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是一個令歷代帝王又愛又恨的群體。正所謂“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宗室力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隔絕他人對皇位的覬覦。是以歷朝歷代權臣篡位，幾乎都是從剪除宗室力量開始的。然而宗室力量強了，又會“兄弟睨于墻”。大家伙身上留著同樣的血脈，憑什么你能坐龍椅，而我卻需要向你三跪九叩首？正所謂“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兄弟們反了反了！

明太宗文皇帝朱棣陛下，是歷史上唯一一個藩王舉兵造反成功，順利進階帝二代的大一統皇朝皇帝。他上位后，出于總有刁民想害朕的心理，表面高舉恢復祖制的旗號，私下卻繼承侄子建文帝的未竟事業，繼續削藩，最終將宗室當豬圈養了起來。

然而在他辭世后，明王朝依然爆發了漢王之亂、廣通王之亂、寧王之亂、安化王之亂等數起宗室叛亂。以上幾起叛亂的主導者，都是握有一定力量的上層宗室。可嘉靖年間發生在大同的一次宗室叛亂，其主導者僅僅是一名奉國將軍，其余主要參與者不是奉國將軍，就是更低一級的中尉。一群處于宗室食物鏈低端的低等級宗室發動叛亂，這是極其少見的。

都是俸祿惹的禍

這場叛亂的主謀朱充灼，受封奉國將軍，隸屬于代藩和川王府，從其字輩及爵位來看，為首封代王朱桂的六世孫，代隱王朱仕壥的四世孫，首封和川王和川悼僖王朱成鏝的曾孫。

朱充灼本身就不是什么好鳥，與臭味相投的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潞城王府鎮國中尉俊桭（《實錄》作俊振，當為筆誤），襄垣王府奉國中尉充（火+瞅）等人，共同組成一個混世魔王團隊，將張文博、李欽、李舜臣、張淮、李紀等等一批大同兇徒聚集在身邊，仗著老祖宗賦予的“宗室犯法，只有皇帝可以問罪，其余人等不得處置”這條特權，成天肆意酗酒、作奸犯科，將邊城大同攪得雞飛狗跳。朱充灼輩分雖低，卻是這個團隊的領袖人物。

若是只欺負平民百姓，估計也不會有多大之事，畢竟為非作歹的宗室多了去了，皇帝老爺一個人也管不過來?？芍斐渥七@幫人玩野了之后膽子也變大了，竟然打起了官府的主意，公然搶劫大同知府劉永。

劉永雖只是知府，可大同巡撫轄下也只有個大同府，在當地故而在大同巡撫治下是排得上號的。于是乎，代王朱充燿，大同巡撫詹榮先后上本，據實將此事上報給明世宗?！鞍籽劾恰泵魇雷谙率直容^狠，直接跳過申飭階段，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對朱充灼等人處以罰俸一年的重罰，并命代王朱充燿對其嚴加管束。

只不過罰俸一年，怎么就成為重罰了呢？這要從明朝的宗室俸祿制度說起。

為后世子孫安居樂業計，明太祖在位時親自勘定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各級宗室的俸祿，其中奉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鎮國中尉歲祿六百石，“米鈔中半兼支”，即一半以糧食這種實物形式發放，另一半折合成等價的大明寶鈔。由于濫發，明朝中后期大明寶鈔已經與廢紙無異，所以宗室俸祿只有到手的糧食。

就是這一半俸祿，能不能保證盡數到手都是問題。因為隨著宗室人口的急劇膨脹，明朝中期以后用于宗室俸祿的支出劇增，及至嘉靖年間已經發展到“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各處王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不啻倍之”的地步。宗室的俸祿所需，是王朝中央實物收入的數倍之多。如此龐大的支出，地方政府自然無力負擔。給不了，怎么辦？好辦，欠著就是了，反正欠賬的是大爺，于是“積欠”這個名目就此產生。

“郡王祿米俱於親王府倉上納，聽令按季支用。鎮國將軍以下祿米、於有司官倉收貯，二次支給。其收糧之際，布按二司、各委府縣正佐官、公同長史等官監督收受。”（《大明會典·廩祿》）

從這條史料可以看出，親王、郡王這些上層宗室，與鎮國將軍以下的那些宗室，獲取歲祿的渠道是不同的。上層宗室的俸祿，每年一次性直接撥給，而將軍、中尉這些中下層宗室的俸祿，屬于二次撥給，即先收入官倉存儲，再從官倉中進行撥付。當收支無法平衡時，存儲在官倉中的宗室歲祿自然成為各級官員打主意的對象。于是乎，中下層宗室成為了“積欠”的重災區。

