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六年（1537年）十月，大明邊防重鎮(zhèn)大同城外緋袍、蟒服云集。這么多高官、宗室齊聚，自然是有要事發(fā)生。在樂昌王朱聰涓等人的奏請下，朝廷派出特使前來封賞代王朱充燿的孝行賢德。藩國所在地的官員，理論上都是藩王的臣屬，本府宗室更是需要接受藩王的領導。是故，他們需要隨同代王朱充燿，一起出城迎接天使。

“庚戌，代府樂昌等王聰涓等，奏舉代王充燿孝行賢德。下?lián)岚垂俸丝保邔崱Ｔt賜敕獎勵。仍令有司具彩幣、羊酒，旌異之。”（《明世宗實錄》）

朱充耀生平

朱充燿，為代藩第四代王代懿王朱俊杖的庶長子，生母代王次妃吳氏，弘治十七年（1504年）正月獲得賜名，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被封為泰順王。生年不詳，不過可以通過其庶長子朱廷埼的受封經(jīng)歷，及其父母的生年，推算出他大致的生年。

朱充燿膝下僅有朱廷埼這么一個庶子，也就是說他是朱充燿的唯一繼承人，按理應當受封代世子。可受制于《皇明祖訓》“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這條待嫡制度，朱廷埼先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十二月被冊封為泰興王，直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二月才得以晉封代世子。

朱充燿生母吳氏本是朱俊杖的妾侍，嘉靖十年（1531年）十一月，在已經(jīng)襲封代王的朱充燿奏請下晉封為代懿王次妃，得以與朱俊杖及正妃張氏合葬于大同城外的馬鋪山。1994年，山西文物部門對代懿王墓進行搶救性發(fā)掘，從出土的壙志中得知，朱俊杖生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吳氏生于成化十七年。

結合兩方面材料，可以確定朱充燿當生于1497年前后。

而代懿王妃張氏的壙志顯示，她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月初三被冊封為代王妃。為保證嫡脈的優(yōu)勢，正妃入主前，代王不應當有子嗣。且待嫡制度只是指導思想，在實踐中親王庶長子晉封世子也有提前的，比如周藩周簡王朱有爝的庶長子朱子垕，就在其父48歲（虛齡）時晉封世子。故朱充燿應當生于1500年，也就是弘治十三年。

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十六，代王朱俊杖因病薨逝。隨即，朱充燿受命以泰順王的身份暫理府事。他一接手府事，就面臨一件棘手的事——代藩宗廟之中已經(jīng)沒有可供其父代懿王升祔的位置了。

朱俊杖雖然是代藩第四代王，可在他之前有兩位先輩被追封為代王，分別是代戾王朱遜煓，代思王朱聰沬。如此朱俊杖去世后，就有六位代王需要入住宗廟：代簡王朱桂、代戾王朱遜煓、代隱王朱仕壥、代惠王朱成鍊、代思王朱聰沬，和剛?cè)ナ赖拇餐踔炜≌取?/p>

古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明朝沿用了這一套廟制，藩王與先秦時期的諸侯等同，故可見五廟。五間屋子有六個人要住，而且每個人都要住單間，再新建一間進行安置又是不可能的。君不見明世宗為讓生父明睿宗入主太廟，費盡心思將遠祖明仁宗祧了出去才得以實現(xiàn)。所以代懿王升祔宗廟，就意味著前面五王必然有一人要被祧出。對此朱充燿不敢自專，遂上疏請求朝廷做出決斷。

這個任務被交到專門負責禮儀及宗室事務的禮部手中，禮部尚書李時奏稱，藩王始封君是本支系的始祖，應當居宗廟之中，且百世不祧，其余諸王按世系降殺，親盡則祧，倫序當祧戾王，不過諸侯無祧廟，故可將被祧的神主收入始封君廟中存放，待每年合祭之時再取出。

“今代府之廟，當以始封簡王居中，百世不遷。次戾王、隱王、惠王、思王為五世。今懿王入祔，則戾王當以親盡而祧。但諸侯無祧廟，戾王神主宜祧祔入簡王之室，置襩藏之。隱王、惠王、思王以次上遷，而懿王神主并祔于第五廟。每歲暮，則出祧主行合祭之禮，庶于禮制隆殺得宜。詔如議。”（《明世宗實錄》）

