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 飛

詩歌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學形式之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古詩詞在體裁上，經歷了詩經-楚辭-漢賦-魏晉南北朝民歌-漢魏六朝文人詩-唐代的古風-新樂府-格律詩-宋詞-元曲-現代詩的延續和演變、傳承與創新，涌現出了數不勝數的名家名作。這些精美雅致的詩歌形態，以及蘊藏其中的豐富細膩而新穎別致的意境，是智慧和心靈感悟的結晶，是中國形式美學的高峰。詩詞，使得中國文學的天空星光璀璨，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寶庫無可替代的瑰寶，具有十分尊崇的地位。

古地名，同樣是在歷史演變中形成的中華民族優秀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著名歷史地理學者、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指出：“地名不僅是一個名稱所代表的空間范圍和時間范圍，還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內容。我們現在講地名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它們的時間意義和概念，因為從空間范圍講一個地名，無論點還是面，是通過地理坐標，用具體界限劃定的。但是任何一個空間范圍其實都與一定的時間范圍相聯系，這個時間范圍有的長有的短，在這個時間范圍里面又與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聯系，所以地名除它們的本意之外，還有其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義。”（葛劍雄：《地名、歷史和文化》，原載《光明日報》2015年9月24日）

構成地名的要素有很多：（1）自然景觀（2）生態物產（3）居民姓氏（4）重要史跡和人物傳說（5）民間神祗和原始信仰（6）移民文化帶來的原始地名僑置，等等。它具有一定的方位感和范圍感；同時又可以隨著時代的演變而調整、演化、改變，具有歷史感和時代感。總而言之，古代文化生活中存在各種地理現象，古代文化本身的形成也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因此，歷史上留存下來的大量的名詩名篇、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蘊涵著極為豐富的地理知識。我們常說：詩言志、詩抒情、詩詠物、詩寫景。其中“詠物”“寫景”兩類、尤其是寫景詩詞，描述了不計其數的歷史地名和山水景觀。在歷代詩人的筆下，這些古地名被渲染烘托的栩栩如生，成為一方勝景；并由此生生不息，歷代傳誦，成為不可多得的地方歷史文化遺產。古詩詞和古地名，有著天然的、水乳交融的聯系，二者的結合，相得益彰。

本書的作者，合肥工業大學青年教師王建博士，正是看到了這兩者結合所蘊蓄的寶貴文化資源，獨辟蹊徑，孜孜不倦，深入發掘梳理，編撰出這本《古詩詞中的合肥》，為安徽省會合肥市，增添了一部地域詩詞文化的佳作，填補了地名文化的空白。

我們生活的這座城市——合肥，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也是一座在新中國成立后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的現代化新城。根據合肥市資深規劃專家夏有才先生的考證：“合肥是從廬子國開始發展為城邑的，最初時間應是公元前1046年，迄今已有3095年的歷史了（夏有才著：《合肥城市規劃七十年·引言》）。”從先秦時期巢伯國與廬子國的析分，到秦統一六國推行郡縣制，合肥成為中國封建王朝最早建縣的城市。對其名稱的文字記載最早見于史學大師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稍后的另一位大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地理志》里也重復了這一記載，并加重語氣說：“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歷史地理學名著酈道元《水經注》的記述：“夏水暴漲，“施（今南淝河）合于肥（今東淝河），故曰合肥。”則直接點明了合肥得名的來歷。二十四史中的前三部：《史記》、《漢書》、《三國志》，對合肥都有明確記載，由于它在貨殖（經濟、貿易）、交通、軍事、水利上的重要地理位置，融匯南北、溝通東西，很早以前就是江淮地區的一座重鎮。尤其是《三國志》，記載了曹魏和東吳在合肥的爭奪戰多達二百多次。

秦始皇統一全國，首立郡縣制，“置九江郡，其初郡治于襄安（地址今巢湖市無為縣境），‘統合肥、居巢、襄安三縣’（[清]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卷四《沿革志·沿革表》），“廬以列城為合肥縣”（［明］楊吉循《廬陽客記》）。”直至清代，歷史上的合肥城址曾四次變遷，人們常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科教名城”來作為合肥城市的歷史文化名片。2001年，當時的合肥市政府，曾經為老城區的21處歷史地名遺跡立碑，這些地名碑的造型設計為一本打開的書，它們承載著一方地名文化的印記，是向過往世人展示城市歷史文脈的窗口。當然，這在今天來看遠遠不夠。