代藩所在的大同，地處邊疆，屬于軍事地位重要，而民少賦薄的地方，加之多年戰亂導致地方經濟凋敝，“積欠”現象尤為嚴重，宗室的俸祿常常無法及時兌現，致使經濟收入來源單一的中下層宗室生活困頓不堪。

比如嘉靖四十年（1561年），代藩鎮國將軍朱聰浸等人上疏明世宗稱：“臣等身系封城，動作有禁，無產可鬻，無人可依，數日之中，不曾一食……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間，有流徙他鄉，有餓死于道路。名雖宗室，苦甚窮民，俯地仰天，無門控訴。”（《明世宗實錄》）

在這種情況下，不愿坐以待斃的宗室們開始鋌而走險，為索要祿米做出沖擊官府，乃至私下串聯上京告狀。比如嘉靖元年（1522年）六月，代王朱俊杖上奏稱“昌化王等府宗室，以祿糧缺乏共聚，謀赴京請乞”。此事最終以下旨嚴禁宗室赴京，由山西布政司以庫銀借支補給告終。時人稱宗室自“將軍以下人等類多不法”。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罰俸事件成了朱充灼叛亂的導火索。對被罰俸的朱充灼而言，今夕不同往日，這年頭地主家也沒有余糧，家里都指著這點祿米度日呢，這一罰俸搞不好就會奪走幾條人命。

內結白蓮，外聯蒙古

對于朱充灼這個除了俸祿別無他項收入的中下層宗室來說，罰俸等于是砸他飯碗，會要了他半條命。是以對遠在北京，卻作出罰他俸的總家長明世宗朱厚熜，及不幫他說話，反而檢舉揭發他的本支族長代王朱充耀，充滿了恨意，欲殺之而后快。心意難平之下，學老祖宗揭竿而起，將天捅破，登臨九五，自然而然地在本就無法無天的朱充灼心底升起，并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單憑他一個要人沒人、要錢沒錢的落魄宗室，是無法成事的。要知道太祖高皇帝雖然號稱“開局一個碗”，可他避走定遠之事，也有二十四個好漢爺追隨呢。所以要緊地是拉攏一批愿意真心實意地跟隨他舉事的人。

他以宴飲為名，將幾乎穿同一條褲子，同樣被罰俸的宗室，及張文博等狐朋狗友召集在一起。酒到憨時，向諸人吐露自己的心聲：

“我等奪祿，代王又為理，奈何困死。若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門納之，殺代王及鎮撫大吏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毀各草場，使兵馬不得屯牧為善。”（《明世宗實錄》）

這段內容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要引進蒙古人的力量；二是在起兵之前先放火將大同的各大草場焚毀，讓大同總兵麾下的騎兵無馬可用?？梢娭斐渥朴谥\反之事上，是有過深思熟慮的。而且挑人的眼光也不錯，在座的不管是宗室，還是跟在屁股后面廝混的幫閑，紛紛表示愿意追隨他共建美麗新世界。

事后，不僅沒人偷偷去告密，反而紛紛發動各自的關系，為共同的事業添磚加瓦。其中一個名叫張淮的小老弟，社會關系那是相當的復雜，他有個黨羽叫次仲太，《明實錄》稱其為“妖人”，因為他是當時的民間社群組織——白蓮教成員。

白蓮教又稱白蓮宗，思想淵源于佛教的凈土宗，是南宋紹興年間，由蘇州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當時流行的凈土結社的基礎上創建的新教門。單看這個介紹可能會將白蓮教當成佛教的一個分支，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白蓮教自一開始就是一種秘密宗教結社團體，早在南宋時期就被時人成為“食菜事魔”的邪黨，但因教義淺顯、修行簡便，自誕生起就擁有了強盛的生命力，在大江南北得以廣泛傳播。在此過程中因地域，以及吸收思想的不同，逐漸發展出金禪、無為、龍華、悟空、還源、圓頓、弘陽、彌勒、凈空、大成、三陽、混源、聞香、羅道等數十個分支。

自元代起，受到朝廷禁止的白蓮教，更是成為專注造反六百年的造反專業戶，誰在臺上它就反誰。明王朝的建立與白蓮教頗有淵源，然而從明初到明末，白蓮教徒起事的記載不絕于書，永樂時期的山東唐賽兒起義，天啟時期的徐鴻儒起義，都屬于白蓮教起義。

憑借白蓮教旺盛的生命力，以及無孔不入的滲透力，大同周邊自然也有白蓮教活動。當地的白蓮教教主為應州人羅廷璽，他自稱“真佛出世”，其黨羽王廷榮則稱“第九祖師”，在教眾之中都極具威望。次仲太就對羅廷璽非常崇拜，視他為人生的指路明燈，當即對張淮說：“我師羅廷璽若來，無事不濟?！?/p>

