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這篇文學作品，是繼《臨汾老漢之一》后的又一大作。重點論述了法顯歸國后所做的幾大貢獻，其中有作者自己研究的觀點，填補了研法顯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空白，如“為何說法顯是東晉人、沒能回到家鄉的原因”、建設“龍華寺”、譯經“頓悟說”等。可謂是既嚴謹又務實，雖接近于學術性研究論文，但文中并沒有太多的專業術語，讀起來不乏味，有種舒服之感。據悉，為查閱相關研究史料，作者自掏腰包購買了一些專家學者所研究的資料和書籍，并查閱大量史料，在某些方面進行了針對性研究。可以說是一篇專業的研究論文。

本文由慕洋洋老師全文播講，使之更加完美。也歡迎讀者留下您的看法。

馮春海

2021.8.13

臨汾歷史上有這樣一位厲害老漢，他叫法顯。法顯79歲回到漢地，到88歲圓寂，建立了影響深遠的“三大功業”---楊治平

目 錄：

二、法顯79歲回到漢地，到88歲圓寂，建立了影響深遠的“三大功業”（本文）

三、“堯”是臨汾歷史上獲得贊譽度最高的人物，這之后恐怕要算法顯（待寫）

四、法顯“之于臨汾的危機”是許多人不知道法顯是臨汾人，當然談不上打好“法顯牌”，臨汾有責任守護好法顯的“臨汾籍貫”（待寫）

（全文共四節，這是第二節）

播講人：央視 慕洋洋

度盡劫波今猶在，抖擻精神再出發。 公元412年，法顯在西行14年后，歷盡千辛萬苦，終于 從天竺回到了漢地。當時的漢地是“一地兩朝”，仍然分裂為南朝和北朝。他回到的不是祖籍平陽所在的祖國，也不是西行出發地長安所屬的北朝。他搭乘的商船在 青島牢山（今嶗山）登陸，青島當時隸屬于青州長廣郡（當時“州”的行政規格高于郡縣），青州歸南朝的東晉政權統治，這是 東晉義熙八年的事。 法顯后來就生活并圓寂在了東晉。最早給法顯做傳的僧人是南朝梁國人僧佑（高僧），梁國與東晉是傳承關系，在 為法顯所作的傳記中，梁僧佑明確記作法顯是東晉人。后來史書有關法顯生活的時代就按東晉說了。

法顯不顧年邁體衰，行程超過十萬八千里，歷經三十多個國家，只爭朝夕，矢志要回到自己的祖國去，已經到了東土漢地，到了家門口， 為什么不回平陽臨汾？又為什么不回長安去？

法顯西天取經路線圖（黑色字體為原地名，紅色字體為現代地名）

法顯是一個“儀軌整肅”的高僧，后來又成了律經大師，給人似乎是刻薄寡恩的印象。然而從法顯留下的傳記看，他不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法顯不僅佛教的使命感很強，家鄉的情節也很濃。在斯里蘭卡時，他看到一把來自“晉地”（指東晉）的白絹扇，竟然觸景生情，“不覺凄然，淚下滿目”。他乘坐的船只在青島靠岸時，看到陸地上生長的在老家平陽一帶也有的“藜藿菜”，也就是“灰灰菜”，用“依然”來表述，“知是漢地”，感到很激動。法顯登陸以后，從青島到了彭城，即今天的徐州，這里是回家較近的地方，法顯在自傳中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 “遠離諸師久，欲趣（去）長安”，還是想回到汾（河）渭（河）平原所在的老家和長期住錫的寺院去。

法顯終究沒有回去。除了他自己講的，當時在徐州“所營事重”，也就是從事的工作脫不開身等個人原因外， 兩邊的政權對立，國土分裂，他也不容易回去了。當時的南北兩朝還處于戰爭狀態，在法顯回國前兩年，山東半島還屬于北朝的南燕政權，后來才歸了東晉。當然其中的因素，也與法顯不再是普通僧侶，成了高僧大德甚至被人稱作“佛”有關。他從青島一上岸，崇奉佛法的長廣郡太守李疑就親自到海邊迎接，法顯受到“熱情款待”，在彭城，他又受到 徐州刺史劉道憐“一冬一夏”的供養，而且賦予了重任。