嘉靖九年（1530年）十一月，以會昌侯孫杲為正使，刑部員外郎陳耀為副使，持節(jié)冊封泰順王朱充燿為代王，王妃周氏為代王妃。

嘉靖十一年六月，朱充燿奏稱，其父朱俊杖在大同甲申兵變中表現(xiàn)優(yōu)越，是故陛下嘉獎，敕書中有忠義可嘉之語。他身為后輩與有榮焉，因此請求準許在其墓前樹立牌坊，并乞求御賜“忠義可嘉”四字坊額及碑文，以為后世垂范。

明世宗沒有被朱充燿的馬屁拍暈乎，只同意他樹牌坊，至于坊額及碑文則不予賜予。

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朱充燿上疏朝廷，請求追封已故棗強靖安王朱成釨的生母張氏為代隱王次妃，代隱王朱仕壥是其曾祖，所以他這是在替曾祖賦予庶曾祖母次妃地位。見過為親祖母、生母求封的，卻沒見過為曾祖母（還是庶的）求封的。估計棗強王一系一直以來的表現(xiàn)上佳，是故明世宗還是給予了準許。

朱充燿在位期間，為宗室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促成樂昌郡國遷國朔州。在此，阿越要更正一下前面所寫代思王、代懿王兩文中的一個錯誤：樂昌王朱聰涓在位期間，樂昌郡國沒有別城朔州，而是居住在大同府城東北隅的十府街一帶。

《類書集成》引《明外史》稱，嘉靖十八年，朱聰涓上疏請求徒封代州，禮科都給事中丁湛稱天下宗藩皆聚處一城，若是同意樂昌王徒封，到時代王乃至其他宗王都提出徒封請求，該如何處之。因此不許。

朱充灼之亂后，朱充燿會同宣大總督翁萬達等，奏請將部分代藩宗室外遷，樂昌郡國亦在其中。獲得朝廷的批準。樂昌郡國的徒封，直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九月才開始，并采用螞蟻搬家的方式，先遷將軍及其以下宗室，待朔州的王府建好再行整體遷移。

樂昌郡國的徒封，朱充燿終究沒能看到，因為他薨逝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明世宗聞訊為其輟朝三日，按例遣官祭葬，并賜謚曰昭。

大同甲申兵變

大同地處明蒙勢力交匯處，為北京的門戶，戰(zhàn)略位置極其重要。明中期以后，隨著朝政的腐敗，國力的衰退，大同外圍防線逐漸被廢棄，沒有了藩籬，蒙古鐵騎經(jīng)常“直抵城下，駐牧殺掠”。

嘉靖二年（1523年）九月，時任大同巡撫張文錦，提出在大同正北方的御河谷地，重修、新修水口、宣寧、黑山、柳溝、樺溝五座軍堡，以填補陰山余脈與燕山余脈的交接處，這段寬達百里的長城防御薄弱處的防御能力。此議獲得朝廷的批準。

再好的堡壘都需要靠人去守御，為提高水口五堡防御能力，早在設計之初，張文錦就制定了相應的屯田計劃。等五堡完工，需要派人去守御時，遇到了大問題。張文錦令大同鎮(zhèn)派兵攜帶家眷前去戍守。可五堡孤懸于外，離大同近百里，與其余據(jù)點也有三四十里遠，一旦遭蒙古人襲擊，很難得到救援。由于投入太少，五堡因陋就簡，只建有營房，無處安置家眷。因此鎮(zhèn)兵們請求只身前往。這顯然與張文錦的謀劃相悖，是以被他駁回，并嚴令軍隊立即出發(fā)，不得拖延。

負責五堡安置事務的參將賈鑒為完成任務，竟然對鎮(zhèn)兵施以杖刑，此舉無異于火上澆油。于是鼓噪起來的鎮(zhèn)兵們，在郭鑒、柳忠等人的煽動和帶領下，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殺掉賈鑒，隨即逃出大同，占據(jù)位于塞上的焦山墩。

焦山墩緊鄰蒙古韃靼部，張文錦唯恐叛卒們投了蒙古人為禍大同，遂派人前去招撫。可叛卒一回到大同，張文錦就食言而肥，連夜緝捕隊官關山等人，打算誅殺煽動叛亂的首惡。

此舉激起了叛卒們的眾怒，八月初一，甲申兵變正式爆發(fā)。

焚燒大同府衙，砸開監(jiān)獄，放出囚徒，而后縱火燒都察院門，欲尋張文錦算賬。張文錦踰墻逃入博野王府。叛軍聞訊趕來將王府團團圍住，要求交出張文錦，否則放火燒了王府。博野王朱俊櫍被嚇得半死，趕緊交人。張文錦一出博野王府，就被亂刀砍死。隨即叛軍打開武庫發(fā)放兵器，燒毀鎮(zhèn)守府和總兵衙門，并堵死大同城門，不準任何人出入。并在與革職總兵朱振約法三章后，推舉他為首領。

