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里，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個暴君，為了皇權毫不猶豫地對昔日的同袍舉起屠刀。可對于他的子孫后輩來說，這位老祖絕對是一個寵子狂魔。端著破碗起家的他深知生活不易，故而在稱帝之后，特地通過《皇明祖訓》給后世子孫們設計了一套爵位制度，讓他們到一定年齡后就可以不勞而獲捧上金飯碗。

明太祖給子孫設計的爵位制度包括王、將軍、中尉三階八等，王爵中的親王專為皇子所設，是本支宗室的大家長。為方便親王管理本藩宗室，多數宗室成員與藩王在同城聚居，少部分郡王因某些原因，會與本支大宗別城而居，形成一個獨立性相對較強的小宗，比如晉藩的慶成王出居汾州府（今山西汾陽），代藩的宣寧王出居澤州（今山西晉城）。

這些郡王雖然別城而居，但都與本支大宗處于同省之中，遇事還能有個守望相助。可蜀藩下面就有一家奇葩的郡王，居然與本支大宗別省而居，蜀藩封地在四川省會成都，而華陽王一系卻長期生活在湖南澧州（今湖南澧縣），兩者相距在1500里左右。在那個通訊基本靠吼的年代，華陽王幾乎就是獨立于大宗之外，有個風吹草動想向大宗求個援的是個麻煩。

當然這個現狀并不是華陽王一系想要的，實在是自家的始封老祖不爭氣，鑄下大錯，以至于到最后不要說連本來唾手可得的藩王爵位沒拿到，還因此被當朝皇帝流放到了湖南立足。

不斷作死的華陽王

華陽郡國始封君朱悅耀，是蜀獻王朱椿次子，生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初九，生母金氏，為明太祖第三十四孫。其父朱椿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一子，母為元末濠州紅巾軍領袖、滁陽王郭子興之女郭惠妃，正妃為涼國公藍玉之女。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八月，明太祖為安定家族而親自制定的《皇明祖訓》，經過多次修訂終于定稿。這部“不可易一字”的朱明宗室最高法典，對后世子孫賜名、封爵、婚喪嫁娶等方面都作了規定。親王諸子的分封，是重中之重，自然也有詳盡的說明：

“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親王次嫡子及庶子，年及十歲，皆封郡王。授以鍍金銀冊、銀印。”（《皇明祖訓·職制》）

永樂二年（1404年）四月，13歲的朱悅耀被伯明成祖朱棣冊封為華陽王。

明代的郡王，雖然帶個“郡”字，然而其封號大都為本支藩王封地周邊的縣名，華陽王這個封號就源于四川當地的縣名。

據《明史·地理志》記載，明代成都府共轄漢州、綿州等六州，成都、華陽、雙流等二十五縣。其中成都、華陽兩縣為附郭縣，就是常言的“三生不幸，知縣附郭”那種附郭，在這兩個縣當知縣的更是“三生作惡”，因為附郭的是省城。

故而“華陽”這個名稱，對于知縣來說是一個痛并快樂的存在，但對于一個郡王來說，能得此封號，無疑是一種殊榮。可不管怎么說，郡王就是郡王，朱悅耀既是次子，又是庶子，上面有朱椿的嫡長子，他的大哥朱悅熑壓著。

朱椿喜本身就好讀書、做學問，“博綜典籍，容止都雅”，有“蜀秀才”之稱。在對朱悅熑這個嫡長子注入了相當大的關注，自幼就給他延請名家大儒，為讓他得到優秀的儒學教育。朱悅熑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逐漸成長為一個風度翩翩、溫文爾雅的少年郎，廣受好評。建文年間，強勢削藩的建文帝朱允炆冊封這位知書達理的堂弟為蜀世子。永樂年間，朱悅燫多次奉命前往京師朝覲皇帝四叔，給明成祖朱棣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深得其歡心。明成祖稱贊這個侄兒“端謹重厚，孝友謙和，安榮貴富，式期遠大”。