從當時東晉和長安的情況看，法顯也不需要回去了。南朝的東晉政權，與北朝比，相對統一，而且安定。這時的東晉早已不是先秦時期的“荒蠻之地”。北朝的戰亂，從西晉“八王之亂”引起的“衣冠南渡”起，到劇烈動蕩的“五胡亂華”，把北方大量的漢族人口都趕到了南方，這是中國歷史上記載最早的一輪大規模南下移民潮。南下移民中，包括大量擁有知識文化和社會財富的士族階層。中國歷史強調正統性，這時的東晉政權，在中國歷史紀年中，已經占據了正統地位，當時即使北朝發生的一些大事，史家也用東晉皇帝的年號來記載。另外，還有很重要一點是，當時東晉的佛教文化與北朝一樣興盛。唐代詩人杜牧有句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比較客觀的描述了當時的狀況。世事就是這么湊巧，恰在法顯登陸后不久，法顯要去的長安，佛教僧團的情況有了大的變化，西域來的高僧鳩摩羅什入滅，佛陀跋陀羅被排斥到了南朝。法顯對重回長安不抱希望，當然再回平陽也就無從談起了。

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北朝的佛教中心是長安即今天的西安，南朝的佛教中心是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法顯在去天竺的途中，曾與之伴隨過的智嚴、寶云兩位僧人，早已返回，在法顯歸國之前到了建康道場寺。 法顯在徐州“夏坐”以后，不再“爭取”葉落歸根，決心留在了南朝。

法顯西行圖（網絡查到的最早畫像）

在南朝，近八十歲的法顯，又“整裝再出發”，向著佛教文化中心建康躑躅前行，開啟了自己歸國以后的“創業之旅”。從青島登陸到彭城，再從彭城到建康道場寺，直至荊州辛寺圓寂， 法顯大致用了7年時間，建立了“三大方面的功業”，了卻了心中的夙愿，終于沒有辜負佛教事業賦予的神圣使命。

第一大功業是主持修建龍華寺。法顯從青島到南京走了一年多，其中在徐州停留的時間最長。徐州當時叫彭城，是“北方鎖鑰，南方門戶”，戰略位置非常重要，中國有句成語叫“逐鹿中原”，徐州就是中原地區“逐鹿”的一個節點。在法顯歸國的時候，住守徐州的最高軍事長官是刺史劉道憐，他是南朝后來滅掉東晉建立宋國的皇帝劉裕的弟弟。劉道憐與青州長廣郡太守李疑一樣崇奉佛法。在劉道憐的支持下，法顯在徐州北部的桓山，主持修建了具有天竺風格的龍華寺。

龍華寺在中國佛教寺廟建設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以至于后來全國一些地方的佛教寺廟都叫龍華寺。它被有關專家學者稱為 中國歷史上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寺廟。后來我們看到的許多佛教寺廟，都有它的影子。龍華寺建成后，約一百來年，《水經注》的作者酈道元隨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巡游了龍華寺，他們看到的是一座莊嚴、規整、宏闊，天竺風格很濃的寺廟，酈道元在《水經注》中給予了高度評價，并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評價法顯 “持龍華圖，首創此制”， “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法顯按照他從天竺帶回的佛教寺廟圖主持施工。同時，也按照他在天竺學到的佛教戒律制定了寺廟和僧人的“規章管理制度”。

龍華寺（網絡近代建設的寺院圖）

我們講龍華寺充分體現了 天竺風格，不僅僅是外觀形式上具有天竺元素，更是因為它在建設上有一些根本性的佛學要件。據專家學者研究，龍華寺明顯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 寺廟建設與山體石窟融為一體。在天竺，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據說法顯之后北魏時期開鑿修建的大同云崗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都受此影響。二是明確 寺廟山門朝西開，表示心向佛祖。三是整個 寺廟形成從三門殿、彌勒殿到大雄寶殿的中軸規制。四是按照 法顯西行帶回的釋迦牟尼佛像和彌勒佛畫像塑造寺廟佛像。五是 把西行帶回的“持石”，據研究應該是佛教的圣物如佛舍利之類， 鑲嵌供奉于寺院中。六是形成普通信眾廣泛參拜寺廟的 “龍華會”，俗稱“廟會”。

