最復雜的一道工序了，要嚴格保證尺寸和位置正確，又要有足夠的承載能力和穩定性能，保證不跑模，還得盡可能構造簡單，少用材料、方便拆卸。

吳衛華每天上工都得備上錘子扳手鋸子吊線錘卷尺等一大堆的工具：

“你往工地門口看，手上東西最多的就是模工，然后是普通木工，其他的像鋼筋工，只需要一個扎勾，架子工（只要）一個扳手，水電、泥瓦和粉刷這些都可以空手來去。”

| 工地上的高齡木工

吳衛華的手藝是從父親那繼承來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吳父是村子里遠近聞名的木工，鄉親們蓋新房、嫁女兒都找他打家具。但等到吳衛華長大，市場上對手工家具的需求越來少，第二個孩子出生后不久，他便和同鄉結伴去了南部沿海務工。

那大約是1984年前后，當時，因為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地的工廠出現勞動力缺口，中央發了一份文件，允許農民通過自籌資金、自理口糧的方式入城務工、經商——在那之前，國內實施的城鄉戶口登記和管理制度事實上是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的。

六年后，政府迫于財政壓力又取消了糧票制度，直接導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數暴增，此后連續多年，年入城農民工數量都在2000萬以上。

而這2000萬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建筑工地。

90年代后中后期，中國開始大幅發力基建，1998年到2002年間，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73380億元，年均增長13.1%，比同期全社會投資年均增幅高2.2個百分點。之后2003年到2008年的6年間，基建領域的投資總額又一口氣增加到了246770億元，年均漲幅24.5%，比同期國民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還要高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房地產也在大幅擴張，高樓、水電、交通、信息通訊……城市以日新月異的速度發生著變化。

| 工資最低的小工，卻常常需要干搬運鋼筋木材等重體力活

但因為制度的偏見以及和原住民之間的利益沖突，農民工在自己親手建造起來的城市里并不十分受待見。像吳衛華這樣的技術大工還稍微好點，至少工資高，在2010年左右，一天的計時工資可以拿到300元。扣除掉因為下雨和晾模不能上工的時間，吳衛華一個月大約能收入6000元。

他把這些錢寄回老家，供養兩個孩子上學。孩子長大之后，又繼續幫著付房貸、養育孫輩：“我們農村人從沒想過退休的事，活到哪天就干到哪天吧。”

但現在，吳衛華的這個心愿很可能實現不了了。2017年開始，全國的各個工地開始實施實名制管理和電子考勤。再之后，上海率先開始明確規定禁止18周歲以下、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三類人員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筑施工作業，超過年齡的不能錄入系統，也就沒法簽訂勞務合同和計算工時。

2020年春天，在南京的那個工地，某天中午，工長突然把所有人召集起來，要求大家第二天攜帶身份證來錄個人信息，并補了一句：“超過60歲的就不用錄了。”

下午下工時，當時馬上就要滿62歲的吳衛華收到了解雇通知——因為是超齡，也就不存在任何賠償和后續安頓的問題。

起初吳衛華既生氣又無奈，“我怎么就不能干了”，他技術好，身體也好，模工們用來搭建的模板通常是面積約為0.6平米、厚度接近2厘米的大木方，他一個人就能輕松扛上去，但規定就是規定，工長也沒有辦法為他一個人搞特殊。

宇文是武漢一家大型建筑國企里的人事經理，在他印象里，大約2019年之后，公司每年都會在各個項目工地進行一波篩查，將60歲以上的民工清退，清退期限過了之后發現工地里還有超齡員工，該項目就會被重罰。

再加上他們公司底下的項目正規，工資也給得高，不少年輕人都愿意來，很少存在招工難的問題，清退起超齡民工來也沒什么壓力。

很多即將到達年限的高齡民工已經率先擔憂起了自己的出路，有人在快手上轉發各地的清退令，倒數自己還能干多少年的工地；還有人想趁休工時去工廠或者一些招保安、保潔的地方面試，但那些招聘信息里大多也寫著：要求60歲以下。

“多一天也不行”，負責招工的人補充說。

隱形的清退

其實早在“清退令”之前，老齡農民工群體就已經被擠壓到了市場的邊緣。

四月初，58歲的老黃又被開除了一次。

當時，他通過熟人轉熟人的關系，在縣城某個商品房項目工地里找到一份雜工的活，給大工們打打下手，搬梯子、遞東西等。工資120元一天，每日一結。

老黃的大半輩子都是在工地上過的，年輕的時候做土工，挖過成百上千個基坑和孔樁，和他合作過的工頭都夸他勤勉，肯使勁，做出來的活兒扎實。

但年紀大了之后，即便風評再好，大城市那些稍微正規點的工地也進不去了。招工的人會逐一查看身份證，超過60歲不要，50歲以上的則往后排，一旦出現更年輕的應聘者，立馬就會被替換。尤其土工這種重體力活，卡得更嚴。

