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萬吉慶

本文是《美洲三書》讀書筆記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見：

英國歷史學家麥克法蘭認為，史上的帝國大多是軍事帝國或意識形態帝國，而大英帝國則是經濟帝國，其原始目的乃是為了賺錢。 （《現代世界的誕生》，p.28） 為了降低統治的成本，它采用了一種統治策略，即間接統治或代理統治，也就是將權力下移，充分利用殖民地當地統治者的精力和技巧。 （同上，p.30） 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疆域一度占全球面積近四分之一的大英帝國，其常備武裝人員卻不及某些巴爾干國家來得多。

不過，這種統治策略不是憑空出現的。在此之前，大英帝國在美洲殖民地栽過跟頭。前文講到，大不列顛議會摒棄慣例，直接訴諸宗主國的主權向殖民地課稅，從而引發美洲危機。

身為議員的柏克在痛斥這種做法的同時，提出了一套有別于此的帝國政策，“我自知介入了一樁崇高的委托；……不得已，我才以常人所不能的辛苦，去了解我們與殖民地相關的每件事。我這樣做，也是迫于就帝國的整體政策形成某些固定的觀念之必須。” （《美洲三書》，p.69）

一、帝國與殖民地的關系

在柏克所處的時代，大英帝國已經囊括英倫三島、北美地區（今天的美國、加拿大）、印度等地。用柏克的話說，這是一個“龐大的、分散的、千差萬別的帝國。” （《美洲三書》，p.197）

在他看來，“帝國，有別于單個的邦國、或王國；一個帝國，是眾多的邦國在一共同首腦之下的集合體，不論這首腦是一位君主，還是居首席地位的共和國。在這樣的政體中，次一級的政區，每有大量的地方特權與豁免權。” （同上，p.106） 換言之，帝國主權和地方的特權并非是對立的。

就大英帝國而言，大不列顛議會身兼兩重身份：它既是“本島的地方立法機構，直接為國內的事務制定政策”，又是帝國的實質性首腦，享有帝國的主權，“在這一身份下，監督著所有次一級的立法機構，指導它們，控制它們，卻不吞滅它們。” （同上，p.63）

美洲危機的出現，恰恰是因為大不列顛議會混淆了自己的雙重身份，在伸張帝國主權的同時，無視甚至摧毀美洲殖民者習以為常的地方特權與自由。簡單說，大不列顛議會摒棄間接統治，轉而尋求直接統治，這種“郡縣化”的做法是美洲危機的直接根源。對此，柏克批評道，“英國是腦袋，這沒錯；但她不能腦袋四肢全占了。” （同上，p.142）

柏克認為，帝國主權和殖民地的地方特權并行不悖，“大不列顛的帝國之權利，與殖民地人在此權利下應享有的特權，是天下最相浹洽的兩件事。” （同上，p.63） 不過，它們的界限有時候比較模糊，難免會出現分歧、爭端，審慎的政治家會將這類爭端做技術化處理。

然而，最危險的事情，莫過于將這種爭端上升為意識形態沖突。如柏克所言，在一個帝國內部，“各組成部分之間一旦發生這種不幸的爭吵，最輕率的做法，莫過于帝國的首腦堅持認為：任何違逆它的意愿和行為而申明的特權，都是對它整個權威的否定。” （同上，p.107） 這種粗暴的、不容妥協的做法無異于逼迫殖民地之人造反，除非后者不珍惜自己的自由。

二、恢復殖民地對宗主國的信賴

維持帝國的和平安寧，恢復殖民地對宗主國“不加猜疑的信賴” （同上，p.73、200） 向來是柏克的目標。

為此，他懇請大不列顛議會在殖民地問題上，重回“因俗而治”、“間接統治”的正軌，以挽回殖民地之人的心。

用他的話說，“構成這一偉大帝國的，是形形色色的人民，他們性格有異，處境不同，以最大的冷靜使我們的統治方式順應他們，恰是我們的義務所在。設計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以命令印度斯坦土人的方式，去命令弗吉尼亞人；或以相同的計劃，去管理印度的法院和薩勒姆的大陪審團；這樣的妄想，我是從沒有過的。” （同上，pp.193-194）