建筑是文化的有形體現，它的示范、引導、交流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鑒真和尚對中日友好影響大，聲譽高，其中一點，就是他東渡日本后，在奈良，主持修建了具有唐代風格的唐招提寺。幸運的是直到現在，這座寺廟還比較完整地保留著，而且是日本律宗的大本山。可惜法顯主持修建的龍華寺，后來遇到幾次滅佛運動，以及中原戰亂頻仍，世事變遷，滄海桑田，原址僅留下石刻等少量遺存，原來的風貌早已蕩然無存了，但是，他的這一功業是不可磨滅的。法顯把他從天竺負重帶回的除經書以外的許多物飾，如寺廟佛跡圖畫、佛像、持石等有形和無形的很多東西，都貢獻運用到龍華寺的建設中。法顯當年的心緒應該是充實快慰的，這也可能是他在自傳中講自己在徐州“所營事重”的一個重要原由。

第二大功業是撰寫了《佛國記》。法顯到了南京，住錫道場寺，開始潛心翻譯帶回的佛教經卷。他一開始并無意寫作西行傳記，認為太費功夫，這也符合他做事低調，不好樹碑立傳的性格。但是，在當時來說，法顯西行，在佛教界和社會上影響很大，因為他的行為屬于 “創辟荒途，陸海并遵”之舉。他西行的經歷，佛國的情況，是許多人迫切想了解的。中國又是一個重視史志記述的國度，東晉時，這種氛圍已很濃厚。許多僧人和官員要求他做一下這項工作。

據學者研究，法顯在兩位佛學大師慧遠、慧觀的請求下，先是完成了一個初稿，被認為太簡略，只好“詳寫”，最終完成了這部帶有自傳性質的西行記。盡管法顯再一次的寫作比上一次已經算是很詳細了，但是與后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比，還是粗略的多，甚至連題目也沒寫，以至后世為該書起的書名達11個之多，但多還是稱作《佛國記》，也有人稱作《法顯傳》。造化弄人，套用一句古人的話叫“無心插柳柳成蔭”，法顯的這部書，竟然成為奠定他功業的重要事項之一，不僅確立了法顯“中國西天取經第一人”的地位，而且使法顯在后世的諸多領域有了廣泛的影響力。 社會上許多人了解法顯，正是從《佛國記》開始的。法顯的這一行為，也給后來西行的求法僧，如唐玄奘、義凈等僧侶，起到了表率作用，約230年后，唐玄奘西游結束回到長安，寫下了《大唐西域記》，又26年后，也是在唐代，義凈法師西行天竺歸來，寫下了《南海寄歸內法傳》。

《佛國記》僅有13000余字，簡明扼要的記錄了法顯西行的經歷。文中窺一斑而知全豹的反映了當時中國佛教發展的狀況， 系統完整的展現了古印度和西域及中亞、南亞甚至還有東南亞地區的宗教現狀、佛教圣跡、風土民情、山河地貌，比較難得的全景式記錄了印度洋、太平洋、南海、東海的航海行程。 《佛國記》擲地有聲的語言文字，有料有溫度，猶如篆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一樣，在中外交通史，中外地理史，中外交流史，中外航海史和世界佛教史等方面的價值很大。《佛國記》從十九世紀起，已被翻譯成至少5種語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

