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萬吉慶

前幾天，追完了英劇《維多利亞》（目前只拍到第三季）。此處的維多利亞，即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

和《王冠》（The Crown）一樣，這也是一部宮廷戲，其中有正史的元素（涉及眾多歷史事件和政治人物），也有大量的感情戲碼。當然，對我來說，感興趣的部分還是前者，特別是女王與議會、首相的微妙關系。其中一些有趣的歷史細節、犀利而睿智的臺詞，對我們理解君主立憲制的運作不無裨益。

我們知道，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是大英帝國的鼎盛期。當時，工業革命已屆尾聲，英國的實力遙遙領先于他國。

不過，從國內看，英國的社會矛盾也很突出，例如工人階級爭取普選權的“憲章運動”，愛爾蘭大饑荒，以及由此引發的《谷物法》的存廢之爭等。從外部環境看，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后，歐陸的革命風潮此起彼伏，昔日穩若磐石的君主制政權大有朝不保夕之勢。

那么，英國王室是如何渡過動蕩的革命年代，存續至今的？

一、君主立憲制的運作

君主立憲制顯然是很重要的原因。

英國首相丘吉爾有句妙語，“君主（立憲）制真是絕頂有用。大不列顛獲勝時，她歡呼‘天佑女王’；失敗時，她換掉首相。”同時，他還說，“當國王與我們的憲法抵觸時，我們會換掉國王。”

從這里可以看出兩點：其一，立憲君主和議會（特別是首相）存在權力分工，前者享有名義上的統治權，后者行使實際上的治理權，并對此承擔責任；其二，立憲君主是一種非人格化的職位，受法律約束。

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形成的君主立憲制，完成了王權的馴化：在議會法律、政治慣例以及歷任首相的約束下，英國君主開始變成一種象征性角色。

劇中多處情節反映了這一特點：

例如，首相墨爾本勛爵直言不諱地勸告維多利亞女王，“您可以建議、鼓勵甚至警告，但您不能固執己見”，“您得明白，您喜歡誰不喜歡誰并不重要。”不得不說，比起乾綱獨斷的專制君主，維多利亞女王確實挺“憋屈”。（然而，正是這種憋屈，保證了王權的長存。）

注：墨爾本勛爵的忠告出自白哲特的《英國憲制》

在婚前，女王希望議會授予其未婚夫“King Consort”的頭銜，首相則表示愛莫能助，“如果人民介入封王，他們很可能也會廢王。”這句話說得多有水平。

當然，最能體現君主立憲精髓的還屬女王遇刺一節。

維多利亞女王出行時被人行刺，有驚無險的是刺客的槍沒有上膛。醫生的證詞表明此人精神不正常，并且有家族遺傳病史。陪審團據此認為無法給這個瘋子定罪。女王的丈夫向首相抱怨道，“如果陪審團連一個光天化日之下對女王開槍的人都無法定罪，我們怎么會有安全感？”顯然，女王本人已經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她安慰丈夫： “在我發表加冕禮誓詞時，我宣誓在上帝的見證下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如果陪審團認為這個人精神不正常，那么我們就必須接受這個判決，不管我們自己怎么想。”

從另一方面看，傳統君主的實權逐漸流入議會和首相之手，與這種權力相伴隨的是責任。因此，民眾的不滿便指向了內閣和議會，女王得以置身事外。

以棘手的《谷物法》為例：《谷物法》（1815-1846）是英國的一個貿易保護主義法案，它提高了糧食的進口關稅，意在維護土地貴族、鄉紳的利益，這些團體是保守黨（當時的托利黨）的基本盤。

愛爾蘭大饑荒之后，倫敦政府一開始袖手旁觀，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極為不滿，獨立情緒高漲。 今天的讀者也許納悶，倫敦政府何以如此冷血？ 大致情況是這樣的，在《谷物法》的影響下，英國的糧價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普通工人要花費三分之一的工資購買口糧，如果政府斥巨資為愛爾蘭數百萬饑民提供免費口糧，那么會引起英國工人的不滿； 如果廢除《谷物法》，進口廉價的外國糧食，則會激怒土地貴族和鄉紳； 如果袖手旁觀，愛爾蘭的政治形勢則有可能失控。

當時秉政的保守黨首相羅伯特·皮爾，將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毅然發起提案，廢除《谷物法》，代價則是徹底得罪了自己的基本盤，放棄了自己的仕途以及本黨的執政地位。女王充滿敬意地贊揚皮爾，“初見你時，我覺得跟你不投緣，但后來，我明白了，你是一個有原則的人。”皮爾苦笑著說，“事實上，對首相而言，原則是很奢侈的。”

如果女王握有實權，這種事無論如何處置，總會受到猛烈的攻擊。即使不至于丟掉王位，合法性也會大為流失。不過，得益于君主立憲制，內閣和首相通過主動“背鍋”，妥善地化解了這一危機。

二、安全島

這種制度，很好地化解了英國的政治風險。 這也難怪，在歐陸1848年革命如火如荼之際，英國成為歐洲的“安全島”，吸引了眾多難民。

劇中提到，前來避難的既有王公貴族，例如維多利亞女王的同母異父姐姐費奧多拉公主 （當時，她是歐陸某個小公國的親王夫人） ，被“二月革命”趕下臺的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也有被本國驅逐的革命者，例如我們耳熟能詳的馬克思，正是在英國，他寫出了《資本論》。此外，還有一位前來流亡的匈牙利革命者。這兩類人在本國水火不容，但他們在一點上達成了共識：在英國，比在本國更安全。前來流亡的法國國王自嘲道，“法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不過，比起斷頭臺，我更喜歡生活在野蠻人中間。”

事實上，自法國革命到“一戰”結束的一百余年，歐陸許多歷史悠久的君主國（帝國）紛紛傾覆，例如法國王室、德國王室、沙俄王室、奧地利王室等，其中一些王室成員還淪為革命的犧牲品，例如末代沙皇一家。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英國王室屹立不倒。

除了得益于君主立憲的制度安排，英國王室的警覺和自我謙抑也是重要原因。試舉一例，現今的英國王室被稱為溫莎王朝 （The House of Windsor） ，前身是薩克森-科堡-哥達王朝，其家族本姓為韋廷 （Wettin） 。這個德國姓氏與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科堡公國的王子，該公國是德意志邦國）有關。“一戰”期間，英國人的仇德情緒高漲，和德國有關的東西都受到牽連，有著德國姓氏的英國王室也不例外。當時的英國國王喬治五世 （維多利亞女王之孫） 為了安撫民心，在1917年頒布一道樞密院御令，將英國王室姓氏改為溫莎，一個典型的英國名字。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個有趣的歷史細節。嚴復在致莫理循的一封信中提到：1901年，醇親王載灃出訪德國賠罪道歉期間，素來崇尚威權的德國皇室向他建議，“清帝國的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是擁有一支現代化的、組織良好的軍隊；其次，將權力完全集中于皇室中央政府。” （《<嚴復集>補編》，p.301） 事后，載灃確實接受了這一建議。不過，諷刺的是，1912年，清朝覆亡；1918年，德意志帝國的霍亨索倫王朝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