他過去常年在廣東，后來因為找不到工跟著老鄉輾轉去了福建，再后來為了節省點生活費干脆回了老家的縣城，通過親友之間的人脈找點活干。那些工地通常工價很低，安保條件也有待商榷，但即便如此，這兩年愿意要他的崗位也基本只剩下小工和雜工。

三月份老黃總共只做了七天活，兩天給市郊的綠化帶栽坑，兩天拆卸路燈上春節期間遺留的裝飾物，剩下三天都是四處做零時的雜工。

| 鬢角灰白的老齡民工在砌墻

這是他今年找到的第一份預計時長超過一個星期的活。四月的贛南尚未迎來梅雨季，老黃計劃著如果能做上二十天，兩個孫子這個月的生活費就不用問兒子要了。

但剛干到第五天早上，工地要清點材料場上的鋼管，工頭安排他和另外三個雜工一起，把用不上的那些裝車，退回租賃場去。老黃年紀大，工友們體恤他，讓他在車上解鉤——將鋼材從負責搬運的吊車的鉤子上解下來，其他人則都在地面上負責裝鉤。

鋼管又重又多，七八十根扎做一捆，為了防止中途散開，固定用的繩索通常都會綁得很緊。老黃一手解鉤，還要用令一只手扶住側邊，防止有鋼管在解鉤的過程中滑落，進度便有點慢。

工地上租吊車是按小時收費的，吊到第七吊的時候，主管過來催進度，見老黃動作不甚熟練，底下的都綁好了上邊的還沒解開，頓時發了脾氣：

“那個老點的，你能不能動作快點，像個豬一樣。”

在工地上，像老黃這樣的高齡民工挨罵是常事，因為他們大多都是托關系進來的臨時工，沒有正式的勞動合同，任何一個小失誤就能決定他們的去留，更何況頂嘴。

老年民工比年輕人工資更低也是常事。理論上來說，民工大多按天計費，年紀大了體力有所下降，完成的工作量少自然工錢也就少，但事實上他們要干的活并不比同一崗位上的年輕人輕。

老黃曾經在另一個工地上做清潔，早上6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中間吃飯的時間還要扣錢，手里的活根本不能停，一停就會招來比自己小20多歲的主管的責罵。

就像眼前的工頭一樣：“公司請你們來是按時間給工錢的！不是讓你們來磨洋工混日子的！這么大的歲數，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滾！不要在這里浪費公司的資源！”

老黃一句也沒敢爭辯，只默默加快了手頭的速度，但最后還是花了比預計要多半個小時的功夫才全部裝完。中午接近下班的時候，一個施工員過來給他結了半天的工錢，并通知他“可以走了”，因為主管要求“換個年輕點的過來”。

工地上的午飯自然也不會有老黃的份了，他拎著工具包走出工地，印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城市宣傳口號的綠色圍擋將他和每天120塊的工錢隔開。他坐在馬路牙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眼睛紅了又紅。

寧波的李正武比老黃還要大一歲，但他的狀況稍微好點——他兒子在工地的鋼筋組帶班，有這層關系，他至少不會被隨意開除，但也僅限于此。

前兩天，工地安排他把50根4米長的鐵管從倉庫搬到塔吊能夠得著的地方。他本來有哮喘，一邊搬一邊咳，胳膊控制不住地發抖。好不容易搬完，塔吊師傅打來電話，說塔吊壞了，要明天才能修好。旁邊監工的工頭立馬急了：“你怎么搞的？搬之前不會先問一下嗎？幾十歲的人了，做事還這么不長腦子。”

他解釋自己也不知情，沒人通知他塔吊壞了。工頭更生氣了：“什么事都要通知你？你是多大的官嗎？”

李正武閉上嘴，彎著腰又將鐵管一根根搬回料場。工頭的聲音還在身后跌跌不休：又干半天白工，等下還要吃白飯……和遠處李正武聽了40年的攪拌機、電鉆、錘子聲混在一起，吵得他一陣眼花，耳腔里嗡嗡作響。

他踉蹌了兩步，沒停，也不敢停。

超齡黑工

在大多數城市的文件里，“保障施工安全”是他們給出的清退理由。

也確實有數據作為佐證，2018年全年建筑業安全生產事故，占比僅為1%的60歲以上民工，事故死亡率占卻高達15%。上海、荊州、泰州等地都是在高齡民工發生了重大安全事故之后才頒布的清退令。

梁紅有一只眼睛就是在64歲那年在工地上沒的。當時他也是做小工，工程快結束了，只需要進行最后的修整和清理。在某層樓的墻面，他看到一小截鋼筋裸露了出來，便想拿切割機去將其截去。

他甚至不太記得事情是怎么發生的，只看到火花飛濺，然后左眼一陣劇痛，仿佛被刺穿了似的，眼前一片紅，臉上濕噠噠的，耳邊是工友的驚叫聲和呼喚聲，但他痛得說不出話，腦子里意識也漸漸模糊。

