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妍睿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為了不用去“珍島集團”上班，李海找了所有認識的親戚朋友幫他介紹實習。

他還有7天時間。

如果7天后他依然無法落實自己的實習安排，就得去深圳培訓21天、然后到珍島集團——一家位于東莞、和學校有合作關系的企業，當電話營銷員。

李海懷疑，學校“故意”讓他們失去實習機會、然后“不得不”前往珍島集團做電話推銷的流水線員工。

在其他同類學校，畢業前一年的六七月份就開始著手安排學生實習；需要招實習生的公司，也早在那個時間段就開啟了招聘流程。但李海的學校卻一直拖到11月才允許學生實習，同時要求必須在12月31日之前定下實習單位。在這個過程中，畢業設計也不能落下，否則即便找到了工作，學校也不會放人。

學生被學校強行輸送

12月25日，李海終于提交完畢業設計，并得到班主任的確認。兩天后，他通過學長的關系，拿到廣州一家珠寶公司的實習offer，職位是編導與剪輯助理。29日，他買好從南寧前往廣州的高鐵票準備出發，班主任突然叫住他：

“你的畢業設計有問題。”

熬了兩個通宵，按新的要求和方向改好畢業設計后，他用了三句“我不去珍島集團”，以及一句“就算不給我畢業證，我也不去珍島集團”的表態，讓班主任終于放行。

像李海一樣的專科生，面對畢業前的所謂“實習”，早就習以為常。

除了每年都爆出的“學生被強制實習后自殺”的新聞，李海和他的同學們，幾乎從不會在社交平臺中發聲。

這些占據了我國大學生人數近一半的專科生，始終面目不清地存在于主流輿論之外。失語、困頓、沉默、突圍，大專生的生活，更像是一副隱秘的畫卷。

無法撕下的標簽

小陸最窮的時候，口袋里沒有一分現金，微信余額只有0.52元，花唄也已經被過度套現導致系統風控，無法支付使用。她借了5000塊，分12期償還的拍拍貸，在第三個月的時候，已經逾期10多天了。

每天晚上她都在惴惴不安中入眠，想把手機關機，但又不敢。

不關機，明早八點半會準時接到催收員的電話，催收員尖利的聲線，咄咄逼人的口氣，讓她恐懼。每次接電話不超半分鐘，她就會覺得好像被催收員用刀抵在墻角里。關機的話，催收員找不到她，就會開始給家人打電話。

有一次，電話打到她外婆手機上，威脅說如果她再不聯系拍拍公司的工作人員，就會被起訴。外婆慌張得哭了起來，連續兩天無法入眠。她只能撒謊安慰外婆，說是找工作的糾紛，已經解決了。

電話那頭，催收員有時候會念她通訊錄的人名和號碼給她聽，有時候告訴她接著要上門去找她父母要債。剛開始逾期的時候，她余額里還有220塊錢。為了跟催收員表示自己有還款意愿，她隔天會往里還50塊，不管催收員在電話里如何氣勢洶洶，她會硬著頭皮說，我只有這樣的還款能力，如果你告訴我父母我借了這些債，那我就不還了。最后他們短暫地達成默契，她承諾15天之內還上那筆款項。

小陸不斷被催收人員騷擾

但她知道，15天她保證不了。并且很快，下一個還款期限也要來了。催收員開始陸續打她通訊錄里其他親戚朋友的電話，她覺得自己掉進了一個漩渦里。

在此之前，她畢業后遲遲找不到工作，跟拍拍貸借了5000塊支撐生活，但這筆錢，除了三個月2700的房租，還要扣除用來還這筆款的月供，每月600。最后只剩下不到500可以用于吃飯交通，她早已彈盡糧絕，隨時會掉進以貸養貸的惡性循環里去。

她還是希望能快速找到工作，即便再去借網貸還款，也能有穩定的收入讓自己從漩渦里走出來。

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是橫亙在小陸這樣的大專生眼前的一座山。

幾個月前，大專畢業的李雯參加了秋招，但意料之內，顆粒無收。

她所接觸到的崗位，幾乎都會明確注明學歷要求：“本科及以上”。能夠接受專科生的崗位也多以客服、物流、服務業為主，用李雯的話說：“都是些邊角料工作”。

小陸畢業于廣西一所理工專科院校的計算機工程系。即便就讀于相對熱門的行業，貧乏的學業基礎和院校背景依然無法讓她成為一名真正的程序員。

經歷過實習的碰壁后，小陸也曾寄希望于校招。

只是，由于學校位于廣西的地級市，來到學校招聘的企業寥寥無幾，畜牧飼料公司的流水線管控、膠合板廠的機械操作工，還有一大批珠三角的電子廠前來招流水線工人的，比如一家名叫“興森快捷”的，聲稱招聘車間干部，但要求先在流水線工作三年，再“擇優轉干部”，在她看來，這其實就是給流水線抓人頭。