隨著行政區劃的調整，2011年8月巢湖、廬江劃入合肥，全國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就完整地成為合肥懷抱里的“內湖”了。現在，作為“大湖名城、創新高地”的長三角副中心城市，合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奮力崛起。大湖名城，既是科教名城，也是歷史文化名城。因為合肥市域所轄的環巢湖流域，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源地之一；它所形成的環巢湖文化圈，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一個文化圈的客觀存在，為省會城市經濟文化的發展，乃至“大湖名城”的崛起提供了強有力的文化支撐。

那么，這個環巢湖文化圈是怎樣形成的，有著什么樣的概貌和特點呢？從上古文明考古發掘及至夏商周歷史傳承來看，古廬州區域與古巢州區域原為一體，周武王滅商封國，析巢伯國一部為廬子國，自此廬、巢分離，但在文獻記載中兩國重合之處甚多。廬、巢的分分合合，直至清代，環巢湖區域約相當于安徽行省治下的廬州府（府治合肥，領合肥、廬江、巢縣、舒城四縣和無為州），大體上即是今天大合肥的張本。在這片區域內，有一個標志性的原始文化遺址——凌家灘，代表著環巢湖流域的文明起源；有一個共同的方言所形成的劇種——廬劇，受眾為環巢湖流域的一千六百余萬居民；就民俗而言，整個環巢湖流域的節令習俗基本一致。

從人才分布來看，這里是兵家必爭的古戰場，楚漢相爭的著名軍事謀略家范增、九江王英布、三國名將周瑜，元末被封為“兩公兩侯”的巢湖水師大將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和廖永安廖永忠兄弟，直到近代的淮軍名將劉銘傳、張樹聲張樹珊兄弟、周盛波周盛傳兄弟、唐殿魁唐定奎兄弟、劉秉璋、潘鼎新、吳長慶、聶士成以及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北洋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民國時期著名的巢縣國共三上將——馮玉祥、張治中、李克農等，都出生于此，真可謂將星璀璨。這里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之所，歷代賢人高士層出不窮，上古高人許由、巢父臥牛山隱居，留下洗耳池；周靈王太子喬紫薇山修道，留下王喬洞；歐冶子入冶父山鑄劍，該山因人而名；西漢文翁入蜀辦學、百世流芳；東漢大科學家王蕃制渾天儀，撰《渾天圖記》、《渾天象注》，為天文學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異人左慈，實際是一位大魔術家；魏晉時期廬江何氏一門學者輩出、名重一時，私家著史，成效斐然。這里誕生出《孔雀東南飛》的凄美哀婉，也有過張籍、張孝祥的悲憫與憤世。唐宋文化大繁榮時期，這里的名山勝跡曾吸引過無數文人墨客，留下了劉禹錫的《陋室銘》、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米芾的《寶晉齋法帖》、杜牧、李清照的烏江霸王祠詩詠等等。到了近代，由于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社會的急劇轉型，又產生出一大批具有近代意識和近代眼光的知識分子：合肥三怪（王尚辰、徐子苓、朱景昭）及其詩文、蒯德模、蒯德標、蒯光典兄弟父子及其《蒯氏四種》、吳保初、劉體仁、吳旸谷、倪映典、朱蘊山……。這里所列，均只是犖犖大者，但已經琳瑯滿目，熠熠生輝。

再從地名文化來看，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環巢湖流域，由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歷代文人雅士的歌吟流連，在地方史志中留存了大量的湖山勝景。我們耳熟能詳的就有清代嘉慶《廬州府志》中的“廬陽八景”：蜀山雪霽、淮浦春融、鎮淮角韻、梵剎鐘聲、藏舟草色、教弩松蔭、巢湖夜月、四頂朝霞；康熙《巢縣志》中的“巢湖十景”：大秀晴云、焦湖秋月、金庭曲水、王喬仙洞、半湯溫泉、浮丘釣臺、洗耳芳池、牛山晚眺、云閣覽勝、芙蓉翠靄；光緒《廬江縣志》中的“廬江八景”：冶父晴嵐、金牛晚眺、青簾漁火、水濂雨聲、繡溪春漲、黃陂夏蓮、鳳臺秋月、白石冬雪；等等。均配有雕版的美景形勝圖。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些景點，有存有廢。

