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1928- ），英國知名作家、歷史學家。著有《摩登時代：從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等書。本文選自他的《拿破侖》一書的“引言”部分，三聯書店，2020年版，標題為編者所擬。

拿破侖·波拿巴對歷史的影響很少有人能超越。他的故事最能反駁宿命論者的觀點。宿命論者認為，決定事態走向的是力量、階級、經濟和地理，而不是人的意志——無論男女。雖然拿破侖在位僅十五年，但他對后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他去世近二百年后的 20 世紀末。事實上，他的影響似乎至今也沒有退去。人們依舊喜歡閱讀他和他那耀眼的發家史，就像在古羅馬時期或者中世紀時人們喜歡閱讀愷撒一樣。讀者隨之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是拿破侖，我也能做到嗎？有野心的人通常把拿破侖視為榜樣或者拿他的事跡激勵自己。這其中明顯有不少行使著各種權利卻又并不滿足的人——比如媒體大亨們——他們用拿破侖語錄裝飾辦公室，甚至以之自比。

本書的觀點之一就是，拿破侖不是理論家，而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抓住了法國大革命這個意外事件，把自己推向了權力的制高點。這里說“意外事件”，是因為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諸國的經歷表明，所有由法國激進分子用暴力和流血所實現的期待中的改革，原本都可以通過和平的手段實現。大革命的恐怖時期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事實上卻導致了極端主義，而拿破侖正是它的受益者。他沒有學習喬治·華盛頓，華盛頓與他處在同一個年代，比他年長，將軍事勝利進一步轉化為民主進步，放棄了暴力，實行法治。但是拿破侖卻總是相信刺刀和大炮。他唯一能理解的語言就是暴力，而最終暴力也對他做出了最殘酷的判決。

同時，拿破侖在歐洲大陸發動了前所未有的毀滅性戰爭。大規模征兵第一次在軍隊擴張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軍隊間的沖突導致了國家間的戰爭。隨著戰爭的持續，戰場上的傷亡人數殘酷地遞增，同時，平民遭受的痛苦也越來越多。首當其沖的是意大利，然后是中歐，最后是西班牙和俄國，都變成了拿破侖征戰世界的受害者。尤其是被反復爭奪的德語地區，這個地區的人對拿破侖極度厭惡，這種情緒最終對德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而這種思想后來則變得具有攻擊性和威脅性。全面戰爭的新概念出現了，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機制，如秘密警察、具有一定規模的職業間諜、政府宣傳機器，以及捏造的所謂民主運動、選舉和公民投票。法國本土雖然只在戰爭的最后階段卷入其中，但是慘遭苦難，一些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在其他歐洲民族快速發展的時期，法國的發展因戰事而放緩，開始停滯，進而不可避免地從歐洲頂級強國下滑到第二梯隊——這才是拿破侖留給他祖國的真正遺產。

拿破侖的軍事獨裁瓦解之后，在維也納集結的政要們決心重塑古老的正統皇權，還要盡可能地恢復原來的慣例和法律條例，因為它們曾維持和平，遏制過戰爭爆發時敵對行為的影響。維也納會議必定是史上最成功的和談之一。雖然也有一些例外，但它的出現大體上確定了此后百年歐洲各國的國界；它雖然沒能阻止所有的歐洲戰爭，但也讓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大幅降低了。總的來說，19 世紀是歐洲和平、進步、繁榮的時期，直到舊制度在“一戰”期間最終瓦解。

后來，法國決定將這位曾經的統治者視為民族英雄和全世界的典范，于是殘留的拿破侖式獨裁盛行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可以說是拿破侖的全面戰爭的縮影，而在“一戰”中興起的無政府國家中，一群新意識形態的獨裁者們則視拿破侖的統治方式為典范，先是在俄國，然后在意大利、德國，另有許多小國跟隨其后。20 世紀的集權主義國家就是踐行拿破侖理論的最終產物。因此我們看待拿破侖這段壯觀的職業生涯時，不應該摻雜浪漫主義色彩，而要保持懷疑和敏銳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