從上到下，一致看好朱悅燫。朱悅耀與他相比就如同螢火與皓月。正常情況下，他這一輩子，對蜀王之位完全無需肖想，在大哥的陰影下當個混吃等死的郡王便好。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永樂七年（1409年）六月，朱悅不幸去世，年僅22歲。對這個侄子的去世，明成祖帶有幾分惋惜，特地“輟視朝三日”（屬于親王薨逝的待遇），并賜謚“悼莊”。

朱悅熑雖去世，可卻留有三子，長子朱友堉時年4歲，次子朱友坿時年3歲，幼子朱友壎則生于當年。明朝的繼承法則是“倫序繼承”，是故他去世后，嫡長子朱友堉成為蜀王的第一順位繼承人。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兒童死亡率是很高的，即便貴為皇族也概莫能外，比如明光宗的七子僅有兩人活到成年。朱悅耀本身就不是安分守己之人，現在大哥去世，侄子年幼，不禁起了奪嫡之心。

奈何，故世子朱悅熑竟無一夭折，長子朱友堉按《祖訓》被冊封為世孫，正式成為蜀王之位的第一順位繼承人。朱友堉為人謙和，頗有乃父之風；而朱悅耀素來“放肆不順”，不為其父朱椿所喜。以朱椿那精明勁，預示著以正常手段，朱悅耀根本沒有奪權的機會。

于是乎，他開始了“作死”的行動。他既不經過朝廷的同意，也不問老爹的意見，竟然擅自將自己的親信任命為千戶，給予相應冠帶。

朱椿知道后勃然大怒，當朝皇帝正虎視眈眈地找問題削藩呢，這逆子竟然自己制造把柄。因此急命衛士將朱悅耀押解過來，當庭破口大罵：“你這個禽獸不如的東西！”隨即賞了他一百多板子，并打算將其交給朝廷處置。

宅心仁厚的朱友堉多次為自己二叔求情，先是讓朱椿斷了交給朝廷處置的念頭，同意自行處置；之后又讓朱椿同意將已經被囚禁數月，勒令閉門思過的朱悅耀釋放。

“悅燿，蜀獻王第二子，素放肆不順，為父所惡。一日檀除所愛卒為千戶，制冠帶給之。獻王聞知大怒，叱衛士捽至庭，罵之曰：‘禽犢爾及耶？’杖之百余，將械送于朝。世孫友堉懇求獻王自治之，得免械送。猶縶其手足，囚之數月，友堉又屢為救，乃釋之。”（《明仁宗實錄》）

然而，朱悅耀對此并無感恩之心。

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二月十一，蜀王朱椿薨逝，享年54歲，明成祖給予了非常高的待遇，不僅賜謚曰獻，還“輟視朝七日”。

適逢朱友堉這個楚藩世孫被自家四伯祖召往京城，準備在那為他舉行冠禮。按照古禮，奉召已在途中而家中長輩過逝，不可返回。故已經出發的他只能繼續前行，無法回來給朱椿主持喪禮。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朱友堉這個蜀王府下一代主人不在，朱悅耀這個朱椿子孫中的最長者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他化身小偷，瘋狂的竊取王府中的“帑藏、貨寶”。

這種事情自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何況朱悅耀本身就不是一個多么聰明的人，只是朱友堉不在沒什么人能治得了他。

朱友堉回來后，司職王府寶庫典守的官員第一時間就將這事匯報給他。但生性寬厚的朱友堉并不想多生是非，認為反正王府的有的是錢，二叔拿了就拿了，只當是分給他了，因此既沒有過問，也沒向朝廷奏報。

朱友堉的退讓，在朱悅耀眼中卻變成了軟弱，于是等了十多年之后，這位華陽王終于邁出了奪位的步伐。他學晉藩平陽王朱濟熿故事，捏造事實給四伯上疏，誣告侄子朱友堉“悖逆、怨誹十數事”。

