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妍睿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一條名為“國家鼓勵中低齡老年人再就業”的新聞出現在各大新聞APP的彈窗推送里。

68歲的鄧蘭下班后刷到了這條信息。

她戴上老花鏡、瞇著眼睛看完，嘆了一口氣：“說的是國家要鼓勵老年人再就業，但其實對我們這些人來說，不干活怎么辦啊？根本用不著鼓勵，我們這群老頭老太太就沒休息過。”

鄧蘭一直在不停地找工作。

從工廠里幫忙縫帳篷到樹園里幫忙拔草，即使每個月只能掙兩三千塊錢，她也從未真正“退休”。她希望自己“能干一天是一天”，這樣房貸還沒還完的孩子就能輕松一些。

即使沒有這份書面倡議，那些像鄧蘭一樣的老年就業者還有很多。

江秀今年72歲，頭發白了過半，是另一位老年人的“保姆”。和別的保姆不一樣，她和雇主的關系更像夫妻——與其說是打工，倒不如說渾身病痛的江秀給自己找了個寄居之所。

遂她心愿的話，她希望自己的命，能終結在陌生人的家里。

江秀有房子，還有兩個兒子，但她沒有家。

江秀還有許多情況相似的老年姐妹，努力尋找著類似的工作。運氣好的，像江秀一樣，和自己的雇主搭伙過日子，直到死去；運氣差的，只能一家接著一家地換工作，直到再也沒有力氣。

老年人再就業，從來就不是一件新鮮事。

這些在社交平臺上蹤跡難覓的老年就業者們，藏在其他老人的家政服務里、藏在施工區域的灰塵里、藏在寫字樓的雜物間里，沉默地等待命運降臨。

逃進城市

江秀是被一步步逼進城市的。

她生活的村子叫勝利村。一家人的生活順利、平靜。

夫妻兩人共同經營一家規模不小的養雞場，賺的錢勉強應付家里的開支；家里還有幾畝地，閑下來的時候老兩口種種蔬果。兩個兒子都已經成年，不需要太操心。

江秀的老家在東北農村

2003年，一場禽流感突然發生。

養雞場里的四千只小雞仔失去了銷路。不僅賣不出去，這些小雞連白送都沒有親戚愿意接手。活著的雞仔們還需要不停喂飼料，為了及時止損，江秀和丈夫只能忍痛處理了所有還未出廠的小雞。

養殖場一夜之間就垮了。江秀一家失去了經濟來源，還欠下十幾萬的外債。

年逾五十的江秀夫妻只能想辦法賺錢還賬。丈夫去幫人開車、修路，在各個工地上輾轉；江秀重新開始種莊稼，賣玉米換錢；地里不忙的時候，她就去幫鄰里下地干活，一天掙50.

五年后，債務終于還清了。

但在還清所有債務的那一晚，想要慶祝一番的江秀丈夫，喝多了劣質白酒，當天夜里心臟病突發，沒有搶救過來。

家里的經濟支柱倒下了。

失去丈夫后，江秀本以為自己會一直在農村守著家里的老屋與土地，直到2013年，“棚改”推進到了她家鄉的縣城里。

江秀的老房子

棚改貨幣化安置，指的就是政府部門直接以貨幣的形式補償被拆遷棚戶區居民，而后居民利用補償款再購置商品房作為家庭住房的市場化改造模式。

江秀在農村的家被納入當地的棚戶區改造項目。

一套四合院式樣的老房子，換到了市區的兩套新房和30萬元的拆遷款。兩個兒子每人分到了一套房，江秀搬去和大兒子同住。

2015年，她的孫子準備結婚，早就離婚的大兒子多年來都沒個穩定工作，又喜歡喝酒，口袋里根本沒什么錢。江秀咬咬牙，把一直沒舍得動的30萬拆遷補償款全拿了出來，給孫子的婚房交了首付。

孫子喜氣洋洋地辦婚禮、搬新家，而花光積蓄的江秀和大兒子的生活捉襟見肘。

同鄉的親戚一吆喝，大兒子跟著去了北京。“那里機會多，保安啊門衛啊之類的工作不愁找。”

