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1792年9月26日，馬戛爾尼使團接受英國政府派遣，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出訪中國。該使團于1793年8月21日抵京，并于10月7日離開，停留47日。值得一提的是，使團曾打算順道訪問日本，不料法國革命期間英法開戰，為了護衛本國的商船 （注：使團主艦“獅子號”是一艘擁有六十四門炮的軍艦） ，而提前返航。最后，于1794年9月6日返回樸茨茅斯港，全程歷時近兩年之久。

馬戛爾尼勛爵的《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 （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 、使團秘書斯當東匯編的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 不僅有助于后人理解此次出訪，也為我們重新認識乾隆王朝提供了一手的史料。

結合國際背景，思考英使的此次出訪別有一番意味。

放眼當時的西方世界，法國革命已經掀開帷幕，并且一發不可收拾，激進的革命者處死了國王路易十六，而這個消息經過歐洲傳教士傳到了乾隆耳中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p.216）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邊，一個新生的聯邦制共和國正在悄然生長；至于馬戛爾尼代表的英國，工業革命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之中，并以印度殖民地為基地向東南亞、中亞擴張。事實上，馬戛爾尼訪華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改善英國商人在華的處境，并與清朝互派常駐使節，以消除雙方的誤會。 （同上，p.13） 眾所周知，這一目標并未實現。

法國學者佩雷菲特在《停滯的帝國》中將這次訪問形容為“兩個世界的撞擊”。的確，馬戛爾尼使團和乾隆的朝廷代表了兩套迥異的理念，而這種理念的分歧對我們理解中國近代史不無裨益。

英國使團對清朝的全方位觀察

英國使團對這個東方國家充滿好奇，并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做了較為細致的觀察（本文僅選取了幾個側面，特做說明）。不過，馬戛爾尼坦言，“由于中國人和外國人的交往受到管理和限制，得到正確的消息大不容易，”因此，他建議讀者對他的描述不要不加保留地接受。至于他本人的初衷，則是“無意美化或貶抑一切，而是盡量保持其原貌。” （《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p.82）

1. 商業和貿易

英國使團坦言，英國是一個商業國家，商人在這個國家擁有重要的話語權，此番出訪正是為了維護英國商人的利益。“英國是一個商業國家，商人是社會中最活躍最富裕的組成部分。商人的利益和活動隨時受到政府極大的注意，并在許多方面影響政府的措施。因此，英國派遣一個使節團到中國訪問，自然是為了商業的目的而去的。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p.1）

然而，他們發現，“商業在中國（清朝）被認為是最低級的行業。”（同上，p.7）至于對外貿易，兩國的態度更是有著天壤之別。

英國人在倡導對外貿易時往往強調，貿易是一種互利互惠的活動。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發現，“清政府教育民眾，‘允許外人通商并不是為了互利，而只是由于外國人需要中國產品’。” （同上，p.9） 他們還觀察到，清朝把對外貿易視作對外國人的恩賜，“中國一向自認為是天府之國，可以不需要對外貿易而自足自給。中國同任何外國的貿易，絕不承認是互利，而只認為是對外國的特別恩賜。” （同上，p. 406）

乾隆答復英國使團時，確實是這樣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巾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 （同上，p.645） 此外，乾隆敕令廣東地方官認清對外貿易的實質，“國家四海之大，內地所產，何所不有，所以準通洋船者，特系懷柔遠人之道。乃該夷來文內，有與天朝有益之語。該督等不但當行文籠統駁飭，并宜明切曉諭，使知來廣貿易實為夷眾有益起見，天朝并不藉此些微遠物也。” （《清實錄》）

2. 科學與技術

馬戛爾尼承認，中國人在陶瓷、絲綢和某些棉布的制作印染，漆的制造和使用，以及木工活等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藝。但在科學方面，“中國遠遠落后于歐洲。” （《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p.65）

他認為，中國人掌握的數學和天文知識非常有限，“歐洲人進入歷算部門，本身就足以說明中國人在天文學上的無知。” （同上，p.65） 我們知道，早在明朝，中國的歷書主要是由歐洲傳教士編制，清朝建立后亦是如此。

在當時的乾隆朝，負責天文歷算的是三位葡萄牙傳教士。然而，按照馬戛爾尼的觀察，這幾位傳教士的科學素養讓人不敢恭維，“真相是，現在的傳教士很少精通代數，或微分，他們不過是其他學科差勁的專家。”（同上，p.67）。

而且，這幾位傳教士向使團承認，“法國的瓦解使他們不能像以前一樣按時得到巴黎的《天文年歷》，因此他們十分感謝我們向他們提供了我們最近刊印的航海歷，還有一份為未來幾年計算的補充文件。” （同上，p.66） 換言之，清廷的天文知識是由歐洲傳教士輸入的，如果徹底切斷與歐洲的聯系，清朝的天文歷算水平很可能退化。

