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為了所謂的愛情不顧一切，別人也有可能是在不顧一切的拉你入深淵。愛情，是這起案件中起始的顏色，但在這種熱烈的顏色背后，卻有著對方難以置信的欺騙，也給崔麥雅帶去了危險的灰色。

文 | 朋禮松 律師

「讓偏執的愛避免制造刑罰傷害」，這是我給檢察官寫第二份法律意見書時所起的標題，我很少刻意這么去做。

崔麥雅，是從網上找到我的，當時她的案件剛到區檢察院，公安給定的罪名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她聯系我的那天，正趕上我在外地出差。她加了我微信后，便主動提出要和我立刻進行見面溝通。

我向她傳達，我人還在外省，按照返杭高鐵的時間，我估計要18點多才能到杭州，到事務所怎么也得到19點了。交談的話語中，我也透露著一種「有什么事電話先說」的意思。

可能是因為碰到過太多這種通過網絡找上我，而上來就問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或是我根本無法給出答案的問題，我對此也有了一絲警覺。但簡單與其溝通后，覺得這姑娘還是真真切切的需要律師給出一些意見或是提供幫助的，且無形之中傳遞出一種不知所起的信任。

我與其說明了具體情況，表示若要見面溝通，那就得晚上19點以后，微信那頭的崔麥雅也沒過多猶豫，說「可以的」。

與崔麥雅及其母親的見面，在事務所的會客室進行。我們坐下來，針對案情沒聊多久，她母親就不自覺地哭了起來。我趕忙遞上紙巾，崔麥雅也在這種情境下，向我全盤托出了其涉案的前后經過。

在和男友小劉（案發時已是前男友）交往的過程中，崔麥雅被小劉以各種理由欺騙，為其所謂的投資理財，不僅耗費了自己的積蓄，還為其欠下了諸多網絡借貸。后小劉自己參與到涉卡犯罪，還將無辜的崔麥雅拉入漩渦，后事情案發，崔麥雅以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被采取強制措施。

崔麥雅在這種以愛之名的欺騙中，喪失了自己的基本判斷，一步步陷入漩渦，而最后自己也被那不知所然的偏執而害慘害苦。

掌握案件基本情況后，我跟其簡單分析了目前案件定性上的爭議，以及案件需先爭取改變指控定性為關鍵，因為根據崔麥雅透露的案情，如果該案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那面臨的法定刑就在3年以上。其次，若能爭取改變定性，則需要進一步爭取不起訴，將案件消化在檢察院，至于何種情形的不起訴可操作性更大，需后續視閱卷后的證據狀況來定。

崔麥雅也基本認可我所提出的整體辯護思路，并決定委托我介入案件。有一個插曲，這個案件的收費，不僅一降再降，而且在收費方式上也作了很大的讓步（當然，免費援助的案件不算）。無他，就是覺得這個姑娘的遭遇有點可憐，一旦入罪判刑也很可惜，我也真心想幫她。

介入案件后，通過閱卷、調查取證、跟當事人核對事實細節，審核在案證據，最后明確兩步走的具體辦案思路：第一，在案證據不足以認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若要改變定性（即定幫信罪），那本案也屬情節顯著輕微，不應作為犯罪處理。

按照兩步走的思路在與檢察院的溝通中，第一步走得還算比較順暢，第一次遞交意見及溝通后，基本能夠明確檢察官的想法和我一致，該案應該定不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但，第二步想要的情節顯著輕微不訴，則遇到了較大阻力。

檢察官在溝通中也坦然，綜合證據及刑事政策，「情節顯著輕微」是不太可能在該案中來適用的，拋卻這個基礎，至于能否相對不訴，我們還可以考慮考慮。中間我一直有堅持，并向檢察官補充遞交了前述所提的那份辯護意見，內容除卻提出基本的法律訴求外，還多多少少略帶煽情。畢竟，利用情理辯護，也是為了另辟蹊徑。

再后來，希望并沒有到來。后經與崔麥雅的溝通以及結合涉案事實本身的空間大小，我們深思熟慮后還是決定退而求其次，愿意以認罪認罰來換取相對不起訴。

最后，案件以拿到相對不起訴而結束。記得在檢察院取文書的時候，崔麥雅及其母親也都在場，對我示意感謝，還表示要給我送一幅錦旗。（Ps.至今未收到，哈哈）雖并不在意什么錦旗，但我相信在那一刻，她們是真心感激我的，而我也真心覺得，我之前決定有所妥協的接受委托也是正確的。

每一個刑事案件的背后，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面對刑法，面對司法人員，面對法庭，他們都需要律師的真誠與盡責。而當事人與辯護律師之間的彼此信任，是一切工作向好的基礎。

也許，崔麥雅沒有我這個律師，她也有可能會收獲一份來自檢察官的「理解」。但是，她還是依然選擇相信我，讓我來幫她爭取并促成這件事。這一次，她沒有被愛情傷過后那種對他人不再信任的考慮，這于我而言，也是一種莫大的肯定。

正如愛情里，雖偶爾存在一些善意的謊言，只要這種謊言并非為了個人之私，那可能也并無大礙，但它不能被個人之私的欺騙所充斥，更不應該存在勾心利用，否則那便不是愛情的模樣。是的，這也是我曾告訴崔麥雅，她那并不是愛情的原因所在。

回過頭來說，在刑事辯護里，律師也唯有對當事人真誠，對案件細節多一點偏執，那也才是始終為當事人利益計的本來模樣。

@刑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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