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學友

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中國陶瓷藝術大師、淄博市刻瓷藝術家協會主席、民盟山東省委委員、民盟淄博市委副主委，十一屆山東省政協常委，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王一君的這些頭銜和榮譽，以及他的言談舉止，無不散發出與眾不同之藝術氣息。

而王一君與眾不同之處還在于，他關注的領域十分廣泛，并且只要關注了，就一定要研究明白。這不，今年的全國兩會，這位陶瓷藝術大師就帶來了一份關于嬰幼兒早期教育方面的建議。

“‘全面二孩’是一個大好政策，這關乎到我們國家的未來”，王一君接受采訪時告訴我，“這么好的政策實施后，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嬰幼兒早期教育問題”。

像做藝術一樣精雕細琢，王一君對嬰幼兒早期教育有關問題進行調研，既全面又細致，既有宏觀層面的頂層設計、政策體系問題，也有微觀層面的服務內容、收費標準等問題。

我和王一君是老朋友了。2018年的全國兩會上，在山東代表團駐地的職工之家，我們聊得特別盡興。這次就嬰幼兒早期教育問題，我們談得更盡興，聊得更深、更透。

四個因素，制約嬰幼兒托育發展

王一君在調研中發現，目前，至少存在四個方面的因素，制約了嬰幼兒早期教育的健康發展。

首先，嬰幼兒早期教育缺乏完善的頂層設計。針對學前教育中3-6歲兒童的幼兒園教育、0-3歲嬰幼兒的早期教育，是分屬不同部門管轄，政府對于托幼市場機構培育力度還不夠，托幼機構在目標和內容上缺乏連貫性，“在幼兒管理、辦園機制以及課程設置等方面也缺乏一體化的頂層設計”。

雖然針對3-6歲兒童的學前教育體系相對完善，但是0-3歲嬰幼兒的公共服務體系嚴重滯后，“托育服務機構整體數量較少，市場化特色明顯，專門的機構和師資缺乏，質量良莠不齊”。

其次，托育服務呈現短板。當前，托育服務的政策法規尚未形成一個完善的政策體系。關于托育服務的內容、性質、收費標準，托育過程中嬰幼兒及其家庭的權利，以及提供托育服務的主體及資格等，都缺乏法律的明文規定和保障。

王一君介紹，通過調研發現，當前我國托育機構準入門檻較低，缺乏有效的行業監管，質量參差不齊。

“2019年，國家衛健委曾對嬰幼兒托育服務的供需問題做過一次委托調研，調研的結果表明，由于缺少優質托育機構，45.1％的家庭不愿意或沒有辦法送孩子入托。”王一君說。

第三，女性生育意愿低。目前，我國嬰幼兒的照料模式主要是祖父母提供的“義務”型隔代照料。但是，隨著家庭結構的核心化以及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家庭撫育嬰幼兒的能力越來越弱化了。

在這種情況下，雙職工家庭中，就得有一方為了育兒不得不暫時放棄職業發展。對此，王一君認為，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供給社會力量匱乏，導致我國育兒家庭和女性承受了巨大壓力，從而降低了育兒意愿。

第四，幼兒入園難。王一君調研發現，幼兒入園難，且階層分化比較嚴重，也是制約嬰幼兒早期教育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王一君對淄博市嬰幼兒入園難問題進行過專題調研，在淄博，3-6歲幼兒不能進入正規幼兒園的人數竟高達17％，“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數字比例”，進而導致入園難、入好園更難的問題出現。

同時，因公立幼兒園容納人數受限，家長不得不選擇私立幼兒園。但多數私立幼兒園收費過高，據統計，幼兒園一個學期的投資5000-10000元，發展較好的地區學費每學期竟然高達3-8萬元，“學費之高，讓普通家庭難以承受”。

教育直接影響受教育者的社會流動方向和社會地位高低。父母不想讓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導致為幼兒園高學費所“綁架”，由此產生不少煩惱和憂慮。

幼兒教育的費用日益昂貴，開始出現“貴族化”現象，現有的狀況導致從幼兒階段孩子就開始“階層分化”，幼兒園已演繹成幼兒“階層分化”的分水嶺，這隱藏著公眾對起點公平的憂慮。

父母的憂慮，也是王一君的擔心，“因為這關乎祖國的未來”，為此，他對嬰幼兒早期教育問題，進行了大量調研，思考分析后認為，加大對幼兒照料與教育投入，獲益的不僅是個人與家庭，而是整個社會，“完善的幼兒照護服務體系構建，既可提升育齡女性在職場中的競爭力，促進兩性就業公平，也有助于提高國民素質，提振生育水平，還可實現減少貧困、改善階層固化、促進社會公平目標”。

三個體系，補齊嬰幼兒托育短板

王一君說：“我對這個建議，從走訪調研，到形成文字，下了很大功夫，期待并相信會引起有關方面足夠重視。”為此，王一君提出用“三個體系”補齊嬰幼兒托育短板的建議：

一是構建托育服務的社會支持體系。

這個體系，是基于社會支持理論視角，構建以政府為主導，以社區為依托，以家庭、企事業單位、志愿組織等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組成3歲以下托育服務社會的支持體系。可以較好地緩解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的供需矛盾，促進我國托育服務可持續發展。建設一批具有示范效應的托幼服務機構，并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建設多樣化、多層次的嬰幼兒照護服務。建立輻射家庭 0-3歲嬰幼兒早期教養服務和示范基地。開展兒童生長發育、家庭養育、親子游戲活動等兒童早期發展的綜合服務。

二是重構家庭視域下的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

加強對家庭嬰幼兒照護的支持和指導，全面落實產假政策，支持脫產照護嬰幼兒的父母重返工作崗位，為家長及嬰幼兒照護者提供嬰幼兒早期發展指導服務。建立健全嬰幼兒照護服務模式。建立以家庭為依托的政策邏輯，著重在服務支持、時間支持、經濟支持等方面組合發力，形成以家庭為主體，政府、社會、市場等托育力量積極參與為原則的“協同照護服務”體系。

三是健全多樣化、普惠性的經濟服務體系。

將現有公辦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體系，開設普惠性托幼服務機構。在幼兒園運行成本、教師培訓與待遇、生均經費等方面給予支持。按入托幼兒數給予財政補貼，或采用政府購買等方式給予扶持。側重對弱勢與貧困家庭托幼服務的財政補貼，對其采用費用減免或優先入托的照顧。或者采用直接的經濟補助，如發放兒童津貼、家庭津貼或者照顧津貼等補貼方式，保證兒童獲得基本生活保障。除此之外，也可通過購買公共服務或者通過減免稅收等間接方式支持家庭。

結束訪談時，王一君強調，兒童是民族的未來、國家的希望。優質教育是贈予兒童成長的最佳禮物。找準中國特色育兒體系搭建中的關鍵問題，深入推進教育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才能讓更加公平、更有質量的教育惠及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的每一個角落，才能使“幼有所育”真正成為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內容，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文/盛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