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萬吉慶

許多人聽說過俾斯麥，或多或少了解他的事跡：這位“鐵血宰相”通過發動多次戰爭，幫助普魯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統一，建立起德意志帝國。

不過，對于他所設計的帝國憲法、他的政治手腕，以及這個帝國為何只存續了短短48年，大家可能比較陌生。德國歷史學家霍耶的《鐵與血：德意志帝國的興亡》，對這些問題給出了簡潔有力的解答，頗值一讀。

一、德意志帝國的登場

德意志帝國誕生于1871年。相較于英國、法國、奧地利、俄羅斯等國，它是一個晚近的國家，是歐洲舞臺上的新手。

然而，它坐擁4100萬人口，一登場便成為西歐第一大國，打破了歐洲的權力平衡。英國、奧地利等國對此憂心忡忡，法國更是報以仇視，原因不難解釋，普法戰爭結束后，普魯士攫取了法國的兩個省份（即阿爾薩斯和洛林）——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課》正是以此為背景。此外，讓法國人格外屈辱的是，德意志帝國是在法國凡爾賽宮宣布誕生的。

俾斯麥對帝國的險境心知肚明，“為了安撫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俾斯麥不遺余力地強調，德國的領土訴求已經‘飽和’，宣稱德意志問題的解決不會讓歐洲的政治均勢發生徹底的變革。” （《鐵與血：德意志帝國的興亡》，p.98）

在國內，他警告道，“德國已經沒有進一步擴張的外交空間，‘聯盟的噩夢’（即由鄰國組成的反德聯盟）將迫使德國兩線作戰，面臨毀滅的危機。在這樣的風險面前，任何領土擴張對德國而言都是不值得的。” （p.99）

此時的俾斯麥不再以“鐵血宰相”的面目示人，而是強調德國需要轉換角色，成為歐洲現有秩序的維護者，而非挑戰者。

為了改善外部環境，他動用各種手段，編織起一套復雜的聯盟與外交保證網絡。

1879年，德國和奧匈帝國締結共同防御協定。1882年，意大利加入協定，形成三國同盟。為了孤立法國，俾斯麥重建了三帝同盟（即實行帝制的德國、俄國、奧地利三國同盟）。在俄、奧兩國因巴爾干問題徹底破裂后，俾斯麥策劃了一系列雙邊協定，其中最重要的要屬1887年與俄國簽訂的《再保險條約》。按照約定，德俄兩國中任何一方被第三國攻擊，另一方都將保持中立。無疑，這份密約一旦被人泄露，德奧的同盟關系必將破裂。

霍耶總結道，“1888年威廉一世駕崩時，德意志帝國已經深深嵌入歐洲秩序，被包裹在俾斯麥編織的復雜又脆弱的外交關系網絡之中。”然而，諷刺的是，“只有這位鐵血宰相能分辨清楚這些精心策劃的外交關系中，哪些是秘密交易，哪些是公開盟友關系；也只有他能充分了解各國外交及相關部門的人員信息，并據此在外交事務上縱橫捭闔。” （p.101）

二、德意志帝國的憲制

德意志帝國實行的既非英國式君主立憲制，亦非傳統的君主獨裁制，而是一種帶有民主元素的威權體制。如下圖所示，這套制度保留了一位強勢君主，皇帝有權任免宰相、任意解散議會、主導外交政策，同時是軍隊的最高統帥；與此同時，它引入了一個由民選議員組成的帝國議會，盡管議會無權提出議案，但是享有議案的否決權。

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皇帝和帝國宰相成為帝國政治的真正主導者。宰相和君主不必對議會負責：宰相只需要對皇帝負責，而皇帝只需要對上帝負責。” （p.56）

可以看出，這套憲制的關鍵角色是一位在皇帝和議會之間穿針引線的宰相，他需要皇帝的信賴，又需要贏得議會的支持。做不到這兩點，這套制度就會失靈，陷入危機。

三、俾斯麥的政治手腕

俾斯麥（1815-1898）出身于普魯士地主貴族階層，是一位罕見的政治天才。用作者的話說，他“集極端保守的政治直覺與無比精明的權術謀略于一身。” （p. 25）

德國人給政治學貢獻過一個詞匯：現實政治（realpolitik），即“必須盡其所能地接近自己的目標，不管手段是否合乎道義。” （p.35） 顯然，俾斯麥就是這種風格的典型代表。

在建立、維持帝國的過程中，俾斯麥無所不用其極。

為了讓法案通過，他可以動用各種手段恐嚇、哄騙并糾纏議員與皇帝，迫使他們就范。任何底線都可以被打破：如果精心羅織的辭令不能見效，俾斯麥就會大發脾氣，當眾羞辱對手，突然痛哭或是——如果情勢必要——以辭職作為威脅。 （p.66） 為了維持歐洲舞臺上的脆弱和平，他從不憚于施展那些脅迫、密謀或是許諾的手段。 （p.132）

他毫無意識形態包袱：為了建立德意志帝國，他可以迎合民族主義者的狂熱情緒；為了得到議會的支持，他會與自由主義者結盟，實行市場放任政策；當金融危機爆發，反對自由主義的聲音占到主流時，他也可以輕松地甩掉舊盟友，和保守派結盟。為了分化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他會主動出臺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總而言之，俾斯麥踐行了自己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尋求可能性、可行性的藝術，是退而求其次的藝術。”

