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萬吉慶

近日，重讀了柏克的《美洲三書》（繆哲 譯），獲益匪淺。這也是經典著作的一大魅力，每次重讀都會有新收獲。

雖說柏克探討的主要是1770年代英國和美洲殖民地的爭端，但他的思考方式至今仍能給人啟迪。他說，“我在心智成熟的年紀，便經過細細的思考而形成了一些原則，多年的經驗，也證明了它們的效績。”（《美洲三書》，p.204）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美洲三書》和《法國大革命反思錄》的主旨是一以貫之的，所謂“立論隨時變遷，精神則始終一貫。”

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說，“英國知識分子的高明之處是將意識形態沖突簡化為技術層面的沖突；法國知識分子的特長則是出于為全人類思考這一狂傲意愿而疏忽甚至常常加劇了本國所面臨的問題。”（《知識分子的鴉片》，p.235）這番尖刻卻不乏洞見的評語放在柏克身上，是十分妥當的。

《美洲三書》收錄的三篇演講稿，即《論課稅于美洲的演講》、《論與美洲和解的演講》、《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長官書》，其基調是經驗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就筆者的興趣而言，我以為此書有三大亮點：其一是柏克的經驗主義認識論；其二是柏克對大英帝國政策的反思；其三是柏克的自由觀。我希望能用三篇文字，把這三點解釋清楚。

一、柏克的經驗主義認識論

（一）對抽象理論、演繹推理的疑慮和排斥

朋友們需要注意，柏克發表演講時的身份是英國議員，而非書齋學者。

在他看來，政治是一門實踐技藝，是用來解決現實問題的，不是用來抽象思辨的（這個工作最好留給學術界）。根據形而上的原則、抽象的理論干預乃至改造現實世界，通常是魯莽的冒險舉動。一般說來，堅持原則不能說是壞事，但脫離具體的情勢，不加變通地伸張原則，最終把利益沖突升級為意識形態之爭，鮮不害事。

大不列顛議會摒棄慣例，直接訴諸宗主國的主權原則向殖民地課稅，正是美洲危機的根源。貿然改變舊制、侵犯美洲人自由權的是英國議會和王室。用古人的話說，這叫“亂自上作”。在殖民地之人看來，這種做法有悖英國“無代表不納稅”的憲法精神、慣例，故而他們基于英國憲法加以抗議，申辯無效后轉而訴諸自然權利，高舉起獨立的大旗。

事實上，早在事態惡化之前，柏克已經警告英國議會，“我們若允許這一條例（《航海條例》）按照它的原則走到極至，不隨著時代而推遷，視環境而更迭，它必將貽國以大患，甚至自噬其臍，自隳它本來的目的。” （《美洲三書》，p.31） 遺憾的是，這番先知般的預警，被當成了耳旁風。

看到大不列顛議會執意以主權壓制美洲人，柏克不由地感慨，“萬一你愚蠢而鹵莽，從無限制的、亦不可限制的無上主權的本性中，演繹出一套雖巧妙、卻為你統治的人民所厭惡的推論、結果，那你攪混了、毒化了你統治的清源，你就是以身做則，教他們以同樣的推理，去質疑你主權本身的合法性。” （pp.61-62） 從這里可以看出，從形而上的原則出發，經邏輯演繹得出的東西，在政治領域是多么的不靠譜。相比起利益之爭，原則之爭往往更難化解，這就是思想界常說的“諸神之爭”。 你的主權和我的自由權孰高孰低，該如何妥協呢？可見，將政治爭端技術化處理，是多么明智。

柏克認為，英國對美洲殖民地固然享有主權，但享有主權和行使主權畢竟是兩回事，換句話說，原則和對原則的應用，是兩回事。 在行使主權時毫不顧忌當地人的感受，繼而激起他們的怒火，對于帝國的維系又有什么益處？“不管我們愿不愿意，我們還是得根據這性質、根據這些情勢去治理美洲；而絕不能根據我們自己的想象，根據抽象的權利觀念；也絕不能單純地憑借關于統治的一般理論；在目前的處境下采用這一套辦法，純粹是瞎胡來。” （p.76）

美國學者沃爾特·米德曾經指出英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即非邏輯性。通俗地說，就是不把一條原則貫徹到底，不走極端。“經文（注：圣經）、傳統和理性三者各有一席之地和支持者。但如果堅持過了頭，三者都會出錯?！?（《上帝與黃金：英國、美國與現代世界的形成》，p.297） “各種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融合在一起，達到一種邏輯不通卻非常巧妙的平衡?！?（同上，p.300）

有趣的是，近代作家林語堂也觀察到這種現象。他認為英人長于通感（common sense），這里的通感即指富于常識，“英國人在學理上，每每前后矛盾，以糊涂著名，似乎是一種缺憾，但是在實際上英人應付環境，卻正因其不顧學理，而能只憑通感，糊涂度過難關?！鴳椃ǎ趯W理上，也是一種前補后竄荒謬矛盾百衲式的歷史遺物，但是在實際上，卻能保障英國民權，而保持比美法所謂共和國更實在的民治精神?！?（《說通感》，見《林語堂文集·我行我素》，p.190）