永樂十五年（1417）正月，明成祖的十九弟谷王朱橞，因意圖讓胞兄蜀王朱椿的庶三子崇寧王朱悅燇冒充建文帝造反，而被貶為庶人。

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五月，明成祖病重。其第三子趙王朱高燧，勾結欽天監王射成及內侍楊慶的養子偽造遺詔，打算毒死明成祖朱棣，廢掉太子朱高熾，未遂。

這一樁樁事刺激的本就對藩王一百二十個不放心，而竭力削藩的明成祖變得越發疑神疑鬼。收到舉報信后，明成祖當即召朱友堉進京，《明實錄》對此的用詞為“敕召友堉廷辯”。這說明他本人內心是偏向相信朱悅燿的，或者說至少是打算借此對蜀藩動手的，當年晉王朱濟熺父子就是這個被他搞下去的。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明成祖在第五次親征蒙古回師途中，駕崩于榆木川。此時朱友堉尚在赴京途中，“廷辯”自然無所談起，蜀藩因此逃過一劫。

流放湖南

明成祖雖然駕崩了，可朱悅耀告朱友堉“悖逆、怨誹”一案還得繼續，只不過終審由明成祖朱棣換成了明仁宗朱高熾。

明仁宗在位僅僅八個月，明朝十六帝中在位時間只比明光宗稍稍長一點，這點時間對延續時長276年的明王朝來說僅僅是極其短暫的一個片段，加上他的前后任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因此這位胖胖的朱家第四代皇帝存在感相對較低。可他歷史上卻堪稱英主，無論是靖難時期的留守北平，還是永樂時期的監國，都充分展現了他的能力，可謂是明成祖征戰四方的“后勤部長”；即位后又一改乃父的政策，與民休養生息，開啟了明朝最大的盛世——“仁宣之治”。

這樣一位皇帝自然不會被堂弟的幾句誣告之辭所蒙蔽，登基后即派四川按察司副使余信去調查此事。

讓熟悉內情的當地官員去調查，擺明了就是要真相。結果自然毫無意外，余信給出的調查結論為朱悅燿在誣陷侄子朱友堉，并將兩人平時的言行、品性據實上秉，未了還補刀稱這些“蜀人老少所共知”。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明仁宗下旨冊封已經洗脫嫌疑的朱友堉為蜀王。

次月，華陽王朱悅燿受召赴京。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朱悅燿抵達北京。

明仁宗的意思已經表露得很直白，召朱悅耀入京，就是要處置他誣告侄子一事的。聰明點的知曉大勢已去，面圣之時必然痛哭流涕地表示會痛改前非，以求落個從輕處理。結果這位朱悅耀先生估計不太靈光，在見到仁宗本人之后非但不悔過，反而當面上疏繼續喋喋不休地誣陷侄子。此舉將明仁宗氣得不輕，“啪”的一下徑直將他的奏疏扔到了地上。朱悅耀居然還不識好歹地撿起奏疏重新奉到皇帝面前，直氣得明仁宗破口大罵，才惶恐而退。

“未幾，悅燿來朝，又誣奏友堉前事。仁宗怫然怒抵其奏于地，悅燿俯取復進。仁宗不納，叱之曰：‘嫡庶大分，汝敢干之？誣正為邪，將無鬼神乎？’始煌恐退。”（《明宣宗實錄》）

按說，到這個時候就該收手了。可奇葩的是，次日朱悅耀又上奏請求授予成都三護衛指揮、千戶、百戶的子弟及女戶官職，并將相關官職由流官制改稱世襲制。目的很明顯，在誣告無效的情況下，打算賣好蜀藩三護衛，借此博取三護衛相關人等的感恩，以期另辟蹊徑搞掉侄子，實現自己的蜀王夢。