作為一個有心人，王建博士在本書“導言”中，開宗明義即提出：

“合肥居八皖之中，臨肥河之交處，據華東之腹地，列江淮之首郡。其歷史悠久，風云跌宕，榮枯盛衰，吟詠甚多。此次詩詞整理博采廣收，遠及三代，中搜唐宋，近錄明清，多為名人、賢人、雅人、君子之著。分六大系列，即地脈靈根、名家行吟、人文遺跡、云山秀姿、智水煙波、祠塔廟觀等予以展現，每系列之下又有若干專題構成。”

他所以要編撰這部《古詩詞中的合肥》，就是以各類與合肥相關的古詩詞、注釋及附錄來宣傳合肥，介紹合作，理解合肥，可為文史工作者參考，熱愛傳統文化者賞析。其志可嘉，其行可許。

從書中六大系列的內容來看，地脈靈根，下分兩大子欄目：合肥、廬州，即是按地緣演化收錄，由小及大，由中心及外延。名家行吟，則收錄了宋玉、庾信、宋之問、李白、杜荀鶴、包拯、王安石、蘇軾、周邦彥、陸游、姜夔、薩都剌、劉基（劉伯溫）、王守仁（王陽明）、蔡悉、龔鼎孳、顧媚、李天馥、李孚青、袁枚、黃景仁、左輔、李鴻章、劉銘傳等24位，他們都是歷史上的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和詩人，有的籍貫合肥（廬州），從家鄉走出去建功立業，如合肥三公包拯、蔡悉、李鴻章；有的久負盛名，或來此為官造福一方，如左輔、周邦彥，或江湖漂泊感念合肥容留，如姜夔、顧媚；更多的是路過行吟，為大好山水留下千古絕唱。

這在后面四大系列——人文遺跡、云山秀姿、智水煙波、祠塔廟觀中，體現的更為充沛。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在這四大系列里題詠的詩人，無論是本籍還是客籍，有的也許沒有顯赫的官位和名聲，但他們也都是當時的一方俊彥，懷著對廬州（合肥）山水的無限眷念和滿腔熱愛，留下自己的心語和酬唱，讓這塊熱土上的地名和景點，活靈活現地成為人們口口相傳的活體記憶；而這些詩詞歌詠數量之多，令人驚嘆。據本書作者記敘，經他所選錄各種體裁之古詩詞，如古詩、古風、古絕、古歌、古謠以及近體各類律絕等，共計有249人次499篇，搜集之廣、數量之多，為現今之最。這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一書在手，可以遍覽上起三代下及明清所有與合肥古地名有關的詩詞，了解它們的過往和典故，既增長見聞，又獲得賞心悅目美的享受。

有詩的地方，就有美景和向往；有詩的地方，就有情，就有愛，就有家；人，需要詩意的棲居。通過這些歷朝歷代、歲月積累而留存下來對于合肥古地名的詠贊，我們可以更加有理由認為：古城合肥，是一座充滿著詩情畫意和濃郁人文情懷的歷史文化名城。

本書的第二大特色是它的附錄部分，作者通過收錄與每一個系列專題有關的史料和文獻，以補充介紹該專題有關的背景。這些附錄的內容和題材，搜集范圍亦很廣泛。如“地脈靈根”第一欄目合肥，附錄五篇：一、合肥（建置沿革）；二、朱弦《（合肥）八景說》；三、李天馥：《重修合肥縣儒學記》；四、宋濂：《跋合肥令呂君新刻〈孝經集注〉后》；五、劉昆：《重修合肥縣學碑記》；它們或載于《合肥縣志》，或本身就以石刻碑銘留存于世。