招聘會上被人山人海圍著的，是比亞迪——惠州比亞迪電子有限公司。他們招聘的職位基本都是“工藝員”、“測試員”。

學生們被送去電子廠實習

計算機專業去做工藝員？招聘人員告訴她，這個工藝員，大多是在測試員檢測比亞迪的電子產品，如果存在故障，則由工藝員處理，其中產品的諸多原理，與計算機工程有相通之處。薪資方面，轉正基本能達到7~8千每月。

小陸和她的同學們對此都很心動，大品牌、基本對口、收入高。投下簡歷后，當天晚上她就收到錄用郵件。這種速度讓她覺得有些心慌，隨后她問了上一年去比亞迪做工藝員的學長，學長告訴她，其實真實的工作內容就是給零配件染色，本質上還是車間的基礎操作工，是不是大專學歷都可以做。隨后她打消了去比亞迪的念頭。

半年后，她被債務壓得無法喘氣時，曾想過還能不能再回去，一個當時接了offer的同班同學告訴她：

“別來，這里很爛，每天都是拿重金屬燃料給零件上色，我的手指上已經各種掉皮，被這些金屬燃料給灼傷了。”

流水線普工需要接觸腐蝕性液體

當然，比亞迪電子也有不少有學歷門檻的專業技術崗，但那些崗位，很少在大專學校進行招聘。

經歷校招失敗以后，小陸特意前往南寧參加招聘會，她希望自己能抓住那些起碼離自己專業近一點的職位。只是，她發現即便是遍布招聘單位的招聘會，留給大專生的，也只有電話推銷、QC質檢一類，甚至在一些攤位前，非本科生連表都沒資格填。

專科生和本科生的起薪不同

作為應屆大專生，就業長時間進展不順，使他們不得不面臨抉擇——是堅持找到一份真正合適的工作，還是先隨便有一份工作，后邊再繼續找。前者，意味著要承擔風險；后者，則往往會在不對口的職業上越走越遠，學歷對他們來說失去了意義。

更殘酷的是，大多數大專學校對畢業生的就業率有要求，他們必須找到一份工作并簽訂就業協議，否則會有拿不到畢業證的風險。但小陸還是想再堅持一下，她找了關系，讓一個同學哥哥的貿易公司給她簽訂了一份假的三方就業合同，給學校交差，隨后投身在社招的大海里尋找機會。而李雯則由此入職了美團的商家客服，每個月到手3100元。

錢不多，但僅憑“美團”這兩個字，李雯已經收獲了不少專科朋友的羨慕。在同學眼中，美團是“大企業”，而李雯，已經成功拿到入場券。班里的大部分同學都流向本地各種不知名的小公司，對比之下，李雯也自認為幸運。

但這份工作只持續了四個月。

作為客服，李雯的工作內容主要是處理來自商家和客戶的各類投訴。每周需要上至少一天夜班，回家往往是12：30以后。

最讓李雯受不了的是來自電話那端的無故辱罵。無論是騎手撒餐、晚到，還是商家收到惡意差評，怨氣都會撒在李雯身上：“X你媽的，臭客服！”“這么點事你解決不了是吧，廢物一個。”

她還是選擇了辭職，現在待業在家的李雯，沒想好以后該做什么。大學室友張雅剛剛考過了教師資格證的筆試，她建議李雯也試試考教資。畢竟，成為老師就不愁找工作了。

但這條路正在閉合。

十二月初，教育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在這份修正案中，對報考教師資格證的學歷限制進一步收縮：

教育部官網截圖

第十六條明確提出：取得中小學教師資格，應當具備高等學校師范專業本科或者其他相關專業本科畢業及其以上學歷，并獲得相應學位；

與現行《教師法》相比，專科學歷畢業的學生將會失去報考中小學教師資格證的機會。

意見還未落地，恐慌與焦慮已經在專科學生中蔓延：張雅已經通過筆試，她只能祈禱明年春天的面試中不會因為學歷不夠被刷掉；李雯也開始擔憂自己是否還有資格參加教資報考。

同年畢業的東杰也在求職過程中屢屢碰壁。好不容易獲得一份賣房子的工作，房地產接連爆雷后，他成了部門里率先被裁掉的那個。

圖源：《我在他鄉挺好的》

他清楚，這一定和他的“出身”有關。

東杰說，每次有人提到“大專”兩個字，都仿佛是對他的某種批評和定性：“你是愚笨和懶惰的”。

去年春招，CityDO集團在招聘時公然宣稱，只接受二本以上的統招學歷，因為“考不上本科的都是智商有問題。”