明仁宗對此心知肚明，且他的這一行為也屬于僭越。因此再次惹來皇帝的痛罵。

“明日。后入奏請授護衛指揮千百戶子弟子及女戶官。并請以流官為世襲。上曰：‘朝廷之制，護衛官當升降者，從王具奏，郡王安得專之？’不聽。”（《明仁宗實錄》）

明仁宗也是被自己這位奇葩的堂弟鍥而不舍的行為搞得沒脾氣了。事后，對身邊的侍從感慨說“鸞梟不可同處矣。” 鸞是鳳凰的一種，在古代屬于神鳥、祥瑞，這里指的自然是新任蜀王朱友堉，梟又稱鴟鸮，俗稱貓頭鷹，因其夜間出行，叫聲難聽，被認為是惡鳥，自然是指華陽王朱悅燿。

有明一代同支宗室大都同城而居，蜀藩就是如此。再儒家看來善惡不可并存，現在代表善的朱友堉，與代表惡的朱悅耀同城而居，是為“鸞梟并棲”，如此“必至相傷”。是故他打算將兩人分開。

洪熙元年四月初九，明仁宗作出最終裁定。他降旨給朱悅耀稱按照親親之誼，本當讓其與朱友堉共處，然而你這人“情義乖違”，再同處下，去蜀藩遲早會爆發激烈沖突。湖廣寶慶府轄下的武岡州（今湖南武岡市）素來“民淳俗厚”，是一處修身養性的“善地”，所以讓朱悅耀遷居于此。

對待宗室上，明仁宗無愧于“仁”這個廟號，即便朱悅耀如此冒犯于他，也只是將其打發到武岡州了事，并沒有降低其歲祿，還賞賜了他一大堆東西。當然在判決下來之后，朱悅耀本人被要求直接前往武岡州，禁止其返回成都，以防出現意外。至于其家人財產等，明仁宗下旨給朱友堉，要求他好生禮送到武岡州，與朱悅耀完聚，“以盡事叔之道”。

不過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小小差錯，明朝的宗藩制度是“宗藩不越疆”，即不同藩王支系之間非皇命，不可私下相見。上年十月，明仁宗讓自己的十八叔岷王朱楩，遷藩武岡州。明仁宗估計是被朱悅耀的悖逆之舉被氣暈了，以至于忘了此事，亦或者忘了王不見王這條原則，做出了讓岷藩與蜀藩郡王同處一城的裁決。

四月二十四日，察覺到問題所在的明仁宗，緊急派人通知已經在路上的朱悅燿改道前往岳州府轄下的澧州之國。

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華陽王朱悅燿薨逝，享年42歲，朝廷賜謚曰悼隱，葬于澧州城外大同山北麓。出土的《大明華陽悼隱王壙志》一反歌功頌德的基本原則，對其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稱“早應封爵，而中年有違父教，又謀戕至親。賴我皇考圣明，徙居澧州，以全宗親。而今殞于疾。謚法：中年早夭曰‘悼’，違拂不成曰‘隱’。特遵彝典，賜謚曰‘悼隱王’”。能獲得這項蓋棺定論的評價，可見朱悅耀人品之差。

扶不起的末代華陽王

華陽王朱悅燿遷國后不久，蜀藩大宗也迎來了巨變。

宣德六年（1431年）九月，第二代蜀王朱友堉薨逝，享年26歲，朝廷賜謚曰靖。朱友堉無子，其二弟潛江王朱友坿早在宣德元年（1426年）就已去世，且同樣無嗣。故而，蜀王之位由其三弟羅江王朱友壎，于次年按照“兄終弟及”的原則襲封。

朱友壎這位三代蜀王也是一位福薄之人。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朱友壎薨逝，享年26歲，在位僅僅兩年，朝廷賜謚曰僖。至此，悼莊世子朱悅燫一系絕嗣。

明制，只要不犯下罪不容恕的大罪，或者這個支系徹底絕嗣，藩王是與國同休的，大宗絕嗣，旁系小宗可以入繼。朱悅燫一系絕嗣后，按照倫序原則，蜀王之位應當由居長的華陽王一系襲爵。結果因為朱悅耀的一系列神操作，被剝奪了繼承權，生生將本來唾手可得的王位給讓了出去。朱椿諸子中老大絕嗣，老二被剝奪繼承權，老三、老四早逝絕嗣，結果這個天大的餡餅就砸到了老五保寧王朱悅（劭+火）頭上。