張淮在次仲太的引薦下，得以見到羅廷璽，有造朝廷的反這個共同話題在，雙方可謂交談甚歡，很快就達成了合作的初步意向。隨即羅廷璽與朱充灼舉行雙方首領會議，一見面他就稱對方有“大分”，也即天生就是帝王命，把朱充灼哄得心花怒放。

于是乎，朱充灼將自己的計劃合盤向羅廷璽道出。羅廷璽聽后表示，計劃不錯，不過稍稍有些瑕疵，我幫你補補。他讓朱充灼的人和小王子聯絡時，告知對方別老想著打野，要玩就玩個大的，兵分三路直撲大同，雙方里應外合拿下大同，并將大同交給對方，作為借兵的禮物。而后揮師南下，奪取雁門關，以王廷榮為內應奪取平陽府（今山西臨汾），在此稱帝。再指揮胡兵四下出征，最后再反殺小王子，如此大事成矣！

所謂“小王子”，明王朝對北元滅亡后韃靼部落主要首領的稱呼，先后有多位“小王子”。最著名的小王子為重新統一漠南漠北蒙古的蒙古大汗——達延汗，此時在位的小王子為土默特部首領、達延汗的孫子俺答汗。在諸多蒙古小王子之中，俺答汗的聲望可能僅次于達延汗，他以豐州灘起家，招募逃亡漢人修筑板升發展農業，一統漠南蒙古右翼三部，幾乎將蒙古名義上的大汗察哈爾部的土蠻汗擠兌稱了傀儡，是明王朝西北地區的主要敵人。更是青城——呼和浩特的前身——的締造者。

朱充灼對羅廷璽的方案很是欣賞，于是讓其負責聯絡蒙古事宜。次仲大的黨羽中有一個叫衛奉的，他通曉蒙古語，且曾經與蒙古人有過合作。于是，羅廷璽派他前去聯絡小王子。衛奉行至威寧海北岸，恰巧與在此活動的蒙古察罕兒等部相遇。

威寧海又名集寧海，位于大同的正北方，即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前旗的黃旗海，是關外少數幾處宜耕宜牧之地，算是大同的外圍屏障之一。遼末的遼金白水濼之戰就發生在此地，本為山西行都司轄地，永樂之后隨著關外諸衛內遷，此地被蒙古人所占，成為蒙古人襲邊的重要出發地，為此天順、成化年間朝中多次有人提議收復集寧海。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越襲敗蒙古于此，

蒙古人出現在這里自然有南下之意。是以衛奉與游牧于此的蒙古人一拍即合，雙方約定了統一顏色的旗幟，一半留在朱充灼處，一半送到小王子所在，用作識別的標志。

旋起旋滅

三方達成合作意向，叛亂行動正式展開。朱充灼一方面讓朱充（火+瞅）派人，持忽悠宗室朱俊棄、朱俊掖幫忙打造的神機箭，出城焚燒各地草場；一方面派衛奉手持張文博代筆的表文前去會見小王子，將大同的一應情況出賣的對方，相約共同舉事。

于是乎，兩日之間位于大同城外、平虜衛、威遠衛、玉林衛、渾源州、陽和衛、山陰縣等地的各草場相繼被焚。

二日之內六處草場失火，引起宣大總督翁萬達的警覺，認為其中必有大奸謀，迅速上疏朝廷匯報此事，同時下令緝捕縱火犯。明世宗對此高度重視，派科臣李文進赴大同進行調查。

恰在此時，太原府的巡邏士卒在內長城的胡峪口（在今山西山陰縣）擒獲一名叫王義的蒙古方面奸細，從其行囊之中搜出用以點火的火具，抵受不住的他只得招認，稱是奉“虜酋青臺吉”（指俺答汗）之命前往山陰縣放火。山西方面據此上奏朝廷，王義被判處斬刑。

隨即，和川王府發生盜竊大案，有司調查審問時發現牽涉到襄垣王府鎮國中尉朱充（火+瞅）等人，于是提審朱充（火+瞅）府上的家奴。家奴堅決不承認自己參與盜竊，不過三木之下卻爆出一條猛料：朱充（火+瞅）曾交給門客門四、李錦等人神機箭，讓他們赴各草場放火。既如此，只能讓門四等人前來品嘗一番官府鐵拳的滋味了。

