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在考察歷朝歷代得失之后，恢復了宗室分封制，將諸子分封到各地，成為手握軍權而又不臨民的藩王，希望這些皇室子弟能夠成為“國之藩屏”，在關鍵時刻挽大廈于將傾。在外藩王手握軍權充當后盾，是他在晚年敢于發動胡惟庸案和藍玉案清洗開國功臣的一個重要因素。為維護家人們的利益，他不惜通過頒布《皇明祖訓》，賦予宗室不同于平民、臣僚乃至勛戚的特權，使得“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明朝成為一句空話。

然而明太祖之后嗣位的皇帝，卻無法理解老朱的一片苦心，手握實權的藩王成為了他們眼中難以入眠的噩夢。于是，先是接祖父之班的建文帝朱允炆不管不顧地實施暴力削藩；而后從搶了侄兒皇位的“好四叔”明成祖朱棣，到“好圣孫”明宣宗朱瞻基祖孫三代，通過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暗搓搓地將各地藩王所掌握的軍權——王府三護衛，幾乎給削了個干凈。

從明英宗朱祁鎮朝開始，藩王們不但軍事作用趨近于零，連上京覲見的權力都被取消，想要離開藩地又需要進行通報獲得批準才可，基本喪失了出行自由，徹底淪為被當成豬養著的皇朝高級吉祥物，以至于被戲稱為可憐的“囚徒”。百無聊賴之下，宗室們除了專研文學、橫暴鄉里、貪婪盤剝給自己找點樂子外，就只能變著法生孩子，反正生下來有朝廷養著，不需要自己費什么事。單單晉藩慶成溫穆王朱鐘鎰一人，就為宗室隊伍貢獻了44個兒子，及至少50個女兒。

受此影響，明中期以后，宗室人口暴增，成為拖累大明財政的一大痼疾。為此朝廷屢屢給《皇明祖訓》這部皇族的“祖宗家法”打補丁，以期減緩宗室成員的增長速度，結果收效甚微。

嘉靖末年，有位郡王對這一現象憂心不已，主動站出來為朝廷出謀劃策，最終促成朝廷出臺嚴格限制宗室的《宗藩條例》。他便是周藩南陵國始封君——南陵王朱睦楧。

砸自己飯碗，舍己為國的朱睦楧

南陵王朱睦楧，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是追封周王周悼王朱安?的庶九子，為明太祖朱元璋六世孫，周藩始封君周定王朱橚五世孫。正德八年（1513年）四月，冊封為南陵郡王。

“丙辰，遣定西侯蔣壑……為正使，翰林院編修崔銑……為副使，持節冊封周府周悼王庶第九子睦楧為南陵王。”（《明武宗實錄》）

朱睦楧繼承了先輩關心民生，酷愛文學的優良傳統。其他宗室為非作歹，向朝廷索取各種好處之時，他卻在埋首苦讀，為此明世宗曾御賜《敬一箴》、《性理大全》、《大學衍義》各一部給他。《明史·諸王傳》評價他“敏達有識”。

明朝的宗室制度，最大的問題在于，只要是宗室成員，就要授予爵位。為了后世子孫都能過上好日子，無需再端個碗走天下，老朱可謂是操碎了心，通過《皇明祖訓》，早早給子孫們安排了爵位：皇帝的嫡長子立為太子，其余諸子封親王；親王的嫡長子立為王位繼承人世子，其余諸子封郡王；郡王的嫡長子冊立為長子，其余封鎮國將軍；鎮國將軍之后還有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五等爵位，等著郡王的后裔去對號入座。諸多爵位中，親王和郡王屬于世襲罔替，將軍、中尉每代降封，直到最低等的奉國中尉，因降無可降無需再降，也就是說只要你是宗室成員，正常情況下最低也可以混個奉國中尉當當。宗室女性，皇女封公主，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稱縣主，孫女稱郡君，曾孫女稱縣君，玄孫女稱鄉君。

既然封了爵位，自然應當給予相應的待遇。洪武二十八年，欽定宗室年祿：親王一萬石，始封郡王兩千石，繼嗣郡王及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宗女比男性成員降一等支取。

對于宗室來說，政治上沒自由，吃飯穿衣受限制，可生孩子的自由絕對是有的，于是大多數宗室都可著勁的生。在優渥的待遇下，世代繁衍下來，人數滾雪球一樣增加。嘉靖初年，明宗室成員，已從明太祖時期的58人壯大到近萬人，及至嘉靖末年更是暴增到4萬多人，近兩百年間膨脹了小千倍。