HR的公然歧視

東杰對此既生氣又無奈，“其實大家就是看不起你，只是這個HR把大眾心里暗暗的鄙視明晃晃地拿出來說了而已”。打開各個招聘軟件，在學歷欄勾選“大專”，跳出來的職位無論是崗位類型還是薪資待遇都無法與本科生競爭。

張雅離開高中后再也沒有參加過同學聚會，“大專”的學歷讓她失去和那些“考上大學”的同窗們寒暄的底氣；李雯每次得到“不好意思，我們覺得你不是特別匹配我們的崗位”的回復，不用猜，就知道是學歷卡住了她。

如果說學歷可以成為一種標簽，那留在這些專科生標簽上的，無非是“你不如人”幾個大字。

被“放棄”的人群

知乎的“在專科就讀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話題下，有一位答主用“社會棄子”來形容自己所在的群體。

東杰依然清晰記得自己被專科院校錄取后，父親長嘆一聲便沉默不語，母親則滿面憂愁。

“大專”這兩個字，像透明的殼，縛在這些年輕人身側。可是這樣的滑落，早在他們入學前就已經悄然發生。只不過直到開始找工作時，那些父母的嘆息，或者堅固的命運，他們才更為深刻地感受到了個中的意義。

在專科院校里，大部分學生都來自不太富裕的城鎮家庭，相對劣勢的教學資源，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匱乏，都注定了他們在高考中滑落的命運。

圖源：《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

在李雯和張雅高考的2018年，他們所在的山東省有近55萬考生參與考試。其中有24.6萬人考上本科，錄取率不到40%。李雯和張雅，就是被剩下的那60%。進入大專學習后，所謂的“職業教育”很難為他們的人生選擇提供進一步的加成。

小陸學的是計算機信息工程系，大一還沒結束，她就很清楚地知道，在學校里學不到什么。“很多東西都是舊的。當然，最起碼的C語言是會的，Java一知半解，但一些難度更高一點的，比如針對蘋果的Obj-C，我們一竅不通。這樣的基礎，即使人家給你機會，你也不一定搞得定。我試過面試前一晚上去網上找教程惡補phyton。但最后還是穿幫了。”

讀大三時，東杰的會計學課程還在使用2013年老師編寫的教材；PPT也更新緩慢，幾年前師兄師姐學過的課件，一字不改搬到下一屆學生課堂上。

實操訓練也無法為他們帶來能力的提升：李雯的實訓課是在學校的機房完成的，對會計學的業務感知，來自系統上反復刷題，至于那些專業性更強、更高端的操作軟件，學校根本沒有引入。

這個局面，專科院校自己也無法改變——“沒有錢，沒辦法”，普遍赤字的財政情況注定其無法為學生提供更高的平臺。

在李雯和張雅就讀的山東濰坊學院，2020年和2021年的教育支出分別是26,357.95萬元和25,028.17 萬元，而對應的年度財政撥款只有10,099.73 萬元和10,499.73萬元。

財政撥款素來是專科學校的主要收入來源，卻連支出的40%都覆蓋不了。財政支持不足，事業收入同樣虛弱無力。

事業收入，指的是專科院校開展教學、科研等專業業務活動及輔助活動所取得的收入，包括學費等。但無論是師資儲備還是教學設施，專科院校難以與本科高校抗衡。依靠科研教學來換取收入更加艱難。

死循環出現了。

在大專從教快三年的王軒，最大的感受就是“沒有成就感”。課堂上他給學生們講知識點的時候，前半段還有人愿意抬頭聽講、做做筆記；到后半段，幾乎大部分學生都不再聽課，而是玩手機、睡覺，“烏壓壓的一大片，感覺一點生氣都沒有”。

出于妥協，王軒每年的期末考都會留一節課給學生們劃重點，考試基本按照課本原題。即便如此，班里也總有人掛科。

王軒知道，早在進入大專之前，這些孩子都沒有養成良好的學習心態和習慣。即使老師想要在教學中做出成績，也很難帶來根源性的改變。

“好像大家都生活在一種很混沌的氛圍里。”