與此同時，大同最高軍事長官大同總兵周尚文處也有收獲。他派出哨探出邊偵查，從守衛口中得知有前不久四個人攜帶傘具出關。北方的秋天秋高氣爽，幾乎不怎么下雨，這個時節連和尚打傘也是無法無天，何況是走口外的，這是嫌不夠累，所以給自己加負擔？如此明顯有違常禮的舉動，自然惹人懷疑，于是哨探策馬急追，終于在榆樹將人截獲。

原來這一行人正是奉朱充灼之命喬裝出關，聯絡小王子的衛奉及其手下。哨探從其身上搜出了朱充灼勾結小王子的文書及旗幟，旗上寫著“調兵”字樣。發現抓到大魚的哨探，趕緊將衛奉一行人押到周尚文面前。經過審問，獲得了朱充灼等人謀反的具體計劃。

三條線索皆指向代藩奉國將軍朱充灼等宗室，于是乎朱充灼謀反之罪大白于天下。翁萬達立即對朱充灼團伙展開抓捕行動。由于涉及宗室，他將一應情況秘密通報給了代王朱充燿，讓其將朱充灼等十名涉案宗室羈押。察覺到事情敗露，自知大事已去的白蓮教教主羅廷璽，在抓捕人員抵達前，將白蓮教相關人員的名單焚燒一空，隨即服毒自盡。

堂堂天潢貴胄，竟然“扛著紅旗反紅旗”，內結白蓮，外聯蒙古，意圖謀反，這是在打自己的臉吶！極好臉面的明世宗得到奏報，自覺臉上火辣辣地，當即下令將一干涉案人員盡數械送進京。同時派出由司禮監、駙馬、五府、九卿、科道、錦衣衛等相關官員組成的龐大審判團，在午門前對他們展開大會審。

由于證據確鑿，審判團很快將處理方案上報給了明世宗：“諸臣因奏充灼等反形已具，充灼首倡逆謀，俊桐贊言助逆，罪惡深重，充（火+瞅）、俊欖、俊棠、俊槂、俊振次之，俊棄、俊掖造火箭又次之。”（《明世宗實錄》）

明世宗依據審判詞，回復稱朱充灼等人按律當斬立決，只是而今正是歲初，不可輕易行刑，暫時先將他們羈押于詔獄，等候處置。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月，在法司復請下，明世宗做出判決，朱充灼等八名宗室被賜自盡，并焚尸，以儆效尤。這判決不可謂不重：

“充灼等世受國恩，不遵《祖訓》，違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虜，勾引寇兵，圖危宗社，謀燒各邊草場，兇謀大著，國法難容。充（火+瞅）等受謀燒草，俊桐、俊欖等亦稱隨同聽謀，難分差等。充灼、俊桐及充（火+瞅）、充（火+睒）、俊欖、俊棠、俊槂、俊振俱令自盡，仍焚棄其尸?？?、俊掖雖不與聞逆謀，而親造火箭，意欲何？為降為庶人，送高墻禁錮。張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謀反律，棄市梟首于邊。代府長史孫質等論死系獄，余悉如議。”（《明世宗實錄》）

阿越說

就這樣，發生于嘉靖二十四年的代藩朱充灼之亂以虎頭蛇尾的方式結束了，也給明代宗室之亂劃上了句號。

來自宗室叛亂多為上層主導，中下層主導的極其罕見。朱充灼之亂后，有識之士對此開始進行反思。時任宣大總督翁萬達的奏章就直擊朱充灼之亂的核心“大同土產狹瘠，祿餉不支，代宗胤育日繁，眾聚而貧，且地邊胡虜易生反側”。是故他提請朝廷將代藩的部分宗室遷出大同，在山西省內擇地另行安置。此舉受到明世宗的肯定，下旨令和川王府等外遷。然而這只是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小修小補。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潤上疏，提請對宗室制度進行大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二月，經過近三年的準備，以周藩南陵王朱睦楧的提案為藍本，出臺了內容多達67條的《宗藩條例》，涉及裁剪宗室的祿食，控制人口增長，整頓宗室有關人員，同時樹立宗室榜樣，開設宗學等。（詳見《南陵王朱睦楧：身為既得利益者，卻積極推動朝廷出臺限制宗室政策》）

同時朱充灼之亂雖然在歷史上幾乎沒有泛起什么浪花，可也將明王朝的弱點充分暴露在了蒙古人面前，對邊防終究造成了難以估量的侵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對明朝“貢市”不遂而發動戰爭，在古北口左近突入關內，兵鋒直抵北京城下，土木堡之變百年后，北京城再次陷入恐慌之中，世稱“庚戌之變”。北京的外城墻，也在事變之后開始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