柏克也明確地談到這種非邏輯性，他說，“以為人類在實際的生活中，會遵循關于政府或自由的純理論之原則，而不惜走到其邏輯的結果，這樣的想法，是大錯特錯的。在理論上，我們英國人自有原則，以支撐我們憲政體系的任何一支，但在實踐中，我們遠不到這原則跟前就止步了，甚至遠在支撐整個憲政體系的原則之前，我們就止步了?！?（《美洲三書》，p.140） 此外，他還搬出亞里士多德為自己背書，“亞里士多德，這位推理的巨匠，曾嚴肅而恰當地警告我們說，在人性的論辯中，像這一類有著幾何學之精確的東西，是騙人的貨色，是所有詭辯中最謬妄的。” （同上，p.142）

當然，最令柏克無法接受的就是那種基于抽象原則的革新。說到拍賣贖金的提議，柏克怒斥道，“它是不折不扣的構想。它是個新玩意；以前沒聽說過；沒有經驗的支持；沒有類似的事證明其合理，我們的祖先沒有這樣的先例，憲法中沒有它的根。” （p.143） 又說，“有一條好原則是：Experimentum in corpore vili（只可拿沒價值的東西做試驗），我之反對拿所有臣民最寶貴的東西做試驗、反對拿帝國的和平做試驗，正是出于這樣的原則。” （同上） 我想說，多一個人讀懂柏克，世間就少一個自負的社會工程師。

不夸張地說，早在意識形態政治、唯理性主義、政治浪漫主義大行其道之前，柏克已經從苗頭中洞察到它們的弊害，從這個意義上說，柏克是當之無愧的保守主義思想的奠基人。

（二） 強調經驗、尊重慣例

懷疑、乃至排斥抽象理論的同時，柏克格外強調經驗的重要性。

通讀柏克的文字，先例、慣例、情勢、民情、政治家的德性可謂是高頻詞匯。他說，“哪一種治理方式最適合于人民，必須由他們的共同性格和民情決定。任何其他的東西，都不能、也不該決定它。” （《美洲三書，p.112） 他希望當政者“順應時代的緊迫需要，順應它治下的人民的氣質與性格，不能動輒施強施暴。” （同上，p.196）

他在下院中警告同僚，不要在政治上標新立異、向殖民地直接課稅，而是回到古老的慣例，依賴殖民地的自愿輸捐，這種行之有效的老辦法比直接課稅可靠得多。他說，“不列顛的權力機構，直接伸手來美洲籌集歲入，這樣的政策，在美洲人眼里，的確是祖制的大變更?！还苣愕臋嗬鞘裁?，像這樣的行使方式，無論從方針、還是從實踐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東西。” （《美洲三書》，p.26）

因此，他主張“只以帝國的老方針和慣例為堡壘，去阻擊革新者的抽象理論發動于兩側的攻擊，”（ 同上，p.59） ，“回到經驗所一致指明的最好辦法；過去您采用這樣的辦法，是一直走得很安全，很體面，也很得利益的?！?（同上，p.125） 他還說， “在這件積弊甚多、久拖不決的事情上，你是愿意遵循有益的經驗，還是遵循有害的理論；你是愿意把政策建立在想象上，還是建立在事實上；你是愿意享受既有的東西，還是寄希望于未有的東西?！?（同上，p.135） 順便提一句，奧克肖特在《論保守》（見《政治中的理性主義》）一文中講過幾乎同樣的話，想必某種程度上受過柏克的影響。

（三）審慎

經驗主義認識論在政治實踐中往往表現為審慎。

在柏克看來，政治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沒有哪一種政策，敢保證自己有利無弊。因此，政治家需要做的是權衡利弊，把給民間社會帶來的不便降到最低。 這種政治觀看似“尋常”，沒有宏大意識形態那么高調，但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卻是較小的。

他說，“人類的每一利益和福樂，每一種善，每一項明智之舉，莫不以妥協為基礎，以交易（barter）為基礎。我們權衡各種不便而取其輕者；我們以此易彼。” （《美洲三書》，pp.140-141）

他還把“謹慎”推許為政治上的美德，“謹慎是承天之命、來這個卑微的世界做神靈的”。 （p.193） 他坦言，“縱使我們才力微淺，不足以宰執國家的大政，但至少我們是量力而行的，從不曾智小謀大?！覀儾恍湃巫约?，是有充足的理由的，故我們謹慎而多顧慮，愿意停泊在和平與安全的港灣?！?（pp.174-175） 又說，“我并不自命為古史學家，律師，或自以為有資格去執掌形而上學的教席。我從不曾輕肆狂蠻，把你們堅實的利益，置于玄理的基礎上面?！?（p.189） 可以推想，這種人主政，應該壞不到哪里去。

在他心目中，能以審慎風格行事政治家要屬羅金厄姆首相，此人出身于輝格黨貴族家庭，也是柏克的幕主。 “有些人對這類玄奧問題比我更不精通，所處的地位之高，也不是我敢想望的，但在治國理民時，卻僅僅依靠謹慎的力量，即往往把大國的事務處理得頗為得體，頗有光榮。” （同上）

柏克反對基于抽象原則的革新，但 只要是出于現實的需要，他并不排斥政治改革。盡管如此，他仍然認為，改革蘊含著極大的風險，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大禍。用他的話說，“我們的政體，是站在一個微妙的平衡物上的，四面是陡峭的懸崖和無底的深淵。朝某一側移動它，是異常危險的，這容易傾覆它的另一側。對我們這樣一個復雜的政權來說，任何重大的變革計劃，假如同時伴有更加復雜的外部環境，則一定是一件充滿困難的事?！?（p.288）

這番言論發表于1770年，二十年后，他在批評法國革命派時幾乎重述了一遍。（未完待續，下一篇將講述柏克對大英帝國政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