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2021年3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第293條之一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貸等產生的非法債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一）使用暴力、脅迫的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嚇、跟蹤、騷擾他人的。

我們將上述條款稱為“催收非法債務罪”。

上述“新法”實施之前，套路貸案件中涉及催收業務的，一般是按照敲詐勒索罪或者尋釁滋事罪進行定性；當然也有部分案件僅認定詐騙罪一罪的情況下，將催收行為納入套路貸案件司法解釋強調的“軟硬兼施索債”的手段行為中，不再單獨定罪。

但是，上述兩種情況都會存在一個問題：一是在全案僅認定詐騙罪一罪的情況下，部分相對獨立于放貸行為的催收手段，如果同樣認定為詐騙罪，則會導致量刑明顯畸重；二是對于辦案機關認定數罪的情況下，將部分超出詐騙罪構成要件的催收手段，單獨定性為敲詐勒索罪或尋釁滋事罪。

但是此種情況下，也會存在罪名的認定矛盾，如果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可能無法解釋部分涉案回款到底是詐騙取得？還是敲詐勒索取得？容易導致一行為及其結果被重復評價的問題。如果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因為借款人與涉案平臺之間確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將“索債”行為認定為具有“無事生非”性質的尋釁滋事罪，又明顯不妥。

基于上述考慮，立法才會增設催收非法債務罪，目的是對于涉套路貸案件中的部分催收人員，以及高利貸涉刑事案件中的部分涉案人員，更為精準的適用刑法。立法綜合考慮后，將“催收非法債務罪”的量刑控制在三年以下，故具體適用時，該罪量刑一般都會輕于敲詐勒索罪、尋釁滋事罪。

該罪增設之后，對于刑事辯護而言，有兩大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是對于正在司法程序中，辦案機關將催收行為認定為尋釁滋事罪的案件，可以要求改變定性，以“催收非法債務罪”進行定性。金律師之前處理的一起案件，一審階段法院認定尋釁滋事罪，二審階段我們以該條款做罪輕辯護。

我們通過媒體報道了解，2021年3月1日，浙江溫州市下屬人民檢察院辦理審結了首例催收非法債務案。涉案人員伙同他人多次電話恐嚇、騷擾他人，催收非法債務，檢察機關認定其行為構成催收非法債務罪。但考慮到行為人作案時未成年，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具有坦白、退贓、初犯等情節，且系在校學生，故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

二是對于部分被錯誤指控為套路貸犯罪的案件，在無法認定詐騙罪的前提下，催收非法債務罪可以作為定性的“折中”處理。

不少涉套路貸案件，案件前期辦案機關都會慣性的認定罪名為詐騙罪，但是隨著案件事實的查明、證據體系不斷完善，辦案機關在辦理或審理的過程中，發現案件并不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在案證據無法證明涉案人員存在欺騙手段、借款人存在被欺騙的事實。

此時，暫不討論非法經營罪成立與否的問題，對于比較典型的具有催收手段的放貸、催收行為，或可以考慮以催收非法債務罪進行認定，我們辦理的案件中，遇有辦案機關僅以尋釁滋事罪對全案進行定罪量刑的情況，如果以該邏輯推理，催收非法債務罪同樣可以單獨適用。

涉套路貸案件中罪名的認定是極其值得研究的問題，尤其是對于各種手段不一、危害程度不一的催收行為，到底是以一罪評價，還是超出某罪構成要件，須以數罪進行定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