鑒于大同的戰(zhàn)略位置，朝廷在剿撫之間，優(yōu)先選擇了撫，一面派兵部左侍郎李昆前往大同，宣告赦免敕書，一面大規(guī)模撤換大同相關官員，以安撫叛軍。多重努力下終于安撫住了叛軍，不過大同城依然掌握在叛軍手里。

十月，新任巡撫蔡天佑到任，隨即會同新任大同總兵桂勇抓捕并杖殺了八十名繼續(xù)在城里奸淫擄掠的亂軍，形勢稍有安定。

就在此時，因回酋速壇兒等率二萬騎寇邊圍肅州，朝廷遣遼陽參將李賢率部赴甘肅增援。途經(jīng)大同時，叛軍以為是前來平叛的。于是已成驚弓之鳥的亂軍再次鼓噪，在十一月初七發(fā)起新一輪兵變。初九夜叛軍縱火燒大同縣衙，知縣王文昌被殺。隨即兵圍代王府，逼時任代王朱俊杖為他們上疏求赦免。

十七這天，代王朱俊杖會同大同巡撫蔡天佑上疏朝廷，請求再降明旨，寬宥叛軍。為盡快平息叛亂，兩人在奏疏對叛軍的表現(xiàn)不敢盡言。

可此時朝廷的風向已變，兵部認為“悍卒愈驕，屢行稱亂，今若又專為撫處，則聲威損于九邊，綱紀難以振復”，必須施以強硬手段，一面選派諳練軍務大臣出任宣大總督，率軍進逼；一面命大同當?shù)劓?zhèn)巡官甄別首從，出手誅除首惡，以瓦解叛軍的組織結構，徹底平息事態(tài)。此議獲得被明世宗采納。

十九日，命戶部左侍郎胡瓚兼左僉都御史，總制宣大軍務，會同總兵官魯綱，率由三千京營營兵、兵三千薊州鎮(zhèn)精及宣府鎮(zhèn)銳卒組成的平叛大軍，進駐大同附近的陽和，密切監(jiān)視城內(nèi)形勢變化，相機采取行動。同時密令桂勇設計擒獲首惡。大軍的到來，令城內(nèi)亂軍更加焦慮驚慌，氣勢洶洶的亂軍持槍舞刀滿街亂竄，隨時會發(fā)生更大的暴亂。

在這種形勢下，代王朱俊杖選擇了退避，于十二月，帶著親王寶符，與泰順王朱充燿、河內(nèi)王朱充爔這兩個兒子一道，趁著夜色溜出大同城，逃往宣府暫避。

同月十五，大同總兵桂勇設計將郭鑒、柳忠等十一名嘩變首領擒獲并斬首。沒有了他們的扇動和帶領，局勢終于得到好轉(zhuǎn)。此后，叛亂雖然斷斷續(xù)續(xù)地持續(xù)到了次年三月，可大局已定。

嘉靖四年正月初二，朱俊杖由宣府回歸大同，明世宗賜予金銀、絲綢等安慰了一番。朱充燿也隨行在側(cè)。

大同癸巳兵變

若說甲申兵變中代藩當在前面的是朱充燿之父朱俊杖，他本人只不過還是個無關緊要的添頭，那么十年后癸巳兵變，頂在前頭的就是朱充燿本人了。

嘉靖十二年（1533年）秋，蒙古一部渡河東進屯兵于大同口外，有入寇的意圖。時任大同總兵李瑾以蒙古人擅長騎戰(zhàn)，提出在天城、左孤店等處挖掘長達四十里的壕溝，以限制蒙古人的機動能力。為趕工期，李瑾不僅設定了竣工期限，還親自上陣督造。李瑾平素待士卒少恩寡情，酷嚴無度，不得軍心。此次為趕工期，御下更是嚴酷，動輒鞭打士卒。士卒怨氣霎時漲至頂點。