后來醫生告訴他，應該是切割機的一塊碎片飛進他的左眼，整個眼球都被擊碎了，只能做摘除手術。

出院之后，梁紅的左眼眼眶凹陷下去了一大截，又滴了整整一年的眼藥水才完全消除掉那種脹痛和灼燒感。

再好一點，他又回到了工地上——家里除了他就只有兒子一個勞動力，卻有七張嘴在等著吃飯過日子。

| 需要使用切割機和電焊的鋼筋工也是高危工種

梁紅妻子年輕的時候身體不好，只生了一兒一女。女兒十幾歲出門打工，順勢便嫁在了外省，一兩年才能回家一次。兒子也成家早，剛結婚那會兒趕上計劃生育，打掉了一個成型的男胎，后來一溜兒下來全是女孩——在他們那個不通火車的十八線小縣城，如果家里沒有男孩，會被議論“斷了根的”，一家子老小都抬不起頭來，只好又接著生。

也不記得兒媳婦到底是懷到第八個還是第九個，終于出來了一個“金孫”。但高齡生產，孩子體質羸弱，兒媳婦的身體也壞了，動不動就要往廣州的大醫院跑。另外幾個大的也得按部就班地上學，一家子只能拼命地節衣縮食。梁紅甚至眼睛受傷都沒敢在醫院多躺幾天，紗布還沒摘就出了院。

和梁紅一樣，年過半百卻不愿意離開工地的民工們，背后大多拖著一個沉重的家庭。老黃的兒媳婦在兩個孫子很小的時候離家去打工，之后便再沒有回來過。兒子等了幾年，在外地再婚了，前妻的兩個孩子全都留給了老黃，只每個月象征性地出點生活費。

吳衛華的三個孫子孫女都是上學的年紀，為了盡可能給他們好的教育條件，一家子直到現在也沒舍得花錢買房，全擠在縣城的兩間半地下室里。地下室的大門正對著菜市場，一下雨壞掉的蔬菜水果和禽類的糞便就順雨水往他們家門口流，等太陽一出來，水分蒸干，臭氣熏天，孩子們從來都不肯帶同學回家。

除了家庭，老無所養也是他們無法停下的理由。因為認知度不高，以及一系列歷史遺留問題，很多高齡農民工都沒有繳納保險的意識。同時，由于民工通常得隨著工地遷徙，但保險的跨省續接卻很麻煩，不少人因此而被迫中斷社保，甚至棄保。

| 農民工們背著簡易的行李在一個個工地之間遷徙

在豆瓣“農民工子女”小組里，一篇《父母養老問題才是最讓人焦慮的》帖子曾被廣泛關注和傳播。發布者在里面講述自己的父母：“雖然一輩子做最辛苦最枯燥的工作，但沒有社保，農村合作醫療加上地方政府推的重疾險，大病能報不少，但小病門診啥的報很少，保費也在飛漲……我父母都55了，他們還能打幾年工啊！我現在也只是畢業兩年，將將自立。”

梁紅和妻子都沒有繳過社保，他今年68歲，妻子63歲，兩個人都只有每個月103元的養老金，不工作的話，一日三餐都只能依靠兒子。梁紅做了半輩子的大工，脾氣也犟，總覺得向兒子要錢是件難以啟齒的事。父子倆常常一言不合就爭執起來，十天半個月都不說話。

“去工地總好過在家當累贅”。

而工地上的規定也是有空子可鉆的——染頭發、抹面霜只是門面功夫，一看身份證就得露餡。吳衛華的辦法是應聘的時候找親戚朋友借一個身份證，工資也都打到對方的卡上，所以有時他叫吳學軍，有時叫吳衛兵，有時又叫吳錦華。

多數時候這種情況工頭都看得出來，但一部分可能是因為熟人的關系，另一部分就是這些超齡民工大多便宜好用。比如梁紅現在在的工地，一天給他發110塊錢，但40歲左右的就得給到150以上，不然人家不愿意干。而且年輕人的選擇多，底氣也就足，被訓兩句不是頂回來，就是立馬辭工走人。

另一個辦法也是找熟人做中介，讓對方去簽合同，再把活轉手給自己干，對方每天抽個幾塊錢做酬勞。在一些工地管理不慎嚴格的地方，甚至有專門從事這一類的中介。

吳衛華們，就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黑在工地里。而可以預想到的是，這并不會降低事故的發生概率，反而讓民工們失去了最后一重保障——“超過退休年齡的農民工因工傷亡能否認定工傷”至今在法律界仍然存在很大爭議。

梁紅眼睛上的傷就是私了的。負責賠償的總包當時勸他說，走法律程序時間長，又要請律師，還可能扯皮，最后兩邊一商議，分兩次賠了20萬了事——梁紅查過，如果走正常程序，至少得賠近30萬。

這筆錢最終填了兒子的房貸，梁紅夫妻倆依然擠在20來平的出租屋里。

老黃還在找工作，下半年兩個孫子如果能考上寄宿學校，妻子也能空出手來找找活。有熟悉的工友問他為什么不干脆回鄉下種地，老黃頭也不抬：

“我得留在這里，讓兩個娃成為真正的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