東杰對自己的學習環境也不滿意，“好像沒有人把這里當回事”。大二的一次期末考，監考老師一直玩王者榮耀，甚至公放了游戲語音。每次考試，帶小抄、帶手機作弊，都不算什么新鮮事。

三年下來，東杰并不開心，“感覺所有人都在混日子。”

B站專科up主的吐槽

王軒認為這是必然現象：考到這里的學生，很多都在心里默認了自己不如別人，喪失了拼搏向上的動力，老師們也很難去改變什么。另一方面，國家每年撥給這些學校的錢，也不足以打造一個“與時俱進”的氛圍。

經費不足，何以發展？

有機構曾統計過全國403所高等職業院校的經費狀況。

其中位數為24526.62萬元，而平均數為29627.9萬元，以此可見院校間“貧富差距”明顯。在這些院校中，仍有44所院校年度財政收入不超過1億元，其中10所不足5千萬元。而最少的那一年，年度經費不足400萬元。

對專科院校來說，末位與頭部的經費差距高達905倍。

院校層次、所在區域、生源結構、辦學性質等等因素都會導致學校的收支狀況出現較大的差別。

結構性的困頓難以依靠個人的努力破解。

王軒覺得，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事情：“你要說這些學校不行、學生競爭力差嗎？事實就是這樣。”

“難以突圍”

也有不少大專生曾經試圖尋找到一個出口。

不少還在校園里的專科生試圖通過參與實習為自己積累一些求職籌碼。但在實習市場里，并沒有他們的位置。

招聘會現場

為了不被強制送去東莞的電子廠實習，小陸通過各種途徑去找自己專業相關的工作。但非車間類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辦公室文員一類的職務。后來，在Boss直聘上，一家SaaS公司邀請她前往廣州面試需求分析助理崗位。面試完以后，對方不大滿意，覺得很多基本的東西她都不是很懂，最后還是當了行政助理。

“我覺得這種技術公司做行政，也是會有收獲的，就留下來實習了。一個月2300塊，在廣州科韻路那些居民區一樣的地方辦公，租房要1200，每天吃飯要40，勉勉強強能不跟家里要錢。”帶著要學東西積累經驗的信念，小陸堅持了下來。

但實習半年下來，她發現那些主營業務根本輪不到自己插手。她要做的，都是安排聚餐、吃飯訂包間、有客戶來了接上來、定期給花草澆水。

在此期間，小陸也按一些企業在網上發布的招聘要求，惡補過基礎知識。但因為基礎太差，學到的東西也有限。實習完以后，公司并沒將其留下，畢竟行政類工作，招實習生成本比較低。

B站up主吐槽專科生有時候連工資都無法足額拿到

“在那家公司，有一位程序員老師，中專畢業，但phyton說是全國前十水平的。他和我說，你沒本科學歷，不是北郵之類專業的，那就得拼命地努力，讓自己比那些本科學生優秀很多。你才能在市場上得到相應機會。”

小陸觀察過，公司里那些罕見的專科前輩，本身就是極為優秀和有天賦的。但自己并不屬于這一類，她覺得，可能是自己基礎太差了。

只是，離職當天人力資源部的同事跟她說，如果你是本科生，起碼需求文檔之類的產品技術相關崗位，還是能去做的。很多三本學校的，其實也沒學到什么東西，最后也是來做這些基礎工作。

在專科院校，不少的招聘都是電話推銷、質檢員等等職位。大家都清楚——這樣的“實習”，不過就是出賣自己廉價的勞動力。

絕大多數專科學校會為學生統一提供實習機會，這樣的機會往往建立在學校和用人單位簽訂了提供勞工協議的基礎上；換言之，學生們只是由零散的廉價勞動力被打包成了統一的廉價勞動力。

流水線的生活單調勞累

小陸班里那些沒有順利找到實習的同學，都被一紙協議送去了東莞的電子廠成為流水線工人。

這樣的實習安排能夠給學校帶來一定的收入，也就是所謂的“人頭費”；而帶給學生的職業訓練和技能提高，卻幾乎沒有。

“強制實習”是不少專科學生面前一道坎。高強度勞動、流水線作業、沒有加班費，這些還只是體力上的辛勞；運氣差的，可能不僅要面對長時間的單調重復作業，甚至還要面臨來自上司的盤剝羞辱。

