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萬吉慶

早在 18 世紀，敏銳的法國思想家已經發(fā)現(xiàn)，英國與歐陸國家（特別是法國）存在重大的差別。例如，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人的自由》、泰納《現(xiàn)代法國的起源》都或多或少觸及這一主題。今天要讀的《歐洲文明史》（基佐 著）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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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佐（Guizot， 1787-1874 ）， 法國歷史學家、政治家，君主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其父是著名律師，于 1794 年被雅各賓政府處死。 1814 年，他參與波旁王朝的復辟。后來，在路易·菲利普治下，他曾出任法國首相， 1848 年法國革命爆發(fā)后，流亡英國。可見，此人和法國革命淵源甚深。在 1820-1830 年代，他主要從事歷史研究和教學，《歐洲文明史》（ 1828 ） 便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基佐

基佐認為，英國與歐陸國家的差別主要表現(xiàn)為，“ 在英國，社會中存在的各種不同原則和因素都在同時發(fā)展 ， 可以說，并駕齊驅，至少比大陸上的更是如此 。” （《歐洲文明史》，p.245）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英國，“世俗社會和宗教社會、貴族制、民主制、君王制 （注：原文如此） 、中央和地方機構、精神和政治發(fā)展，都在一起前進、擴大，似乎有點亂七八糟，前進速度不一定相等，但也相差不大。” （同上，p.246） 換言之，英國社會呈現(xiàn)出多種力量并存的狀態(tài)，任何勢力都不居于壓倒性的地位。

緊接著，他用這種觀念解釋英國歷史，“在（英國）都鐸王朝時代，正當純君主制如日中天之際，我們看到民主的原則、公眾的力量在同時興起和壯大。17世紀爆發(fā)的革命既是宗教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封建貴族看來已是日薄西山，然而在此時期依舊有它的位置，發(fā)揮它的作用，取得它的一份成果。 整個英國歷史過程都是這種情況。沒有一種舊因素徹底消亡 ， 也沒有一種新因素徹底勝利，或者某一種原則取得了獨霸的優(yōu)勢。各種力量總是在同時發(fā)展，各種利益和要求總是在折中調和 。” （同上，p.246）

英國國王亨利八世

他不無贊許地指出，“ 每一種原則和制度在英國也都有它強盛的日子，但從未像 歐陸 那樣完完全全 、 惟我獨尊 ， 勝者總是不得不容忍對手的存在 ， 讓他們得到應得的一份。 ” （同上，p.247）

歐洲大陸則不然。

在基佐看來，歐陸國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內的各種社會因素——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不是齊頭并進，而是首尾相接。 一種原則 ， 一種制度都有它獨占鰲頭的時候。 譬如說，某一世紀屬于封建貴族，另一世紀屬于君主制原則，還有一世紀屬于民主制度。” （同上，p.246） 以法國為例，11、12、13世紀的法國，較之于英國，完全是封建制度的天下；17世紀的法國宮廷則建立了純粹的君主制（或絕對王權）；18世紀的法國社會則將絕對的精神權力（即高度推崇理性的啟蒙運動）推向至高無上的地位。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他認為，“一切權力，不論來自 智識，還是來自世俗，不論屬于政府還是屬于人民、哲學家、大臣，不論是為了這種或那種事業(yè)，都包含著天生的缺陷、弱點和弊病，因而應該加以限制。”（同上，p.262 ） 為了約束、限制權力，他在《歐洲文明史》的結尾處呼吁，“惟有允許一切權利、利益、意見普遍享有自由，允許這一切力量的自由表現(xiàn)和合法存在，才能把各種力量和權力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防止它侵犯別的權益。”（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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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英美思想家對自家社會的獨特之處也做過精彩的解讀。

例如，英國政治思想家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贊許“混合政體”，并警告那些試圖基于“理想的政治藍圖”破壞英國憲制的激進分子。他說道，“我們決心維護一個現(xiàn)有的教會、一種現(xiàn)有的君主制、一種現(xiàn)有的貴族制、一種現(xiàn)有的民主制。” （《法國革命論》，p.122）

在他看來， “這些互相對立和互相沖突的各種利益，對一些魯莽的決策設置下了一道有益的障礙。它們使得深思熟慮不是成為一種選擇，而是成為一種必然；它們使得一切變革都成為一種妥協(xié)的課題，那自然就會得出節(jié)制；它們形成了種種氣質可以防止粗暴的、魯莽的、無法無天的變革，并使得少數(shù)人為所欲為、不顧一切地運用權力成為行不通的事。” （同上，pp.46-47）

類似的是，美國歷史學家沃爾特·米德將英國社會稱作“安立甘式（anglican）”社會。所謂安立甘，即英國宗教改革后的國教，它既被視為新教的一個支派，又保留了某些天主教的儀式、制度。在清教徒看來，這是宗教改革不徹底的證據(jù)。但是，在務實的政治家看來，這種折中似乎更符合英國的利益。米德用“安立甘式”來形容這種社會，“宗教和社會問題應當在結合理性、啟示和傳統(tǒng)的基礎上解決。” （《上帝與黃金：英國、美國與現(xiàn)代世界的形成》，p.331）

他認為，這種社會構成一個三角形，“理性、啟示和傳統(tǒng)”各居其一。“大家均可在安立甘式三角中共存，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力量和影響，但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壟斷或統(tǒng)治這個三角形。” （同上）

可以說，這種權力分散且相互制衡的社會結構，使得獨斷專行成為不可能，使得流血革命成為不必要。現(xiàn)代人所推崇的政治美德——如審慎、節(jié)制、妥協(xié)、寬容——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結構的天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