周藩雖然發生過幾次大宗絕嗣危機，但總人口卻是諸藩中最龐大的，終明一代周藩共冊立了75位郡王，占明朝郡王數量（只算始封君）的十分之一強。

據明代著名史學家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所載，截至萬歷十八年（1590年）周藩在世宗室人口多達5235人，包括46位郡王，1349位將軍，2559位中尉，及1000多宗女。這個規模比第二大的晉藩（4979人）多了近300人，比第三大藩代藩（4118人）多一千多人。

龐大的宗室隊伍，除給朝廷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外，還制造了諸多社會問題，引起藩地百姓民怨沸騰。

朱睦楧在幼年，先是親眼目睹了自己父親和叔叔，為了爭權奪益互相陷害的情景；又歷經了父親死后，叔叔們聯起手來欺負他們孤兒寡母，企圖將他們一家子打入萬劫不復的慘景（詳見《周惠王朱同鑣諸子兄弟相爭，將古代高層權力斗爭演繹得淋漓盡致》）。幼年的不幸遭遇，估計讓他對于這些萬事不會，只會趴在朝廷身上吸血，充當米蟲的宗室，沒有什么好感。

所以即便他本身就是宗室制度既得利益者，當得知朝廷打定主意要治理宗室時，毅然挺身而出向本階層宣戰，支持朝廷制定相應制度，限制宗室特權，以舒緩朝廷的財政壓力。同時給那些限于宗室身份，而不能出仕、經商，被迫掙扎底層的窮親戚們，爭取一條生路。

明中期歷代皇帝的努力

當然朝廷有這種思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明太祖的宗室政策，屬于典型的坑子孫行為。他在位時憑著自身的威望，讓各地藩王俯首帖耳的為維護朱明皇權而努力。待他龍馭賓天，宗藩關系這部經很快被念歪，成為威脅皇權的重要因素，于是乎他之后的明朝諸帝不得不為這個政策買單。明初的皇帝，愁于如何防止藩王們造反。中后期的皇帝，愁于怎么以最小的代價養活這群人。

有《皇明祖訓》這部宗室制度最高法典聳立在前，后代皇帝無法從根本上對宗室制度推倒重來。于是乎對于朝廷來說，要以最小的代價供養宗室，最好的辦法是設法控制宗室人數，削減高階宗室數量，這也是歷代努力的方向。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秦藩第三代親王，秦隱王嫡子秦僖王朱志堩（排行第二）薨逝。因其尚未婚娶，沒有留下子嗣，由其庶兄渭南王朱志均通過兄終弟及的方式入主大宗，同時渭南國除封。秦藩是第一家發生統序轉移的藩國，它的處理方式成為后世效仿的定例，此舉為朝廷省下了不少郡王爵位。

明孝宗時期，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發揮，《皇明祖訓》對郡王絕嗣之后，是否可以兄終弟及并無作出說明，于是朝廷在這上面動起了歪腦筋。

弘治十四年（1501年）六月，秦藩保安王朱誠淥去世，其弟鎮國將軍朱誠漖屢屢上書請求襲封王位。對此，弘治十六年（1503年）三月，朝廷以《皇明祖訓》明確表示“郡王子孫止授以本等官職”，“未有庶子襲封之文”，并以此前郡王庶子襲爵，同代只襲封一次為由，認定俱為庶子的朱誠潢、朱誠淥，能夠以兄終弟及的方式襲爵，已屬法外開恩，此事可再不可三。裁定朱誠漖無繼承權，只能“以本等官職奉保安王宗祀”。

明武宗時期又規定今后郡王無嗣，其宗支不得襲爵，可可基本停留在紙面上，如朱誠漖就在正德朝得以襲爵。但明世宗這個“白眼狼”繼位后，雖然不愿任伯父為養父，但對明孝宗控制郡王數量的思想卻進行了全盤繼承，并進一步將非父死子繼類郡王稱為冒封，要求限期自首，否則嚴懲不貸，這一桿子下去又搞掉了一堆郡王。

當然這種機會不是常有的，于是歷代皇帝不得不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機會對郡王以下的宗室人口進行控制。

晉藩慶成溫穆王朱鐘鎰的生育能力，著實令上到皇帝，下到地方官員，無不為之瞠目結舌，反地所在的山西省的官員，感受尤為深刻。弘治五年（1492年），山西巡撫楊澄為此大聲疾呼，請求朝廷及早出臺相關政策，堵住制度上的漏洞，以遏制宗室人口的快速增長。

