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觀新創徽劇《包公出山》有感

翁 飛

包拯為北宋一代名臣，千百年來，一直以廉潔奉公、剛正不阿的清官形象載于史冊。他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英明決斷，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敢于冒犯權臣執法如山。當時京師汴梁流傳著“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民謠。“龍圖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臨政無阿；杲杲清名，萬古不磨。”這世代傳誦的詩句，更表達了人民對包拯的崇高贊譽。民間將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文曲星轉世，且斷案如神，故有“包青天”美名。

歷史上真實的包拯作為法官判案，只有在天長縣知縣任上的“牛舌案”，還有任開封府尹時不畏權貴整治河道等少數案例。他的仕途履歷，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財政稅收的經濟領域，曾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轉運使、陜西轉運使、河北轉運使、三司戶部副使、權三司使、三司使等國家財政部門的官員，據宋史研究權威、安徽師大楊國宜教授在《包拯集校注》（黃山書社1999年6月版）的初略統計，包拯在經濟方面的奏疏文字占了全部奏疏的40%左右。由于北宋政府已經出現了“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費的財政困難，包拯關心國計民生，提出很多興利除弊的財稅改革主張，并且為此多次上疏，甚至不惜犯言直諫，彈劾貪官污吏。關心國計民生、與反貪倡廉，是包拯民本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正因此，包拯才能作為一個愛民護國的千古清官，活在人民心中。

至于家喻戶曉的“陳州放糧”，則是根據古典名著《三俠五義》里的故事演化而來，并被改編成京劇折子戲《打鑾駕》、《鍘龐昱》（又名《鍘國舅》）、川劇《打鑾清官》、漢劇《打金鑾》、以及滇劇、湘劇、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豫劇等多種劇目，膾炙人口。這也說明了，藝術的塑造性和歷史的真實性，是可以互相關聯溝通的，就像史學名著《三國志》和文學名著《三國演義》，同樣具有不朽的生命力。當然，一部優秀的歷史劇作，一定要深深植根于歷史的真實性之中。

安徽省徽京劇院的新創徽劇《包公出山》就是這樣一部佳作。故事主要取材于關漢卿的元雜劇《包待制三勘蝴蝶夢》，這也是一出家喻戶曉的重頭包公戲。元劇的劇情是：“皇親葛彪橫行霸道。一天，他在街上無端撞死王老漢，竟揚長而去。王老漢三個兒子激怒之下，圍住葛彪痛毆，失手把他打死，被抓入官府，按律須償命。包拯在審問時，查明是葛彪行兇在前，王家三兄弟痛毆于后，又看到三兄弟爭相自認殺手，而王母更請求包公寬恕王老漢前妻兩個兒子，由她親生兒子抵罪。包公十分感動，想起他在夢境里曾經救活了一支落入蛛網的小蝴蝶，動了惻隱之心，于是殺了偷馬賊趙頑驢代王三兒償命，又嘉獎了王母，令全家團圓。”

而徽京劇院的新創徽劇《包公出山》則做了獨具匠心的改編創作。首先，編劇把故事發生的歷史場景定格在包拯中進士后辭官不就、歸鄉事親直至父母雙亡、守孝十余年、終于39歲離開故鄉、重新踏上仕途這段時期。正是在這十余年中，包公明確了一生仕官之準則、方向。所以劇中不但要表現包公之“孝”，更要突出他的“道”——為官處事之道。在廣泛閱讀、深入思考后，編劇特別注意到：包拯自述情懷的《明志詩》，這是包公踏上仕途后存世的唯一一首詩作：“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他認為：其中“直道”二字，便是詩眼，是包公存身、立足、仕官、事君之本。也是本劇的主題、主旨所在。

其次，為了襯托歷史場景的真實性，編劇又請來兩位歷史人物登上舞臺，包拯的恩師劉筠和同學好友文彥博。

劉筠（971～1031），字子儀，河北大名府人。二十七歲時考中進士，走上仕途。同時，他也是一位詩人、學者，剛剛出道，就被著名詩人楊億欣賞舉拔，以一后學，很快就與楊億齊名，世稱“楊劉”。后來又被選為翰林學士，參與皇家最重要的文化工程：編修《圖經》、《冊府元龜》等。宋史上對于劉筠的記載：“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茍合，遇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禁院即翰林院，貢部是主管科舉的部門，劉筠三次主掌貢部，對科舉制度做出一個空前而重大的改革。他認為科舉目的是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不能只關注文墨。必須打破唐代以來進士考試側重詩賦的傳統，改為以考策論為主。這個改革，給宋代社會政治帶來很大進步，為國家選撥了許多優秀人才，比如后來的包拯、三蘇父子、王安石等宋代的良臣，都得益于此。劉筠曾兩度外放地方官，到任地方都是廬州，正是在風景秀麗的香花墩，他慧眼識才，發現了埋頭苦讀的青年包拯。宋仁宗天圣五年，包拯參加進士考試，恰巧遇上劉筠第三次擔任主考官，包拯一舉上榜。劉筠喜愛廬州，終老后在廬江建造墓室歸葬于此。因此，編劇把包拯接手恩師劉筠交付的一樁公案，作為“包公出山”的背景，于情于理都能說得通。

然而，長期的鄉野生活使包拯不能馬上適應波譎云詭的官場，原以為一腔熱血就能換來卓越功績，“直道而行”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這從劇中眾人口中“包犟子”的戲稱就能看出。于是他的另一位同學、至交好友文彥博（1006～1097）就出場了。