此外，俾斯麥熱衷于凡事躬親，“對帝國政府的掌控巨細靡遺，近乎偏執。他會直接管理內閣高官乃至整個文官系統的細節事務，不愿下放管理任務，也很難相信他人能把事情做好。” （p.66）

然而，這位政治強人似乎沒有考慮到一個問題，如果這套制度高度依賴他本人，那他的繼任者該怎么辦？事實上，俾斯麥設計的這套制度，讓繼任者不堪重負。

逼退俾斯麥之后，威廉二世先后任命過四位宰相。

首先是卡普里維（Leo von Caprivi）。

此人曾擔任軍事將領，“以利落的作風和穩健的組織能力而聞名”。盡管他試圖“蕭規曹隨”，以穩健的作風，維持德國內政外交的穩定。 （p.129） 然而，他缺少政治手腕，無法駕馭議會中的極端派別。

面對俾斯麥留下的“一套由無數協定組成的復雜外交政策體系” （p.131） ，缺少外交經驗的卡普里維常常顧此失彼。他哀嘆道，“俾斯麥可以用三只球做拋接戲法，我卻只能玩轉兩只球。” （p.132）

苦熬四年（1890-1894）之后，卡普里維失去皇帝的信任，選擇辭職。

第二位宰相是霍恩洛厄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一開始將這一職位視為燙手山芋。他試圖以年齡太大、身心疲憊、口才不佳等借口推辭。結果，威廉二世駁回了所有這些借口，因為他想要的是一個傀儡，只需要霍恩洛厄來裝點門面。

1895年，威廉二世在自己支持的法案被議會否決后勃然大怒，一度試圖解散議會、宣布戒嚴，乃至廢除議會制度。霍恩洛厄力勸皇帝三思后行。他認為，這種極端做法有可能引發帝國的分裂乃至內戰。最終，皇帝接受了諫言，不過此后，霍恩洛厄徹底被邊緣化。

霍恩洛厄擔任宰相時期，真正掌權的是皇帝及其親信，特別是深得皇帝歡心的外交大臣比洛。外交大臣理應受帝國宰相節制，結果，這位大臣上任不久，就和霍恩洛厄約定“后者將在宰相位置上盡可能地維持門面，前者則在幕后運作所有事務。” （p.137）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德國開始拋棄俾斯麥的忠告，推行“艦隊政策”和“世界政策”，大力發展海軍，擴張在海外的影響力，無可避免地收獲了越來越嚴重的國外猜忌與外交壓力。

1900年，霍恩洛厄厭倦了傀儡的角色，選擇辭職。

比洛順理成章地成為新一任宰相。

比洛深得威廉二世的賞識，后者稱他為“我的俾斯麥。” （p.153） 當時的評論家則認為，他“光鮮的外表下沒有多少實際才能。” （p.154） 這一點，從他一味迎合威廉二世的擴張政策，而不是正確識別德國的國家利益并據理力爭即可看出。

1909年，在徹底失去對帝國議會的掌控后，比洛辭去宰相職位。

接來下的是“一戰”之前德國的最后一任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

此人個性謙和、忠實而鎮靜，與威廉皇帝私交甚篤。但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難以承受宰相的重任。正如書中所言，“霍爾維格自知前途多舛，哭泣著懇求比洛勸皇帝不要任命自己為下一任宰相。‘只有天才或是瘋狂的野心家才想當帝國宰相，’他曾對一位同僚哀嘆道，‘而我兩者都不是。’ ” （p.158）

四、強人政治的局限

《鐵與血》將強人政治的局限暴露無遺。

我們可以看到，俾斯麥設計的這套制度存在嚴重缺陷：它的人格化色彩太重。事實上，它正是給俾斯麥和威廉一世量身定做的，它默認帝國皇帝會把朝政委托給宰相。的確，威廉一世不愿意介入帝國政務，聽任俾斯麥自由發揮。

然而，這套制度無法保證下一位皇帝也是如此。如果新皇帝不甘寂寞、親自下場，打破這份政治默契就大事不妙了。畢竟，帝國憲法明確規定，皇帝有權任免宰相、主導對外政策。

此外，帝國宰相所需要的政治手腕和判斷力是無法自動傳承的。畢竟，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是俾斯麥。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俾斯麥保留的強勢君主制，并不能阻止魯莽冒失的統治者的出現。一旦新皇帝拋棄審慎的外交政策，致力于軍事擴張。那么，俾麥斯所精心維系的外交平衡將毀于一旦。事實上，俾斯麥發現威廉二世是個“管不住嘴的沖動小子，容易聽信諂媚之語，在不知不覺中把德國拖入戰爭。” （p.107） 即便如此，他也無能為力。

威廉二世

諷刺的是，在帝國建立前后，德國的立憲派（包括皇儲，即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婿）希望以英國為藍本，將德國的強勢君主制轉變為立憲君主制，俾斯麥多次阻撓了這種嘗試 （pp.33-34、66-67、116） 。從這個角度看，德意志帝國的短命和俾斯麥的制度設計不無關系。學者馮克利在評價美國的制憲者時說，他們之所以青史留名，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制定的規則形成了一種悠久的制度傳統，使權力的運作逐漸變得有章可循，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制度框架。” （《尤利西斯的自縛》，p.223） 而這恰是俾斯麥這位政治強人沒有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