宗室該管部門，禮部受命經過討論形成決議，對自郡王以下的宗室，所能享有的妾媵（指正妻之外的小妾）數量出臺了嚴格地限制：郡王4人，將軍一級3人，中尉一級2人。算是邁出了控制宗室人口的第一步。

正德四年（1509年）三月，因周恭王朱睦?在位諸位叔叔請封的同時，提了一嘴汝陽王府鎮國將軍朱同錣私生子朱安汛三兄弟的問題，朝廷再次重申宗室婚娶的選擇范圍，嚴令各王府：凡樂女及非良家女所生子不許請名請封；各府宗室若未娶正室先有庶子者，所生子女不得請名、請封。

借此機會下旨對各府進行徹查，僅僅晉、代、周三府，就查出樂女所生子女一百三十九人。禮部給出的意見是，對已授封爵者七十人，未授者六十九人通通被開革為庶人。最終明武宗給予了寬大處理，裁定：已授者姑免，未授者革之止給冠帶，今后再有類似情況，連同輔導官一同治罪。

推動《宗藩條例》出臺

以上種種措施只是在對《皇明祖訓》進行修修補補，基本屬于小打小鬧。故而明中期的歷代皇帝，雖然努力的想要控制宗室規模，但取得的效果實在有限。比如慶成溫穆王朱鐘鎰之子慶成端順王朱奇湞，就以實際行動給了明孝宗這個大侄子一記響亮的耳光，《明史·諸王傳》記載他“生子七十人”，王世貞在其所著的《皇明盛事述》更是指出他足足生了100個兒子。若這記載屬實，歷史上估計也就只有中山王劉勝同志可以超越他這個記錄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素來以正色立朝，敢于嚴懲奸惡的御史林潤上疏稱：當今天下的稅賦，每年供應京城開支的為四百萬石，而供應各處宗室的歲祿竟需要八百五十三萬石，多了一倍都不止。山西一省存留的米糧額度為一百五十二萬石，而該省宗室的祿米需求達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存留的米糧額度為八十四萬三千石，而該省宗室的祿米需求達一百九十二萬石。

宗室的歲祿往往本色、折色各半。本色指供給的米糧等實物，折色指將米糧折算成大明寶鈔。也就是宗室所得的俸祿一半為米糧，一半為此時已成為廢紙一張的大明寶鈔。即便如此，山西、河南兩省的存糧，與宗室俸祿相比依然小有缺口。何況這些存糧并不是專為供應宗室而設的，它包含了本地官員的俸祿，當地軍隊的軍餉等支出。

既然供應不上，那就欠著吧，反正這年頭欠債的才是老大，遂有了對宗室的積欠。年復一年，這積欠如同滾雪球般的越滾越大，這又導致債主家揭不開鍋。于是自嘉靖年間開始，屢有宗室集體追討積欠的記載出現。

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月，“戊寅，韓府襄陵等府鎮國將軍偕涍等奏稱：‘各宗祿糧自嘉靖五年以來積欠計三十余萬石，有司不能給目。今饑饉薦臻，米價翔貴，束手待命，無以自存。乞發內帑銀兩，布政司貯庫等銀，量行補給，庶可少延。’部議暫發太倉銀三萬兩給之。上曰：‘宗室祿糧積欠數多，情委不堪。依擬動支太倉銀三萬兩，并該省在庫堪動銀兩，相兼支補，后不為例。’”（《明世宗實錄》）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丙申，先是代世子廷琦奏：‘本府宗室歲祿積欠數多，乞發銀救贍。’戶部覆：‘宜行山西撫臣，查本省堪動錢糧，隨宜補給其逋負之數。督令有司嚴徵，并議將運司引鹽，除角□羊邊外，存補歲祿。’詔：以山西布政司銀八萬兩補之。余俱如議。”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七月，“詔：‘以陜西巡撫及巡茶御史三司各道贓銀，并戶口鹽鈔商稅收，復王府奏討山場稅課河泊花利，補給秦、韓、肅、慶四府祿糧。’ 時四府宗室八百余人，積欠祿糧數十余萬，撫臣以聞，故有是命。”