馬戛爾尼發現，雖然在科學上遠遠落后于西方，清政府對于科學卻毫無興趣。英國使團千里迢迢攜帶來的天文儀器、現代工業發明，在這里不受重視。 “無論乾隆本人，還是他身邊的人，對這些東西都沒有好奇心。此外，現政府的政策不鼓勵新事物，盡量防止百姓抬高外國人，貶低自己。”（同上，第67頁）

值得一提的是，廣州的商人對近代科學倒是饒有興趣。馬戛爾尼寫道，“丁維迪博士（Dr. Dinwiddie）在廣州的英國商館講了幾次課，做了一些實驗，中國大商人一直參加，他們顯得非常有興趣，熱烈希望講下去。 ……但北京的官員對此沒有顯示出什么興趣，沒有一個人關注水壓、光學原理、透視法、電氣等等，盡管他們好幾個人曾看到排氣機、電動機器、望遠鏡、幻燈、戲箱。” （同上，第67頁）

歷史學家常把林則徐、魏源視作“開眼看世界”的先驅。事實上，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使團已經把最能代表歐洲科學進展的物品送到清廷眼前。按照《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記載，馬戛爾尼使團帶來的禮品包括：天體運行儀、天體儀、地球儀等；銅炮、榴彈炮、毛瑟槍、連珠槍等；英國最大軍艦的模型；英國的羊毛、綿織和鋼鐵制成品等。 （pp.270-273）

然而，對于這些東西，“前來參觀的大人們，都漠然視之，好像這些都十分尋常，沒有什么稀奇。” （《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p.67） 不過，也有例外，有幾位王子十分贊賞地球儀、天體儀、鐘表的工藝和外形，但坦承他們不理解這些東西的用途。 （同上，p.68）

3. 政治

馬戛爾尼使團認為，乾隆王朝是一小撮韃靼人對3億多中國人的徹底獨裁統治。 （同上，p.25） ，同時指出，“中國政治制度上沒有代議性質的機構來幫助、限制或監督皇權。”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p.364） 他們還得出結論，“皇帝的利益始終是頭等重要的事，違反他的旨令，任何人的財產都是不安全的。 （《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第34頁）

有意思的是，他們已經觀察到清朝的滿漢矛盾，“乾隆皇帝是清朝的第四代皇帝，但他仍然自認為——同時他的臣民也認為——是韃靼人。朝廷上主要大員，親近侍衛，后、妃、太監等等都是韃靼人。……韃靼人的特殊待遇造成了韃靼人和漢人之間的隔閡，因而更要維持韃靼人的特殊地位以防制漢人。韃靼人和漢人雖然長期同在一個皇帝統治之下，但滿漢之間的關系并無改變，隔閡卻越來越深，達到相互仇視的地步。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pp.431-432）

還有一處史料特別有價值，那就是乾隆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 前文已經提過，通過歐洲傳教士，乾隆已經聽說了法國大革命。如果說，英國人是通過審慎的改革來化解革命的風險，那么，乾隆的做法則是遏制革命思想的傳播，以推遲革命的到來，為此，他強化了封閉自守政策，并且對在華的外國人嚴加監視。

馬戛爾尼使團觀察到，“在過去幾次外國使節訪問中國的時候，一個被中國政府雇用的外國傳教士常常被派出去迎接使節并陪同一道進京。但近來這種制度已有改變。近兩三年的法國內亂消息在北京已有風聞，那里所鼓吹的種種破壞秩序、顛覆政府的主張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為了避免這些東西傳入中國，北京王朝雖然還沒有下令驅逐住在廣州的外國人，已經對在華外國人的行動注意監視。外國技匠和天文學者們在北京仍然受到歡迎，但他們同歐洲的通訊則受到嚴格的檢查。” （同上，p.216） 他們還發現，“最近法國的種種理論，沒有比清朝政府更深惡痛絕的。” （同上，p.355）

4. 外交與排外偏見

囿于天朝上國的傳統觀念，清朝仍然把英國置于“宗藩朝貢體系”之下，不愿與其建立主權國家間的外交關系。正如《清朝續文獻通考》所言，“迄乾隆五十年，我為上國，率土皆臣，無所謂外交也，理藩而已。”

諷刺的是，英國使團的這次訪問，在清廷上下被解讀成“進貢。” （《英使謁見乾隆紀實》，p.353） 馬戛爾尼倒是很務實，他對“英國特使進貢”的字樣熟視無睹，不曾提出抗議。因為他擔心“過早提出這個問題，會導致清廷勒令特使回國，使得此次出訪前功盡棄。” （同上，pp.353-354）

