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選自艾倫·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秾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242頁。

共同的對話基礎導致了英格蘭人對含蓄表達（understatement）的重視。愛默生說：“英格蘭人說話留七分，躲開最高級形容詞，閉口不說恭維話，而且他們聲稱：在法語中一個人不撒謊就無法講話。”或如莫羅阿（Maurois）的觀察：“如果你是世界網球冠軍，你就說：‘是啊，我網球打得不太壞。’如果你獨自駕一只小船橫渡了大西洋，你就說：‘我作點兒劃船運動。’”英格蘭的中產階級尤其鄙視說話夸張，滿口恭維，濫用華麗辭藻。

英語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反諷（irony），以及比反諷更熱辣的形式——諷刺（satire）。從喬叟，到莎士比亞、蒲柏和斯威夫特，再到奧斯汀、王爾德和沙利文，英格蘭的許多偉大作家都是此中高手。帕克斯曼描述道，在艾倫·班尼特的劇作《故國》（Alan Bennett, The Old Country）中，一名叛國間諜是這樣思考英格蘭的：“我們是在反諷中孕育的人，我們從子宮游進了反諷——反諷是羊水；它是銀海；它是他們僧侶般的事業的水泊，沖走了罪孽、目的和責任。打趣卻又不打趣，介意卻又不介意，認真卻又不認真。”

我驚奇地發現，我的中小學教育有很大一部分花費在學習如何掌握反諷和諷刺這兩種修辭藝術和文學技巧上。大部分英式幽默的關鍵是玩語言游戲，說反話，向對方傳達隱蔽的信息。人類學家凱特·福克斯發現，反諷式的幽默是英格蘭今日生活的重要內容：“我們習慣于不說出心里的真意；反諷、自嘲、含蓄、拐彎抹角、語焉不詳、佯裝禮貌是我們根深蒂固的本性，是做英格蘭人的要素之一。這種獨特的頭腦構造是從小培養的，我們的兒童到了上小學的時候，一般已經掌握了迂回吹牛的藝術，也已經有能力自嘲地吹奏喇叭了。”

反諷要想奏效，聽眾必須能夠讀懂言下之意，也就是能夠分享一個話音的隱蔽而間接的含義。英格蘭文化中有太多共同的價值觀和話題可以分享，這使得反諷和諷刺能夠風靡全國。

反諷的第二個背景因素是權力平等和不平等此起彼伏。最明顯的例子是政治生活。18世紀是英格蘭反諷和諷刺的黃金時代，產生了德萊頓（Dryden）、蒲柏、《乞丐歌劇》（The Beggars Opera），等等。最近幾十年，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東歐國家，因為那里的政治體系受到了某種掌控，明明有太多現象值得批評，卻不允許公開批評。同樣，維多利亞時代的虛偽（hypocrisy）和言不由衷也為王爾德、蕭伯納等人的反諷敞開了大門。人們不得不迂回地攻擊政敵和社會權勢。

許多反諷和諷刺玩的是一種禮貌禮儀的喜劇。當然這不是英格蘭的獨家把戲，法國也充滿了反諷，其中翹楚是莫里哀、拉辛伏爾泰的作品，然而奇怪的是，法國的諷刺有一種不同的風味。有時它更癡迷于宮廷生活，也更尖酸刻薄，英格蘭的反諷和諷刺可以非常惡毒，不過一般卻并不惡毒，如簡·奧斯汀那樣，更像是貓兒似的撫弄。它的最佳境界是，某種隱藏的含義驀然擊中了聽者或讀者，但是即使在這時候，他們也不能確定究竟是有一枚真炸彈還是一枚想象的炸彈。

幽默很可能是英格蘭人最重要的文化特點，這個事實是一種廣泛的語境，其中反諷占據了格外重要的地位。這里我不打算贅述，僅從人類學家凱特·福克斯就此問題的長篇論述中摘錄一個文段：“英格蘭人對幽默并不擁有一種全球壟斷，然而他們的獨到之處是，幽默在英格蘭日常生活和文化中無處不在，其重要性超過了一切。……實際上，英格蘭人的每一場對話和每一次社交互動都至少包含著一定程度的揶揄、戲弄、反諷、俏皮話、嘲笑、雙關語、諷刺、含蓄表達、幽默的自嘲、挖苦、對華而不實的譏誚，或者純粹的胡說八道……當他們沒有把握的時候，就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