十月初六夜，鎮(zhèn)卒王福勝、王寶等六七十人嘩變，放火焚燒李瑾的帥府，殺死李瑾，振臂倡亂。忍無可忍的大同鎮(zhèn)卒在他們的鼓動下轟然響應，隨即縱火焚燒都察院等衙門，在大同城內(nèi)恣行虜掠。

已經(jīng)被甲申兵變嚇壞的代王朱充燿聞變，如同驚弓之鳥，“嗖”的一下就溜出大同，直奔東面的宣府而去，暫避于宣府之西城。

面對驟然而起的兵變，該如何處置，大同巡撫與宣大總督這兩位負責大同事務的最高官員，選擇了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新任大同巡撫潘仿認為，癸巳兵變皆因李瑾以峻法御下所導致，鎮(zhèn)兵本無意叛亂，故應當對他們進行招撫。而宣大總督劉源清、都督郤永則以為事情緊急，請求令兵部立馬做出撫剿決斷，并密示方略，意見偏向于剿。

兵部尚書王憲建議采用甲申事變的應對之法，稱大同鎮(zhèn)兵絕大部分是好的，他們之所以敢戕害主帥、逼脅宗室，是因為平時驕悍慣了，以至于對干紀乃至叛亂之事習以為常，故應當將殺害李瑾的六七十人處以極刑，其余人等只是脅從出榜安撫即可。

明世宗對大同鎮(zhèn)三番二次發(fā)生兵變已經(jīng)厭惡至極，對王憲的建議不置可否，只提出他不想再聽到兵變一詞，所以這次必須一勞永逸的解決這一問題。隨即，任命甲申兵變中擔任總兵官的提督西官廳都督僉事魯綱出任大同總兵，提出安撫方略的大同巡撫潘仿被罷官，以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樊繼祖代之。

十一月初五，宣大總督劉源清、都督郤永，統(tǒng)帥討亂大軍進入大同境內(nèi)。劉源清立即派人前往大同發(fā)榜曉諭城中，要求叛軍自行解散，榜文詞連甲申兵變，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本來癸巳兵變與甲申兵變的參與者不是同一伙人，可劉源清的榜文一出，激起參與甲申兵變的鎮(zhèn)兵惴惴不安，唯恐他重新清算甲申兵變。

潘仿雖然被革職，可沒交接前他依然是大同巡撫，自兵變之后仍在竭力維系大同的社會治安，他在杖殺十余名亂軍后，派人前往劉源清的駐地陽和獻功。僉事孫允中是領隊之一，他為人機敏，見到劉源清后，為其分析其中厲害，竭力勸其不要出兵討伐大同，否則易釀成大亂。并再三申言，甲申兵變之事，朝廷已經(jīng)處理，繼續(xù)提起，實在不妥。

可劉源清剛愎自用，加上平定甲申兵變的胡瓚，因沒有以兵不臨城，導致事后議者紛紛，他不想重蹈覆轍，故壓根聽不進孫允中建議，徑直派參將趙剛率甲士三百余人入大同城捕人。當晚，城中劉源清想要屠城的謠言喧囂塵上，亂軍再次作亂殺千戶張欽。潘仿命諸將竭力壓彈，誅殺數(shù)名亂兵，而孫允中也帶來了劉源清的招撫令諭，如此大同城中才得以安定下來。

但這只是劉源清的緩兵之計。他去書召朱振前來陽和議事，因朱振是甲申兵變的首腦，唯恐他不來而派錦衣衛(wèi)直接將其強行押解而來。朱振與其見面后，建言想要平定癸巳兵變只需一紙詔書就可，無需進兵。可劉源清不但不聽，反而疑他于亂軍勾結，朱振因此憤而自盡以證清白。

次日，劉源清親率大軍直抵大同城下，縱兵在城外大肆殺戮，一時間城外橫尸枕籍，慘不忍睹。參與了甲申兵變的士卒，大同最精銳的這部分鎮(zhèn)兵也憤而揭竿，奉參將黃鎮(zhèn)、指揮馬昇、楊麟為主帥，據(jù)城以守，與城外的明軍打得難分軒輊，時不時的出城發(fā)動反擊。

劉源清快速平定叛亂的希望徹底破滅，只得在攻占位于大同四門左近的四關廂之后，對大同實施圍攻。

潘仿與代藩的朱俊（木隱）等六位鎮(zhèn)國將軍，為挽救城中百姓免于兵災來回奔走，結果雙方皆不愿停戰(zhàn)。孫允中縋城而出，前往聚落驛拜見劉源清，請他不要濫殺無辜，結果被指有從賊嫌疑，意欲將他囚禁于軍中。秀才遇到兵，孫允中無法，只得逃到懷仁不敢歸。