《佛國記》的應用十分廣泛。我們知道，《水經注》是中國歷史上一部很重要的地理書籍，在《水經注》中，作者酈道元引用了《佛國記》中的記載至少20余處，這也是法顯能夠得到酈道元高度評價的原因之一。在那個時候， 大航海還沒有用上指南針，《佛國記》告訴我們，舵手如何依據原始的天文知識， 使用牽星術，確定方位，導引航向。印度、斯里蘭卡等中亞、南亞國家的歷史學家和佛學家，在研究整理本國的歷史和佛教史時，《佛國記》更是重要參考，因為在他們的歷史上，除佛祖釋迦牟尼外，很少有人像法顯一樣完整行走了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等古天竺的各個部分，之后又到了獅子國，即今天的斯里蘭卡，而且行程記錄又真實可信。印度有歷史學家講： 如果沒有《佛國記》，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在我們看來不可思議的現象呢？因為在天竺，由于文化傳統和宗教的原因，人們不重視現世而重視來世，不重視物質而重視精神，一般不會有意識的對經歷的事情進行記述和保存。即使在法顯西行的那個時期，天竺屬于繁榮昌盛的笈多王朝統治，也缺少甚至沒有文獻史料。如此種種因素，造成后世不僅僅是歷史學家，包括佛學家、地理學家等等，在系統梳理和研究考證歷史事件和文物古跡時，《佛國記》都是極為重要的文獻史料，被人們視為珍寶。據說現在的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許多佛教圣跡的再現，相當程度上依據的都是法顯和玄奘、義凈這些求法僧的回憶錄。正是因為《佛國記》有這樣巨大的價值，法顯的影響力才能超出佛教界，超出國度，為諸多方面廣泛認同。目前看，《佛國記》的影響，還會隨著歷史長河的流淌一直延續下去。現在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法顯不僅是歷史上完整行走 “一帶一路”的第一人，而且《佛國記》,對“一帶一路”的旅程有清晰的描繪，這給踐行“一帶一路”的后人，是精神上的強大指引。

第三大功業是對佛學的貢獻。法顯在佛學上的貢獻，根據作者涉獵到的專家學者關于法顯的研究，主要有三點，一是取回了11部經書，其價值意義非常大。二是開創了漢人直譯（梵文）佛經的先河，并且翻譯了多部重要佛經著作。三是在佛學上廣有建樹。

這里先講第一點。 法顯取回的11部經卷中，有四部屬于律經方面的經書，這也是他西行求法的主要目的。要知道在 法顯西行之前，漢地沒有一部完整的律經。不僅如此，在 中國佛教現存的四大部律藏中，法顯一人取回的就占了其中的兩部。在世界佛教現存文獻中，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律經有六種，其中有四種以漢譯本的形態存在，在這四種中，有兩種是法顯取回譯成漢文的。 如果沒有法顯，今天的佛教文獻中，這兩種律經就可能已經失傳了。在同樣與臨汾有關聯，被視為國家圖書館 “四大藏書”之一的“趙城金藏”中，有三部經書由法顯當年取回并保存至今，其中一部，明確標記由法顯翻譯（見圖），這也是冥冥之中法顯對老家的報答吧。

金刻本法顯譯《大般涅槃經》上中下三卷（趙城金藏真跡復制）

第二點是法顯的 譯經功業。他在這方面的功業也很大。法顯首先是作為 “漢人直譯佛經第一人”的身份而名垂青史。從《佛國記》的漢語表述看，法顯的漢語文言水平是很高的，從他西行求法過程中的史料看，法顯的梵文、巴利語水平也不低，加上他的佛學造詣和在求法過程中對佛教圣跡的體察感悟，以及西行過程中與天竺高僧大德的學習交流，法顯的譯經水平屬于上乘了。著名印度學家季羨林對法顯的譯經水平評價很高。認為法顯：既通梵語，又善華言，譯起經……既不傷文，也不傷質。 法顯把他人生最后的時光都獻給了譯經事業，他是在湖北荊州辛寺，翻譯從斯里蘭卡帶回的《彌沙塞律》時，未及完成而圓寂的。南朝梁僧佑的《出三藏記集》說： “法顯眾經多譯，唯《彌沙塞律》一部未及譯出而亡”。據研究，法顯從回國到圓寂， 獨立或合作翻譯經書達六部63卷，共100多萬字，這對于一個80多歲的老人來說，是何等不易。在那個年代，中國的佛教領軍人物和譯經主持者中，不少是來自西域的僧侶，其中一位叫佛駝跋駝羅，與佛祖釋迦牟尼是同族，也是法顯的一位重要譯經合作者。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摩訶僧祗律》二十八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摩訶僧祗律》三十七