宣德十年（1435年）二月，朱悅（劭+火）襲封蜀王。而華陽王一系只能繼續窩在離本宗十萬八千里的澧州。面對這個結果，不知道朱悅耀的棺材板壓不壓得住，他的倆兒子，長子繼任華陽王朱友堚，及次子鎮國將軍朱友壁，在夜色人靜的時候會不會破口大罵自己老子。

反正朱友堚對此一直是意難平的。成化九年（1473年），朱友堚以自己生活困難為由，請求朝廷做主，將當年祖父蜀獻王朱椿遺留的財物、內使、宮女、官校等，分出一部分給他使用時，特地強調“臣父悼隱王乃蜀獻王次妃金氏所生，為第二子。叔父保寧王乃獻王宮人所生，為第五子”。這酸溜溜的語調可見一斑。

正應了網上流行的那句“來的時候好好的，回不去了”。因首封華陽王犯錯而被流放澧州的華陽王家族，在此生活了233年，先后歷經華陽悼隱王朱悅燿—康簡王朱友堚—悼康王朱申鍷—恭順王朱賓泟—康僖王朱讓核（追封）—莊靖王朱承爝—溫懿王朱宣墡—安惠王朱奉鈗—末王朱至潓，九代九王。王府也從最初的由州府匆匆改造而成，演變為“割澧之半為朱棣”，規模之宏大可想而知。給澧州大地留下了“王府街”、“王府井”、“王府山”、“王府司”等多個歷史印記。

末代華陽王朱至潓襲爵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他在位期間大明王朝氣數將盡，依附在王朝之上的華陽王府自然也難逃厄運。他的前半生享盡榮華富貴，后半生則歷經了明末大起義、吳三桂易幟、清軍入關等大事件，不得不顛沛流離。

崇禎十六年（1643年）三月，活動于湖廣地區的農民起義軍將領“老回”馬守應率軍攻陷澧州，朱至潓、知州、中軍等皆逃亡。

崇禎十七年（1644年），華夏大地上發生滔天巨浪。先是已經在西安建國的闖王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景山，明朝滅亡；四月二十一，又因吳三桂而爆發一片石戰役，次日清軍正式入關，隨即呈席卷之勢。

順治二年（1645年），在清軍的攻勢下，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南明弘光政權先后滅亡，長江以北大部淪陷。澧州成為闖軍勢力重要的聚集地及抗清前線。

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建立隆武政權后，基于現實考量，在湖廣巡撫堵胤錫的建議下，實施聯闖抗清策略。朱至漶因此得以重返澧州。

華陽王家族立足澧州200多年，在當地擁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隆武帝曾賦予了他極大的權力，讓他成為當地的軍政核心人物，以便組織力量抗擊清軍。

1983年，澧縣文管所征集到一枚特殊的銅質印鑒——華陽王鎮撫司之印。這方印鑒的背面右側刻有“隆武二年五月初八日給王臣”，左側刻有“華陽王鎮撫司之印禮部造”，說明這方印鑒是隆武朝廷授予的。

鎮撫司屬于軍事建制，諸衛都有設置，有號令軍隊，藩衛疆土之重任，最出名的首推錦衣衛所屬之南北鎮撫司。在藩王都被削掉兵權，朱聿鍵還是唐王時因募兵勤王被廢為庶人圈禁的時代，授予一家郡王軍權，可見隆武帝對其期許之深。

只可惜這位末代華陽王竟是扶不起的阿斗，一聞敵訊，便如同驚弓之鳥，只知道東躲西藏，又豈能當此大任。

順治二年，朱至漶藏匿于九溪衛指揮李元亮家。

順治四年（1647年），明清雙方在湖南爆發激戰，最終湖南全境幾乎被清軍占領。朱至漶也被清廷新任分守上荊南道王崇儒擒獲，很快與其子一起在武昌遭處決。

華陽王爵位至此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