家里一下子空了，沒人供養的江秀也只能自謀出路。在農村的時候，江秀就認識一群情況和自己差不多的老年姐妹。

大家彼此之間交流信息、介紹“工作”：尋找經濟條件較好的高齡退休男性，以保姆的身份，寄居到對方的家庭。

在其他進城務工的姐妹介紹下，江秀認識了現在的雇主夏老。

夏老從國家鐵路局退休，一個月到手的養老金接近7000塊，雖然年過80，但沒災沒病，護理不需要廢太多功夫。溫順勤勞的江秀很快得到了這份工作。

她沒有勞動合同，每個月能掙1500元的“買菜錢”。這對她來說已經足夠——吃住都在對方家，1500元綽綽有余。更重要的是，夏老溫和體貼，兩個人也聊得來。

朝夕相處久，夏老對江秀有了感情，江秀搬進臥室，兩個人成了“夫妻”。

夏老提出過想和江秀領證，兒子氣得扯著嗓子罵老父親“丟人現眼”；江秀只能默默忍著羞辱，跟對方保證自己不圖這個家的錢，更不會結婚。

江秀知道，即使需要忍受白眼，自己也已經比其他老年人幸運很多。

在她生活的村里，超過一半的老年人都需要找工作。

農村里張貼著“出國務農”的廣告

因為他們沒有及時辦理養老保險，所以他們的晚年都不得不依靠自己。有把子力氣的去城里做保姆、做保安；年老體弱的，就在村里幫忙去田里除草、扳玉米，掙60元一天的報酬。

而現狀是，像這樣年逾花甲依然需要工作的老人，會越來越多。

11月24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要求探索適合老年人靈活就業的模式。

60-69歲的低齡老人再就業，已經成為趨勢。

像江秀一樣的老人們，在農村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一旦失去子女的照料贍養，就只能進入城市，尋覓安身之所。

被掏空了

即使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留給老年人的生活空間也逼仄灰暗。

進城之后，江秀覺得生活一下變得無趣。

她時常懷念還在農村的生活：她懷念每年春天和鄰里一起下地種玉米、她懷念茶余飯后去親戚家串門聊天，在村子里，到處都是能和她聊上天的人。

農村如今只剩下老年人

城里不一樣。

兒子和孫子都各自成家；大兒子去北京之后，她只能一個人悶悶地待在家里。沒有親戚、沒有熟悉的鄰居、也沒有消遣，傍晚開著電視，滿屋子里都流淌著寂寞。

比精神上的無助更緊迫的，是經濟上的窘迫。

按照農村的規矩，當初拆遷款給了大兒子一家，那么大兒子就必須負責老人的贍養。可是大兒子，卻無暇自顧。

早些年外出打工時，大兒子聽信同鄉的建議，直接去了北京。

他本以為自己會順利找到一份月薪八千元的工作；可是到達之后才發現，自己被騙了——中介以“需要辦理保安證”為由扣下了他的身份證。

人生地不熟的大兒子只能被迫接受了一份需要支付吃住費用、到手只有不到三千塊的保安工作。

別說給江秀養老了，他連維持自己的生存都費勁。

江秀知道，指望大兒子根本不可能，更何況這個天天買彩票、幻想一夜暴富的兒子時不時需要她經濟上的補貼。

找工作，成了江秀進城后的當務之急。為了盡快掙到錢，她幾乎問遍了附近所有的餐館和酒店。

迫不得已，江秀謊報年齡才得到了一份賓館保潔的工作。

街頭招聘廣告對中低齡老人有年齡限制

直到某一天，管事兒的需要復印她的身份證登記信息，才發現江秀早就超過了55歲的限制——做了一周多的打掃后，江秀失業了。

直到遇見老夏，她才算真正安頓下來。至少，在這個“家”里，她能掙到錢、還能有人陪著嘮嘮家常。

她身體不好，有風濕病，腰腿時常劇痛；上年紀之后眼睛也模糊了，但沒錢做白內障手術。夏老給她的錢不多，但至少足夠她買止疼片來止住風濕的疼痛。

城市里，像江秀一樣的老年打工者從來都不是少數。

江秀知道，像老夏這樣的國企退休職工才有資格過上相對舒適的晚年生活，那些和她一樣沒有養老保險、孩子又靠不住的老頭老太太，只能趁著還有力氣，再去打一份工，“至少要給自己掙到棺材錢”。

工作之后，她真正明白：無論生活在城市還是農村，對普通家庭的人來說，老去后沒有誰可以真正輕松。

比江秀小三歲的鄧蘭，也在找工作。

和江秀不一樣，她從未真的“退休”過。對鄧蘭來說，衰老意味著越來越少的職業選擇、越來越低的薪資。

鄧蘭家在江蘇鎮江，家里的土地在退耕還林后就漸漸變成了樹園，主要種植用作盆栽園藝的樹苗。小樹苗一茬一茬地冒出來，鄧蘭每天的工作就是種新的樹苗，順便拔拔草、驅驅蟲。

在樹田里，鄧蘭認識了一批和自己年齡相仿的朋友。這些老人都來園子里打打零工，工費一小時10塊錢，每天工作十個小時。

對這些平均年齡已經60歲以上的老人來說，樹園里的工作并不輕松——夏天的工作時間是早上六點到中午十一點，下午兩點到七點；冬天會稍晚。每天長時間的彎腰除草，鄧蘭的手指關節早已變形，駝背也越來越厲害了。

