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選自帕特里克·格里《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起源》（呂昭、楊光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一章，第1-5頁。

現代歷史學誕生于19世紀，它是作為歐洲民族主義的工具而被構想和發展出來的。 作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歐洲的民族史學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它將我們對過去的理解變成了一個有毒的垃圾場，里面充滿了族群民族主義的毒氣，而且，這種毒氣已經滲透進大眾的意識中。對今天的歷史學家來說，清除這個垃圾是一個很容易讓人怯步的挑戰。

中世紀早期居住在歐洲的民族的真正歷史不是從6世紀開始的，而是從18世紀開始的。這樣說并不是要否認生活在遙遠過去的人們曾經有某種民族或集體認同感，而是，過去兩個世紀的文化活動和政治沖突完全改變了我們對社會群體和政治群體思考的方式，我們不能再裝模作樣地對中世紀早期的社會分類提供一種“客觀的”觀點，假裝這個觀點沒有受到這兩百年的影響。根據我們當前的認識，不僅族群民族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這兩百年的發明，還要看到，我們假裝用來進行歷史學科學研究的分析工具也是在更廣泛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偏見中被創造和完善的。用來研究和寫作歷史的現代方法不是沒有傾向性的學術研究工具，而是特別用來推進民族主義目標的工具。既然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都不可靠，那么，只有在開始的時候簡單地回顧一下導致它們被發明的過程，從而認識到我們調查的主觀性，才是公平的做法。

族群民族主義與革命時代

民族主義在18世紀和19世紀出現的故事已經被講過很多遍了。有人將當今以族群為基礎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s）描述成“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認為它們是由19世紀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創造出來的，是這些人將早期浪漫主義的民族傳統變成了政治綱領。事實上，大量的書籍和文章——有些是學術性的，其他的則是面向大眾的——都表明，很多“古老的傳統”，從民族身份到蘇格蘭格子花呢，都是政治家或企業家們在近代的幼稚發明。這樣的描述非常真實，尤其因為，它使人們關注到，在關于所謂古代意識形態的詳細描述中，近期的個人和群體起到了形成性的影響。然而，與此同時，如果因為這些共同體在某種程度上是“想象出來的”，就推定它們應該被拋棄或被當成不重要的事情，或者認為“一定程度上被想象出來的”就等于“虛構的”或“無足輕重的”，那么，這將是非常荒唐的。

首先，雖然當今這種以族群為基礎的民族國家可能確實是由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創造出來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上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想象的民族——即使與近代的民族不同，它們卻一樣強大。19世紀的學者、政治家和詩人不是簡單地編造了歷史，他們利用了已經存在的傳說、書寫材料、神話和信仰。為了構建政治統一體或政治自治權，他們只不過采用了新的方法來利用這些元素。其次，雖然這些共同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想象出來的，但是，它們非常真實和強大。歷史上所有重要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心理現象，而心理現象——從宗教極端主義到政治意識形態——殺死的人很可能比黑死病（Black Death）殺死的人還多。

作為一種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出現的具體過程在歐洲各個地區以及歐洲之外的地區表現出了巨大的差異。在缺乏政治組織的地區，例如德國，民族主義提供了一種可以用來創造和提升國家權力的意識形態。在政府強大的國家里，例如法國和英國，政府和思想家們則無情地壓制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傳統以及關于歷史的不同記憶，以便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歷史和相似的語言、文化，進而把這種統一性擴展到過去。在多族群的帝國里，例如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那些以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成員自居的人不僅利用民族主義來要求獲得成為獨立文化實體的權利，還因此要求獲得政治自治的權利。

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激發獨立運動的典型模式——特別是發生在東歐和中歐的獨立運動——都假設創造這些被想象出來的共同體需要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一小撮“覺醒的”知識分子對一個被統治民族的語言、文化和歷史進行研究；第二階段，一群“愛國者”向全社會散播學者們的觀點；最后，民族運動在第三階段被傳播到最廣大的群眾中。從18世紀的德意志到19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最后到20世紀殖民地時代和后殖民時代的亞洲、非洲和美洲，想象的共同體被創造的過程都大同小異。

大多數信奉民族主義的人不會對這個關于民族覺醒和政治化過程的總體描述提出異議。但是，有一個問題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覺醒的”知識分子僅僅是認識到了一個已經存在的被壓迫的民族，還是他們發明了他們所研究的民族。例如，與其他許多學者不同，克羅地亞歷史學家伊沃·巴納克（IvoBanac）認為：“一種意識形態為了被接受必須從現實出發。民族主義可以嘗試討論一個群體被壓迫的狀態，但卻不能創造這些狀態。”“在以下這個層面上，他完全正確：如果人們沒有被壓迫和被歧視過，那么，向他們做出幫他們擺脫這些困境的承諾是不大可能會起作用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這樣公式化的觀點卻隱含著危險：它意味著，群體——例如歷史上潛在的民族——早在被知識分子們認識到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對每個特定的群體來說，被壓迫的境況都是獨特的；民族主義是這些災禍專屬的解決之道。換句話說，即使民族主義并未編造民族被壓迫的狀態，但它肯定能制造民族本身。19世紀，在革命和浪漫主義的影響之下，隨著老貴族階層在政治競技場上的明顯失敗，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創造了新的民族。接著，他們將創造出來的民族投射到了久遠的中世紀早期。

近代民族主義誕生的文化背景起初是歐洲知識精英群體對古代社會的迷戀，法國和德國知識精英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們對古典文化和古典文明的迷戀主要得益于尼德蘭、法國和德國大學的培養，比如哥廷根（Gottingen）大學。這種迷戀為自我認知和身份認同的根本性逆轉奠定了基礎，徹底消除了幾個世紀以來各種各樣的社會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