除第一篇外，其余四篇作者均與合肥大有淵源，朱弦為廬州府學正，雖不是合肥人，但他對于合肥的山川草木極有感情，在認真仔細研究探訪之后，寫出這篇著名的《八景說》，文采斐然，為合肥的地方文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宋濂是明朝開國文臣之首，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以精研《孝經》著名，輔佐朱元璋，主張以孝治天下。他這篇《跋合肥令呂君新刻〈孝經集注〉后》，就是為老友呂燧出任合肥縣令，刊刻《孝經集注》于廬州學宮而作的。期許老友大亂初定，以儒風教化百姓。清初合肥同樣經歷了戰亂兵燹，康熙十九年，新任合肥知縣范時著來到合肥，賑濟災民，招撫流亡，兩年后“政成民安，乃大修儒學”，開始修復學宮，康熙朝合肥籍大學士李天馥回鄉，目睹此事，極為高興，寫下了《重修合肥縣儒學記》，“記鳩工庀材之事、述規制、存故實以貽來者”。

廬州居民歷來倡導詩書傳家，合肥城里私塾館舍就有幾十家。但能夠進入官辦的縣學學習，仍是許多家長夢寐以求的。然而合肥縣學到了清朝初年已經不復存在，僅存一些遺跡。乾隆45年（1780年），合肥縣令劉昆打算重修縣學，不料原先的縣學基址已經蓋上了民居，并已經百年有余。按理這里是官府的土地，可以令其拆除。但這位親民的縣令，考慮到居民“一經拆毀，難以容身”，便讓在原先縣學位置上蓋房的黃盛遠、劉維新、劉邁群三戶人家，分別捐出數額不等的銀兩，他和衙署各料佐，也各自捐出養廉銀，共集資5000兩，在原位置的前面重新修建了一所縣學，并立碑紀念，劉昆親自動筆，撰寫了這篇碑記。

這一欄目，僅僅通過五篇附錄，我們即可對合肥歷史上的官紳百姓重教興學的文脈傳承，有了清晰的認識。接下來，在“廬州”一覽附錄三篇：一、廬州（建置沿革）；二、姚鼐：《廬州府志序》；三、喬宇：《廬州府修城記》。第一篇體例如前，與后兩篇連讀，可以讓讀者對廬州府的建置概況有一個基本了解。尤其是姚鼐在《廬州府志序》里率先提出，合肥最適宜做安徽省會：“廬州居江、淮之間，湖山環匯，最為雄郡。余嘗謂國家因明季舊制，臨江建安徽省治，官府建牙，官舍吏廨，成立百余年，不可猝移耳。若以地勢寬平，原顯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衙），未有宜于合肥者也。”這里，我們不禁要對這位“桐城派三祖”集大成者的獨到眼光由衷地欽佩。

其它系列的附錄文獻，作者也是有針對性地加以收集。如“名家行吟”，“李白”條目下附錄后晉劉晌、北宋歐陽修分別寫的兩篇《李白傳》，角度不同，見仁見智。對于合肥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包青天”包拯，則重點附錄了潘恕《重修包公書院及》、周必達《跋包孝肅公帖后》、張瀚《包孝肅公奠文》、林至《包公孝肅墓記》四篇，讓讀者更多地了解這位千古名臣的方方面面。再如對于各大景點的文獻附錄，也是盡量圍繞重點加以烘托，如教弩臺，附《教弩松蔭》；稻香樓，附許自俊《稻香樓詩集序》；鎮淮樓，附楊廉《重建鎮淮樓記》等等。這樣就大為豐富和充實了各個古地名古景點的背景知識。

本書的第三大特色，是對于書中每一位詩詞作者的身份和來歷，盡最大可能做了考訂和介紹。書中所列的二百多位作者，生活在各個朝代、來自各個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身份，由于年代的久遠，有很多名不見經傳。王建博士在這方面孜孜不倦，搜集梳理，著實下了不少功夫。盡管還有一些疏漏和存疑，有的作者確實無考，但這已經是得來不易的成果了。同時，他還對書中載錄的古詩文本身，盡量做了一些注釋，這也是值得稱道的。

綜上所述，這本《古詩詞中的合肥》，讓我們在古詩詞的視野中，打開了認識合肥、了解合肥的又一扇窗口，讓我們對大合肥看不盡的好山好水、講不完的地名典故、及其所蘊含的深厚綿長的合肥歷史文化，有了更為深刻和真切的體認；從而引發我們愈加喜歡、熱愛這座城市，并愿意為她美好的明天，努力做出自己的貢獻。是為序。

2021年9月10日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博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