在文彥博著的《潞公集》里，有《寄友人包兼濟拯》律詩一首：

締交何止號如龍，發篋疇年絳帳同，

方領聚游多雅致，幅巾佳論有清風。

名高闕里二三子，學繼臺城百六公，

別后愈知昆氣大，可能持久在江東。

詩的字里行間，充分描述了二人之間的深厚情誼和文采風流。兩人同學伴游，談古論今，包拯字希仁，傳記中說他字“希文”，世人一般不知他還有“兼濟”之名，文彥博詩題用“兼濟”二字，足見相知之深。交情的延伸，就是文、包兩家結為兒女親家。在1973年出土的包氏家族墓園墓志銘中， 包拯次子包綬墓志銘里有“再娶故相太師潞國公之女文氏”字樣，這位“故相太師潞國公”正是文彥博的最高官銜，指明了包綬是文彥博的東床佳婿。

劉筠和文彥博，是兩位北宋大名臣，他們的登臺，對于劇情的起落波折、和包拯的“直道”為官斷案，起到了極好的烘托作用。

在審案過程中，當包拯聽到王婆極力為大兒子、二兒子脫罪，寧愿讓小兒子為權貴以死抵命時，便呵斥王婆存心偏袒親兒，狠心讓“螟蛉之子”代為償命。待得知真相后，才感嘆“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檢討自身之余，決定幫他們脫罪，讓其一家團聚。為幫助王氏一家，包拯找到文彥博以尋對策。他認為把整件事情直書皇上，是權貴葛彪打死人在先，就能替王氏三兄弟求情，赦免他們的死罪。而深諳官場“潛規則的”文彥博，卻主張采取“迂回戰術” ，找出葛家以往的罪行作為籌碼，讓他們不敢追究此事，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初出茅廬的包拯面對處之若泰的昔日同窗、今日同僚，他思忖著、疑惑著，不斷在取“曲”還是取“直” 、 “堅持自我”還是“否定自我”的焦灼感中搖擺彷徨，就在準備放棄“堅守”時，文彥博“獻錦”一事如當頭棒喝喚醒了包拯，這個“直道天下一根筋”犟到底的“包犟子”，在實踐中重新“肯定自我”之后，又一次得到了成長的“勛章”。

如果說這件案子的復雜棘手和文彥博道出的官場“潛規則”，對包拯是一個不小的沖擊；那么恩師劉筠用實際行動對他的苦心勸誡無疑是一股巨流，把他推向了自我抉擇、審定的頂峰。公案自然還沒有解決，但文彥博卻因“獻錦”一事牽連被貶。劉筠已生退隱之心，在離開之前，用偷馬賊的尸體換得王三兄弟無恙，并安排王氏一家離開這個是非之地。面對恩師的所作所為，包拯震驚、不解，開始覺得心中的信仰似乎是那么遙不可及，開始懷疑自己的“人生準則” ，試圖調整自己的思維導向……但是，怎樣才能做到“不負朝廷”、“致君澤民”而無愧于心？“直道多不容，枉道夫豈可” ，包拯最終攻破了心中郁結的塊壘，以“不敢不守天下之直”的決心，說服了恩師劉筠，感化了王氏母子，奏上他復出審案的第一本奏疏，表彰王氏母子的大孝大愛。堅定地開啟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清官戲”所以千百年來一直成為中國老百姓愛看愛唱的傳統劇目，包拯作為清官的典型，他所奉行的“直道”就是符合民心的為官之道，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法治之道。徽劇號稱“京劇之母”，音樂唱腔優美，表演藝術豐富多彩，技藝精湛。文戲具有載歌載舞、委婉細膩其特點；武戲則粗獷、熾熱、功夫精深、善于高臺跌撲而震驚觀眾；同時以濃郁的鄉土氣息和風趣、詼諧和語言吸引著觀眾。這在《包公出山》劇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包公出山》整體上看屬于文戲，舞臺畫面凝重而不失多采多姿，具有雕塑造型的美感。飾演包公的國家一級演員董成，早在1997年擔綱新創徽劇《劉銘傳》時（我是該劇歷史顧問），就親眼見過他對藝術精益求精，每一段唱腔、每一個舞臺身段，都反復打磨幾十上百編，功夫不負有心人，該劇當年囊括國家五個一獎、曹禺戲劇獎、文化獎等一系列國家大獎，董成也一劇成名。這次他在舞臺上是徽劇的正生，從唱腔、舉止，到深度的心理道白，堪稱是爐火純青了。飾演文彥博的青年演員張凱，是劇中的小生，作為徽劇的后起之秀，他的言談舉止，在劇中也有不俗的表演，塑造出文彥博這樣一個集智慧靈巧于一身的精英官僚形象；另一位專攻老生的青年演員劉旻、飾演包拯恩師劉筠，以及專攻老旦的王喆、在劇中飾演王婆，花旦演員羅麗萍、飾演包公夫人董氏，都體顯現出深厚的功底，這也說明安徽徽京劇院在新時代順應改革大潮，著力培養戲劇新人，傳承創新，后浪推前浪，潛力無限。

安徽省徽京劇院排演出《包公出山》，契合了當下弘揚良好家風家訓、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的時代主題，有利于為我國依法治國、加強法治建設提供借鑒，有利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希望有更多的觀眾觀賞它、喜愛它。

2021年8月5日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博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