不過，除了“進貢”的字樣，更大的挑戰還在后面，那就是覲見乾隆時的“磕頭禮”。

清朝的高官多次示意馬戛爾尼入鄉隨俗，在覲見時向皇帝磕頭。馬戛爾尼對此表示異議，他認為英國是獨立國家，并非清朝的藩屬國，“特使不能只圖個人眼前方便，遷就對方提出的過分要求，從而損害英王的尊嚴和英國的聲譽。”（同上，p.355）

不得不承認，馬戛爾尼很有外交手腕。為了表明英國和清朝的對等關系，同時，為了盡力滿足乾隆的要求，他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其一，他本人按照謁見英王的禮節來謁見乾隆皇帝，即以單膝下跪；其二，他本人可以向乾隆皇帝磕頭，前提是一位和馬戛爾尼同等身份的清朝高官穿著官服向英王的畫像行磕頭禮。最終，清廷采納了第一種方案。 （同上，pp.355-356、402-404）

從社會層面看，馬戛爾尼使團認為，清朝彌漫著對外國人的偏見。在他們看來，這種排外偏見與清政府推行的閉關自守政策密切相關。

他們總結道，“中國傳統的排外偏見和它的長期閉關自守是成正比例的，而且目前絲毫沒有任何改變。這種偏見不僅表現在中國人的行為當中，而且由于他們對自己文化的高度優越感，這種狹隘的觀念已經形成為一種思想體系。” （同上，p.8）

他們還說，“除了在廣州，中國人對一切外國人都感到新奇，但關于這些外國人的國家，他們卻并不感興趣。他們認為，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國的范圍。” （同上，p.322）

對于這種排外偏見，馬戛爾尼使團歸結于清朝政府的刻意為之，“因為對洋人充滿偏見，關于洋人的奸詐和兇殘，有許多可笑的故事在傳播。多半刻意受到政府的支持，其政策看來是要百姓相信，他們本身已經完美，因此不可能從洋人那里學到什么。” （《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p.11）

馬戛爾尼在日記中舉過一個現成的例子，頗能說明這種偏見：“一個奉命去侍候小喬治·斯當東的中國童子，長期不愿與我們的歐洲仆人共宿一室，他說他害怕他們會把他吃掉。” （同上，p.11）

英國使團的結論

乾隆拒絕了英國使團常駐北京的要求，導致馬戛爾尼的主要目標并未實現。不過，馬戛爾尼使團對清朝的基本狀況畢竟有了深入的了解，從以后打交道的角度看，也算不虛此行。

在他們看來，這個東方帝國正陷入停滯、退化之中，不足為懼。

馬戛爾尼在日記中寫道：“當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在 13 世紀訪問中國時，正值西部蒙古韃靼人征服中國，以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汗為他們的首領。 那個時期前不久，中國人已達到他們文明的頂峰，與韃靼征服者以及和他們同時代的歐洲人相比，他們當時肯定是非常開化的民族，但自北方滿洲韃靼人最后征服以來，至少在這過去的150年，沒有發展和進步，甚至在后退； 而在我們科技日益前進時，他們和今天的歐洲民族相比較，實際變成了半野蠻人。 正是因此他們保持了半罐子水桶常有的自大、自負和自傲，而且，盡管在他們和使團交際期間感覺到我們在許多方面比他們強，他們仍顯得驚奇而不自愧，有時假裝對所見無動于衷。在跟外國人交談中他們毫無羞慚和自卑，反而顯得滿不在乎，好像他們自己是優勝者，言行中找不到缺點和失誤。 ” （《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p.6）

他感慨道，封閉自守、拒絕學習域外文明，只會導致社會的停滯，“一個國家如不進步，必定倒退，最終淪為蠻夷和貧困。” （同上，p.11）

最后，他斷言清廷的統治根基已經開始動搖，“我在考察中發現龐大的上層建筑根基空虛，……中國人現在正從他們遭受的沉重打擊下恢復，正從遭受韃靼政治蒙蔽下覺醒，開始意識到要重振他們的民族精神。微小的摩擦可以誘發火花，將造反的火焰燃遍全中國。事實上帝國已發展到不堪重負，失去平衡，不管它多么強大有力，單靠一只手已不易掌控局勢。盡管乾隆皇帝以他的精力和智慧可以長時期內維持國家機器平穩運行，但如果在我本人去世之前它已崩潰瓦解，那么我將不感到意外。” （同上，p.29）

事后看來，馬戛爾尼低估了清朝的韌性，畢竟它又延續了百年之久。不過，從五十年后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局看，馬戛爾尼對清朝和英國實力的評估，大體上是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