反正這些學生半年實習期滿必然會離開。在有限時間內，更多地榨取他們的勞動，成了這些流水線工廠們的共識。

職校生跳樓自殺的新聞不止一例，學生們也早已了然于胸。但面對校方以畢業證為籌碼的要挾，沉默地接受、忍耐成為多數人不得已為之的選擇。

學校提供的實習機會無法帶來真正的技能提升，學生們只能靠自己。

李雯剛進大學時就已經在尋找兼職，想積累些工作經驗，可愿意給她機會的地方屈指可數。經濟上最窘迫的時候，她去烤魚店端盤子，留下了摔倒導致的尾椎損傷和胳膊上大大小小的燙傷疤痕。

唯一能積累經驗的只有在當地教培機構的助教實習，那是一家半托管性質的課后培訓機構，李雯可以給孩子們教英語。

“雙減”之后，教培行業轟然倒塌。好不容易積累的工作經驗也變得毫無用處；張雅努力考過了教資筆試，卻因為新政何時落地而憂心不已。

他們不清楚，這里面有更大范圍的、層層閉環的結構性問題。

圖源：《半澤直樹2》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2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已經達到909萬人；2022屆的畢業生人數預計達到1076萬人。但一個月前，央視新聞發布數據稱目前存在著2000多萬高級技工的缺口。

作為高等職業教育的一種。專科教育通往產業端的道路尚未完全鋪就——

對一個專科畢業的學生來說，在學校打好基礎，畢業后還要在崗位上繼續提升技能，才能成長為一個高技能人才，既而勝任一份真正有技術含量的工作。一個初級工成長為高級技師最快需要12年，而一個焊工的技術提高與經驗成熟期平均在 18 年以上。

但這條路上，前半段是根基并未扎穩的職業教育本身無力培養技術扎實的高技能人才，后半段是我國制造業90%以上是中小企業，仍然處于低端的市場競爭，沒有成熟技工的生存發展空間。

于是這些原本是要成為技工的人，只得找到一個暫且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上岸。

升學也曾被視作彼岸之一。

在東杰的學校里，參加“專升本”考試幾乎是所有學生的必經之路。

甚至有不少專科院校，會將“升本率”作為教學指標和招生名片。在專科院校的評價體系里，“優質”的標準就是成為通往本科的臺階有多高而已。

多地頒發“專升本”新政

這臺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踏上去。

“一開始說要專業分數前30%，我做到了，結果又要結合學分，再結合‘綜合表現’，最后一個專業幾百號人，就兩三個有機會上去的。不透明的操作太多了，什么叫‘綜合表現？”阿豐作為一名大專生，曾試過要讀專升本，后來發現不懂人情世故的他，幾無可能。

在給學生推廣時，班主任會說這是本科院校全日制專升本，但真正交了錢去讀時，才會發現那是清一色的“函授專升本”。學生們覺得被騙了，回過頭來再看當初簽訂的合同協議里，才發現里面并沒有承諾全日制。

暗箱之外，原本就不寬闊的道路還在變窄。

山東省發布的《關于調整普通高等教育專科升本科考試錄取辦法的通知》，調整普通高等教育“專升本”政策，其中規定，2020年起參加“專升本”考試的應屆生，綜合素質測評成績排名不得低于同年級、同專業的前40%。

這意味著，超過一半的專科畢業生，已經失去拿到本科船票的資格。

考試升學成為眾多專科生的選擇

激烈的競爭和強烈的焦慮雙重加持下，市場隨之而生。知乎上每一個與專科有關的話題下，都有機構堂而皇之地進行招生宣傳，并反復強調：“考上本科的人生，是不一樣的”。

可是在東杰看來，這些機構不過就是割韭菜的另一個基地而已。

他上過這種培訓課，花了一萬二，但他覺得后悔。“那些老師的水平挺差的，有些吹自己是海外留學回來的，但是我查過，那些學歷，花錢就能買一個。”

有經濟實力的人，能夠通過這樣的道路實現學歷鍍金；而對沒有資金支持的普通專科學生來說，只能憑借一己之力艱難生根。

他覺得自己看不見前路。李雯覺得，好像考上專科的孩子們，都有一種“我這輩子就這樣了”的無力之感。

她最終還是妥協，找了一份銀行外包客服的工作，每個月到手3500元。作為組里年紀最小的新人，她希望自己的業績能夠沖進前45%，這樣才有機會晉升成為客服組長，獲得1000元的加薪資格；

張雅祈禱著自己能夠踩著尾巴成功上岸教師編，她想做小學老師，教孩子們語文，但現下，除了祈禱，她什么也做不了；

小陸去了一家做文胸的電商公司當客服，偶爾公司做活動的時候，她可以設計一下小程序這些平臺的呈現頁面。

這是她這個計算機專業專科畢業生，對自己專業的最后一絲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