此后，劉源清一面攔截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的奏疏，一面奏稱城中衣冠之族悉以從賊，請求朝廷增兵并配發(fā)相應的糧餉以及器械。兵部尚書王憲信以為真，征調(diào)一萬二千人，由趙卿、任鳳等統(tǒng)帥前去增援。

此后，劉源清日夜攻城，奈何大同鎮(zhèn)內(nèi)城墻體高厚，久攻不下。轉(zhuǎn)眼間已到嘉靖十三年二月，劉源清圍城百余日，依然只能望墻嘆息。

大同這邊自家人打得如此熱鬧，塞外的蒙古人自然不會坐視不理，借機揮師南下直抵大同城下，與城內(nèi)的叛軍相勾連。于是戰(zhàn)事進入白熱化，明軍拼死才破解了內(nèi)外合攻之局。蒙古方面眼見，奈何不了屯兵城下的明軍，便分兵南下劫掠朔、應諸州縣。

劉源清向朝廷請求集九邊之力破局，被明世宗否決。逼急了的他想出在城墻下挖隧道入城的方法，結果被城中叛軍察覺，一頓毒煙下來，隧道中死者相籍。于是想要實施水攻破城，若是成功，大同城將毀于一旦。

明世宗早就對曠日持久的戰(zhàn)事失去了耐心，他認為大同鬧成這樣皆是劉源清貪功嗜利所致，事到如今寧愿讓大同玉石俱焚，也不愿改弦易轍，實在是有失其職，遂將其罷免，升戶部督餉侍郎張瓚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劉源清為宣大總督，負責招撫事宜。

二月初五，張瓚星夜兼程抵達大同，向城內(nèi)宣告朝廷招撫檄文。被困數(shù)月，大同已經(jīng)彈盡糧絕，連代王府中的木料都被拆解下來，充作燃料。因此這封檄文對城內(nèi)的人來說無異于天倫之音，霎時間大同城上下歡聲雷動。當日傍晚馬昇、楊麟等叛軍首領被擒獲，黃鎮(zhèn)等九人被斬于陣前。次日新任大同巡撫樊繼祖單車入城，進行賑災，處置叛軍，除馬昇、楊麟等首領被斬首外，余眾既往不咎。大同遂定。見討不得好的蒙古軍也退回塞外。

當月二十三，代王朱充耀也有宣府返回大同，明世宗詔諭宣府巡撫派兵護衛(wèi)他還府。

朱充灼之亂

大同地處邊疆，民風彪悍，不僅鎮(zhèn)兵會鬧事，連居住在城內(nèi)的宗室也會產(chǎn)生非分之想，比如和川王府的奉國將軍朱充灼。

朱充灼本身就不是什么好鳥，伙同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等一批臭味相投的中下層宗室，帶著張文博、李舜臣、張淮等幫閑，仗著宗室特權，在大同城內(nèi)橫行無忌，成天肆意酗酒、作奸犯科。

若是只欺負欺負平民百姓，估計也不會有多大之事，畢竟為非作歹的宗室多了去了，皇帝老爺一個人也管不過來。可朱充灼這幫人玩野了，好死不死的竟然跑去公然搶劫大同知府劉永。

于是乎，事情鬧大了，代王朱充燿，大同巡撫詹榮先后上本，據(jù)實將此事上報給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明世宗對朱充灼等人處以罰俸一年，并命代王朱充燿對其嚴加管束的裁決。

對中下層宗室而言，俸祿是其主要經(jīng)濟來源，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人口暴漲，對朝廷財政造成極大沖擊，連俸祿都不能保證準時足量的發(fā)放，所以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啊。這一罰俸，等于是砸他飯碗，要了他半條命。是以對遠在北京，卻作出罰他俸的總家長明世宗朱厚熜，及不幫他說話，反而檢舉揭發(fā)他的本支族長代王朱充耀，那是恨意滿滿。心意難平之下，學老祖宗揭竿而起，將天捅破，登臨九五，自然而然地在本就無法無天的朱充灼心底升起，并一發(fā)不可收拾。