除此之外，老人們還會務農賺錢

這些老人其實也都不算貧困：鄧蘭退休前有一份工廠里的工作，丈夫從部隊退伍后在工廠里上班，退休后每個月能拿到一千七百塊的養老金。

這些和鄧蘭一起打零工的老頭老太太們都有相似的情況：兩老口所有的積蓄都支援給孩子買房了。

鄧蘭沒有想過，蘇州市區的一套二居室房子可以掏空自己和孩子整整兩代人的積蓄。和江秀一樣，把存款都拿回來給孩子買房之后，老人的經濟狀況就一落千丈。

更何況，孩子結婚搬走后，家里連個能說話的人都沒有。鄧蘭的老伴心疼她腰腿不好，但是也攔不住她去樹園做工——畢竟，孤獨帶來的窒息感同樣是致命的。

鄧蘭的想法很簡單：只要還能動，就不會閑下來。

“老而無依”

72歲的江秀和67歲的鄧蘭都沒有養老保險。

為什么她們沒有養老金？

2008年的時候，政府統一組織給農村老人們上養老保險。辦理這份保險的基本要求是每位老人需要一次性繳納12300元，并在后續的四年半里，補全剩下的26000元，這樣每個月就能領到國家發放的養老金。

江秀和其他親戚們都沒交這筆錢。一是金額超出支付能力，二是她們都悲觀地覺得，自己可能活不了那么久，交錢沒有必要。

那時的江秀沒有設想過，失去這份養老保險意味著什么。

原本在農村“養兒防老”的傳統價值觀里，有兩個兒子是她最驕傲的事，至少老了不愁養。可是，自己的大兒子至今還欠著親戚們的七萬元沒還。

鄧蘭也因為相似的原因沒有辦理養老保險。

她記得那是在2007年，她看不懂政策要求，孩子又不在身邊，她只知道需要給政府“交四萬塊錢”，不知道該找誰求助的她也錯過了這次機會。

沒有政府提供的養老保險，孩子們又各自背著房貸。這些不愿給人添麻煩的老人，只能重新回到工作中，給自己掙一份保障。

隨著國內居民平均壽命的提高，這樣的情況將更加嚴峻。

勞動力大量流失，只剩老人的農村愈發寂寥

到達法定退休年齡后的老人們，仍然需要面對漫長的時光。一旦缺乏穩定的經濟來源，老人們就必須通過工作來供養自己。

可是留給老年人的工作崗位都有什么呢？

無非是社區家政服務、公共場所管理等等職位。甚至可以說得殘酷些：留給多數老年人的，只有社會底層的空間。

對女性來說，保潔、家政等職業成為首要選擇；而對老年男性來說，唯一的選擇只有出賣氣力。

許多老年就業者都會選擇做環衛

在城市里每一個塵土飛揚的施工現場里，都能找到這樣的老年打工者。

68歲的老何是一名水泥工。

他常年一個人輾轉多個省份的工地，做最底層的臨時工，每天從早上六點干到晚上十點，一個月能掙四千塊錢。

他是個啞巴，難以與人交流，大家都叫他老何，時間久了，已經沒人記得他的名字。

老何只讀過小學，四十多歲跟著同鄉一起去了青海打工。鋼筋林立的工地上，他一待就是快二十年。

他沒有技術，只能幫著攪拌水泥、運送磚塊。工作時間平均每天13個小時，沒有午休。住工地上的大通鋪，八人間，他總是睡在最角落。吃飯依靠工地上提供的大鍋伙，一天25塊飯錢。

工地上統一提供的伙食

常年勞作、缺乏營養，老何整個人干瘦地蜷縮著。他佝僂的背上有條長長的傷疤——五年前被身后堆放的裸鋼筋劃開了皮肉。因為在工地上時常會踩到釘子碎石，他的腳底板沒有一塊好肉。

這些是維持生計的代價。

八點下班以后，老何會去工地上幫忙打雜，掙一小時15塊的加班費。他沒有結婚，沒有子女，多年漂泊，也沒有能聯絡上的親戚。養老這件事，他只能靠自己。

深夜還有人加班的工地

除了抽五塊錢一盒的延安牌香煙，老何幾乎從不花錢。攢下來的紙幣，都用布縫進枕頭里——身體越來越差了，他得給自己攢夠一副棺材的錢。

工地上，像老何一樣的臨時工并不少。一旦失去每個月4000塊的血汗錢，這些人幾乎會活活窮死。

即使身在城市，這些缺乏養老金支撐的老人依然徘徊在社會的邊緣。

“不知歸處”