第三點是法顯在佛學上的建樹。法顯在漢傳佛教史上，人們習慣對比的是唐朝的玄奘，似乎法顯在佛學上的建樹不如玄奘，人們所以有這種印象，一是受小說《西游記》的影響，再一個是不了解兩人的情況。法顯西行是漢地求法僧的拓荒之旅，取經的困難要多得多，精神上也落寞無助地多。唐玄奘無論是西行還是回程，都得到了佛教界和官方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在他43歲時回到唐朝，正值年富力強，到62歲去世，有19年時間潛心佛學。加之玄奘遇到的又是千古名君唐太宗李世民和一代英主武則天，其中還有唐高宗李治，而且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如李世民和李治，父子二人同為玄奘的一部譯作寫序，史稱“二圣序”。那時的唐玄奘，在長安城是高徒滿門，名家環繞，他撰寫一篇佛學碑文，都能有大書法家褚遂良謄抄，玄奘也寫了回憶錄（《大唐西域記》)，但不是自己一筆一劃寫來，而是口述以后，由著名的辯機大師記錄整理而成。唐玄奘據有的這些“平臺”，不是法顯能夠相比的。法顯回國以后，僅有7年光陰，而且是老邁年紀，什么事情都要身體力行，青燈孤憤。但是，他在佛學上的建樹，一樣是巨大的：

——法顯住錫南京道場寺后不久，受僧友也是山西老鄉的佛教大師慧遠之邀上了廬山，并且停留了一個時期，在這里，他以漢地律學大師的身份，后人也有說他是 “中國佛教律師第一人”， 參與了有關佛門律學的“制度”建設，大大完善了漢地因律藏殘缺造成的佛門“規矩”不健全問題。

——雖然說，法顯在佛學上沒有像玄奘一樣開宗立派，不是宗派祖師，但是，他有一個很大的功績至今為佛學界廣泛認同，就是他 取回并主持譯出了《大般泥洹經》。這部經書的翻譯和傳播，在當時佛教界是一件大事。據史料，僅翻譯工作，就有250人參與。這部經書宣揚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思想，與儒家文化宣傳的“人之初，性本善”相暗合。從這部佛經譯出開始，在中國佛學界，開始 形成了影響深遠的“佛性論”。“佛性論”的思想， 有力推動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中國大藏經主編杜繼文甚至認為“佛性論”的宣揚， “成為隋唐以后中國佛教的主導意識”。在印度佛教中國化這一進程中， 佛教與儒教、道教取得了統一，在東土漢地上，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法顯作為取回、翻譯，并向廣大僧眾傳授 “一切眾生能夠悉成平等如來法身”佛教觀的先驅者之一，其功德，是不可限量的。

——佛學由于太過深奧，修行的過程太過艱巨，使許多人面對佛教而心生畏懼。國學大師季羨林認為： “法顯對大乘教義在中國的發展，特別是頓悟說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法顯西行》的作者，上海師范大學的陳大偉教授認為：法顯和佛陀跋陀羅共同譯出從天竺獲得的 《雜阿毗心論》，妥善解決了學習佛教過程中對義理掌握的詳簡之爭，法顯對毗曇學的傳譯有很大貢獻，大大推動了當時中土毗曇學的發展，為此后中國唯識學的傳播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總而言之，法顯在中國佛教史上的貢獻是巨大的，季羨林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一書中認為： 法顯在中國佛教史上真正開了一個新紀元，甚至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后續之三）

下節講述：

“堯”是臨汾歷史上獲得贊譽度最高的人物，這之后恐怕要算法顯。

作者簡介：

楊治平，男，漢族，1962年3月生，山西襄汾人，大學學歷，歷史學學士，1982年9月參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臨汾市政府副市長，現任臨汾市人大常委會一級巡視員。

播講人簡介：

慕洋洋， 中華文化促進會主持人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 北京開放大學影視藝術學院播音主持專科特聘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