他以宴飲為名，將小伙伴們召集在一起，向諸人吐露自己的心聲。這幫人也是膽大包天，了解之后非但不害怕，反而興奮不已的幫他完善造反企劃案。

朱充灼認為單憑自己這幾條好漢成不了事，所以打算聯(lián)虜，引蒙古人攻城，與其里應外合奪取大同城，誅殺代王朱充燿及鎮(zhèn)撫官。為此，要先將位于大同各處草場焚毀，讓大同總兵麾下的騎兵無馬可用。張淮表示，老大您這計劃是不錯，可還有點瑕疵，竟然將山西境內(nèi)另一股重要力量白蓮教給忘了，并稱自己有聯(lián)絡的渠道。朱充灼對此很感興趣，讓他放手去做。

在其黨羽次仲太的穿針引線下，張淮成功將當?shù)氐?/strong>白蓮教教主、應州人羅廷璽引薦到朱充灼面前。一見面，羅廷璽就稱朱充灼有真龍之姿，并幫忙完善造反企劃案：派人聯(lián)絡小王子，讓其兵分三路直撲大同，里應外合拿下大同，割讓大同充作借兵之禮。而后揮師南下，奪取雁門關，以王廷榮為內(nèi)應奪取平陽府（今山西臨汾），在此稱帝。再指揮胡兵四下出征，最后在反殺小王子，如此大事成矣！

朱充灼聽的心花怒放，遂讓羅廷璽負責聯(lián)絡蒙古事宜。次仲大的黨羽中有一個叫衛(wèi)奉的，他通曉蒙古語，且曾經(jīng)與蒙古人有過合作。于是，羅廷璽派他前去聯(lián)絡小王子。雙方在威寧海達成合作事宜，并留下聯(lián)絡旗號。

合作意向達成，叛亂進入正在進行時。朱充灼一面讓讓朱充（火+瞅）派人持神機箭，出城焚燒各地草場；一面派衛(wèi)奉手持張文博代筆的表文前去會見小王子，將大同的一應情況出賣的對方，相約共同舉事。于是乎，兩日之間位于大同城外、平虜衛(wèi)、威遠衛(wèi)、玉林衛(wèi)、渾源州、陽和衛(wèi)、山陰縣等地的各草場相繼被焚。

二日之內(nèi)六處草場失火，引起宣大總督翁萬達的警覺，認為其中必有大奸謀，迅速上疏朝廷匯報此事，同時下令緝捕縱火犯。明世宗對此高度重視，派科臣李文進赴大同進行調(diào)查。

朝廷一認真，朱充灼謀反的證據(jù)接二連三的的暴露出來：太原府的巡邏士卒，在內(nèi)長城的胡峪口擒獲蒙古方面奸細的王義；有司在調(diào)查和川王府盜竊案時，意外牽出草場縱火案案犯朱充（火+瞅）的門客門四、李錦等人；大同總兵周尚文派出的哨探出邊偵查時，意外擒獲負責聯(lián)絡小王子的衛(wèi)奉等人。

于是乎朱充灼謀反之罪大白于天下。翁萬達立即對朱充灼團伙展開抓捕行動。由于涉及宗室，他將一應情況秘密通報給了代王朱充燿，讓其將朱充灼等十名涉案宗室羈押。察覺到事情敗露，自知大勢已去的白蓮教教主羅廷璽，在抓捕人員抵達前，將白蓮教相關人員的名單焚燒一空，隨即服毒自盡。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月，在法司復請下，明世宗做出判決，朱充灼等八名宗室被賜自盡，并焚尸，以儆效尤。

朱充燿本是朱充灼謀反案的預定受害人，可他身為代藩大宗宗主，竟然沒發(fā)覺本宗之內(nèi)有這么多宗室牽涉謀反，是故也挨了明世宗的批，府長史孫質(zhì)等被論死系獄。

阿越說

永樂以后，藩王的權力幾乎被削減殆盡，成為被圈禁在翻地當豬養(yǎng)的吉祥物。以朱充燿的生平觀之，他是一位為人謹慎，一生無大過錯，且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nèi)，愿意幫宗室成員爭取利益的賢王。放在平時，可以歡樂的做一個閑散的富貴王爺。只可惜他生不逢時，受封于邊陲，時不時的要面臨蒙古人的刀兵威脅不說，還經(jīng)歷了兩次大同兵變，及一次宗室謀反未遂案。這在生活在明王朝穩(wěn)定期的諸多藩王中，是絕無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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