江秀唯一欣慰的事情是：兩個兒子雖然掙得不多，但是他們都有養老保險，晚年不至于過分凄涼。

54歲的大兒子的工作雖然工資低，但是公司給他們每個人都按照最低檔位繳納了養老保險；52歲的小兒子是市里消防隊的合同工，主要負責日常消防巡邏，月收入雖然只有1800元，但隊里會繳納養老保險。

想到兩個孩子不至于老無所依，江秀覺得自己可以放心了。

令她擔憂的，還有至今仍生活在農村的妹妹：她同樣沒有辦理養老保險，只能靠務農換取微薄的收入。

留守在農村的老年人依然在務農

63歲的妹妹很羨慕江秀，她想去城里做保姆，可是沒有機會——她需要照顧中風癱在床上的丈夫。

家里還有六畝農田需要打理，為補貼家用，她一年到頭都不敢停下：春天挖一種叫“苦麻菜”的野菜去賣；秋天去森林里采蘑菇和杏仁；冬天賣腌好的酸菜。農忙的時候，去地里幫別家扒苞米，一天80元。

對這些需要依靠和收入的老人來說，比出去工作更危險的，是被“新式傳銷”盯上，榨干最后的儲蓄。

江秀的妹妹，常年使用一款叫做“泰木谷”的APP。這款類似抖音的軟件上，只要一直看廣告、刷視頻，就能換取活躍積分，活躍積分達到一定門檻，可以提現一筆現金。

泰木谷騙局被揭露

陷阱就在這里：要提現，就必須“拉人頭”，邀請新人注冊。而這款APP想要注冊成功，就需要填寫邀請碼和繳納最少100元的入門費。

用剩的積分可以兌換APP商城里的生活用品：鈣片、刷碗擦、洗滌劑、食用油等，全是老年人生活必需品。這些商品普遍劣質，換來的廚房清潔劑，根本洗不干凈盤子上的油漬。

江秀的妹妹一有空就打開手機，瀏覽這款APP上的文字、視頻廣告，用時長換取積分，她還不斷給親友們推薦這款軟件，在各個家庭群轉發求下載。

她不覺得這有什么問題——反正對這些老人來說，最不缺的東西就是時間。

江秀家，許多中老年親戚都在使用這款APP攢積分、換禮品，陷在類似傳銷的套路里，渾然不覺。偶爾意識到不對勁，這些被套牢的老人也不知道該怎樣止損。

老去之后的生活，隨時可能崩塌。

江秀最害怕的事情是自己和妹妹生病，生那種“治不好又死不了”的病，癱瘓在床、失去照料自己的能力，是姐妹倆最恐懼的命運。

她只希望自己能夠一直待在夏老身邊，哪天急病發作一命嗚呼，也是一種幸運。

即使生活困窘，江秀也從未想過埋怨什么：“我們這些沒用的人，哪兒配被社會養著呀？”

社會養老金確實很難負擔起日益增多的老年人。

根據七普數據，2020年中國60歲以上老人2.5億人。按照未來每年60歲以及以上人口每年增加800-1000萬的速度，預計2025年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增至3億人，2022年起預計將保持在1000萬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

與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對應的，是越來越少的青壯年勞動力。

七普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是1.3。這個數字，還需要考慮近幾年二胎堆積效應的加成。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至2019年我國的生育率，分別是1.58、1.495和1.47。在扣除二孩堆積效應以后，這幾年的生育率僅為1.1-1.2。目前日本的生育率在1.36，韓國在0.92。

國內的生育率，已經快追平日韓。

養老問題，成為整個社會需要面對的沉重負擔。

城市里，養老院的床位往往需要預約，還沒排隊住進去，不少老人已經離世；鄉鎮的養老院更無力維持運營，畢竟在農村，有孩子的老人住進養老院“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放眼其他國家，在早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日本，養老困境正在滋生新的社會問題。

日本老齡化引發一系列社會討論

日本65歲以上老人的犯罪率已經提高到了20%以上，所犯的罪行基本是偷盜等小罪，而犯罪的原因很簡單——監獄可以管吃住。

日本有一個名詞用來形容這些無法得到供養的老人：“下流老人”。

“下流”指的是這些人老去之后，只能被迫流向生活更為艱辛的底層群體。如果不住進監獄，這些無法養活自己的老人只能孤獨地死在家中。

老無所依，極有可能成為老齡化時代無法回避的難題。

江秀聽說過，自己老家的鎮上，有不止一位老人做出了一些選擇。每一次聽見這樣的消息，江秀都好像在聽自己的故事。

她甚至覺得，也許有一天，沒有夏老的話，她也會走上這樣的道路。

江秀有一個從未對家人和夏老說過的秘密：

當初離開農村后，她帶走了一樣東西，那是她最后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