積欠之下，宗室生存狀況出現兩極分化，呈現“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至不能自存”的現狀。旱的旱死，澇的澇死，又導致另一個問題，貧困的宗室為求生存，仗著宗室的特權，時常聚眾鬧事，當地守臣不但要擔心遭受他們的侮辱，還唯恐因此生變。

林潤提出，既然“天下無可增賦之理，而宗室蕃衍無休時”，使得“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倒不如干脆曉瑜天下宗室，告知現如今朝廷對宗室的供養以陷入“勢窮弊極”，不得不求通之意。同時令戶部做一個以十年為期的計劃，估算出為備兵荒蠲免所用的存留需要多少，宗室在這期間可以獲得多少增封名額，能提供給宗室的祿米等費用共有多少，隨上諭一同下發給各地宗室。而后匯集各方面的意見，召朝中大臣及科道官共議，商討出一個令大家都能接受的議案，交由陛下陳綱獨斷，定為萬世不易之規。

林潤此議深得明世宗圣心，于是事下諸王議。

宗室們看不出，自己已成為拖累大明王朝肌體健康的一大毒瘤了嗎？顯然不是。但要他們支持改革，乃至自己提出改革意見顯然是不可能的。畢竟這場給個針對的是他們自己，一旦真進行改革，首先倒霉的就是他們自己，到時候極有可能會失去眼前優渥的待遇。所以想讓他們自己革自己的命，那是休想。對他們來說，自己已經淪落為備當豬養了，基本不可能有政治實權，既然如此天塌下來自然有高個子頂著，有祖訓護身，我就巍然不動，你能奈我何。這也是明末農民起義軍已經殺到眼前，但藩王們依然做鐵公雞的根本原因。

就在此時，看慣了宗室腐朽和爭權奪利生活的南陵王朱睦楧挺身而出為朝廷分憂。他結合自己的理解，給朝廷上了一份改革建議，總結起來共分七條：立宗學以崇德教，設科選以勵人才，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除素餐，戒奔競以息饕貪，制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省祿費。

朱睦楧的這份改革建議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一方面通過立宗學、制拜掃，對宗室進行思想教育，提升宗室的整體品質，準許宗室參加科舉，以挑選出有用人才為朝廷所用；另一方面通過“嚴保勘”杜絕冒封、濫封現象，再通過“革冗職”將一批整天無所事事，只能尸位素餐，以至于窮困不堪的的遠支推向社會，讓他們自食其力。如此既使得宗室能通過自食其力改善生存環境，又可以有效降低宗室人口，配合“立憂制”減少宗室對財政的侵害。

若是這些建議全被朝廷采納，無論是對朝廷，還是對宗室，都不失為是一件好事。

然而，自建文帝以來，宗室始終是當朝皇帝重點盯防的對象，即便是藩王出身的明世宗也依然如此。讓宗室通過科舉出仕，在政治上獲得晉升通道，顯然不符合皇帝和朝廷的意圖。

故雖然在禮部尚書李春芳的主持下，通過集采眾長，于嘉靖四十四年二月頒布宗室改革法案的《宗藩條例》，號稱“多采睦楧議云”，可總計67條的內容，多集中在如何限制宗族的人口增長，及減少宗室對財政的侵害上，改善宗室政治地位的內容并沒有被采用。

阿越說

隆慶元年（1567年），南陵王朱睦楧薨逝，享年68歲，賜謚曰莊裕。由于無子，南陵國除封。

然而在朱睦楧的遞交的改革建議基礎上制定的《宗藩條例》，在其后產生的巨大的作用。從那以后，宗室從襲爵，到賜田，再到日常開支，都受到了相對嚴格的監管，想要再如往日般揮霍無度，就不那么容易了。

隆慶、萬歷年間，大明王朝因在宗室開支方面大大縮減，使得朝廷財政不再那么捉襟見肘。可以說眼見開始衰弱的大明王朝，竟然奇跡般的出現“隆萬中興”，《宗藩條例》也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以至于張居正掌權時，又在這個基礎上制定了《宗藩要例》來進一步約束宗室。

由于沒有完全采納朱睦楧的方案，《宗藩條例》只能治標難以治本，宗室寄生蟲的角色依然沒有絲毫改變，對宗室處置由皇帝一言而決也絲毫未變。萬歷朝，明神宗不顧群臣反對，先后賜予弟弟璐王朱翊镠、愛子福王朱常洵數倍于其他藩王的封賞。與此同時，明朝后期好多宗室成員，因為既得不到名分，又不許出去工作，竟然被活活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