他又說，“政府是一種講求實用的事情，設立政府是為人民的幸福，不是為了崇飾觀聽、造成大一統的盛景，去滿足想入非非的政客的藍圖。” （同上，p.194）

不過，這只是柏克帝國政策的一方面。事實上，“因俗而治”、“間接統治”作為歷史上比較成熟的統治術，并非大英帝國的獨家專利，古羅馬帝國采用過，中國元明時期的土司制度亦屬于間接統治的范疇。在柏克看來，真正彰顯大英帝國獨特性的尚不在此。

三、帝國與自由

柏克認為，英國憲法的精神、自由權才是大英帝國和殖民地的紐帶、粘合劑，是帝國得以壯大的內在動力，“是英國憲法的精神，涵濡了這廣大的人群，進而滲透、喂養、統一、鼓舞了帝國的每一部分、甚至其最小的成員，并使得它們生氣勃勃。” （《美洲三書》，p.152）

為了凝聚大英帝國，挽回殖民地之人的心，英國必須向他們分享自由權。

柏克在議院大聲疾呼，“我要讓殖民地的人民，總把他們公民權利的觀念與您的政府相聯結；……而一旦他們認為，您的政府是一回事，他們的特權是一回事，二者可兩不相干，各自存在，則粘劑就失效了，紐帶便松開了；一切將迅速地腐爛，瓦解。”（同上，p.151）他又說，“拒絕他們分享這自由，您就是割斷了惟一的紐帶，當初帶來帝國之統一的，是這紐帶，日后必保持帝國之統一的，也是這紐帶。” （同上）

只要大英帝國成為自由的“輸出者”，只要殖民地之人將自身的自由權和大英帝國牢固地綁在一起，他們自然會對宗主國生出感激、依賴之心。

因此，柏克在下議院苦口婆心地勸道，“政治的公平，是帝國的基石，正是出于此，我們才盡量把英國憲法的精神與恩惠，擴展到帝國的每一屬地”， （p.40） “只要您尚有智慧，能把本國的至高權威，一直持作自由權的庇護所，持作供奉我們共同信仰的圣殿，則英國之自由宗教所揀選的種族，所特選的子民，不論身處于何方，必把他們的臉轉向您，他們越多繁衍，您就越多朋友；他們愛自由愈熾烈，服從您就愈忠順。” （同上，p.151）

在我看來，以上文字是柏克帝國思想的核心。

近代政治學者浦薛鳳認為，柏克對大英帝國政策的思考，蘊含著當今的“自治領”（Self-governing Dominion）原則。他評論道，“英國欲長久維持其分子國 （注：殖民地） 勢須采用聯治；萬不能由倫敦之巴力門 （注：Parliament音譯） 總攬一切大權強為遠隔海洋之政治單位代訂法律。柏克深信只要遵從向來經驗，只要以自治賦予美洲殖民，則必無其他枝節，且與英國利益毫無妨礙。……柏克于舉國上下虛榮已壓倒謙和，情感已克服理智之際，猶能不辭訕笑，不懼威脅而獨排眾議，發揮卓見，是尤難能而可貴。” （《西洋近代政治思潮》，p.449） 的確，在美洲危機期間，柏克發表這番和解言論時，承受了親美派、英奸的罵名。這種不隨大流，以國事為重的態度，確實是政治家而非政客的風范。

后來，大英帝國汲取教訓，賦予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殖民地“自治領”的地位，以聯邦化而非“郡縣化”的方式維系了帝國的統一，這種政策轉向明顯受到柏克這類思想家的影響。

順便多說一句，柏克的帝國思想對清末民初的中國思想界產生過影響。他說，“在政治中，宅心于高尚，絕少不是最真正的智慧；一個偉大的帝國，一群渺小的心靈，是很不般配的。” （A great empire and little minds go ill together,《美洲三書》，p.153） 后來， 嚴復在批評激進民族主義的弊害時援引過這句話，并將其譯為，“小度量與大國土不可并行”。 （《<嚴復集>補編》，p.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