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一、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為什么會出現從犯先審的情況？

對于一般的涉詐騙罪共同犯罪案件，不管是公安機關出具的《起訴意見書》，還是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時的《起訴書》，都會對涉案人員進行排序，并根據涉案人員在共同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地位，確定首要分子、主犯、從犯，作為最終的量刑依據。

法院在開庭審理刑事案件，尤其是在法庭調查的過程中，通常會按照《起訴書》指控涉案人員的順序，依次從主犯到從犯，進行發問、質證，也包括后續階段的法庭辯論。這是我們多數情況下，所見和所參與案件辯護的情況。

但是金律師最近出庭辯護的多起涉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法院審理時的典型特點是“倒著來”，先對從犯（業務員、普通員工）進行發問和調查，主犯（公司老板、總經理等負責人）反而被排在后面。

當然，刑事訴訟法并沒有規定，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必須按照主犯到從犯的審理順序。換言之，法院這樣操作并不違法，但是今天討論的一個現實問題是，法院為什么會這樣操作？

是因為審案疲勞，換個順序有新鮮感？當然不是。

金律師認為，原因主要為以下兩點：

一是因為部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起訴書指控的涉案事實有多起、案情復雜、證據繁多，先從具體負責、經手業務的業務員（從犯）進行法庭調查，更有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

第二點原因則更為重要，本質上還是因為認罪認罰的問題。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涉案人員往往眾多，因為不同涉案人員主從犯定性的不同、涉案金額認定的不同、甚至包括被指控罪名的不同，主犯和從犯之間“可期待”的量刑會有很大的差別，不少案件中的首要分子、主犯可能會重判至無期徒刑，而部分業務員往往會判緩，甚至更輕。

此時，不同角色、地位的涉案人員基于自身處境的不同，完全可能會選擇不同的辯護策略，其中包括認罪認罰的選擇。對于部分從犯而言，考慮到無罪辯護難度大，認罪認罰可能會獲得相對較輕的判罰，如果檢察機關建議量刑中已經提出適用緩刑，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完全理解部分業務員、從犯，會做出認罪認罰的辯護選擇。

對于此類從犯已經認罪認罰的案件，法院可能會選擇“倒著”審理、先審從犯，其目的是從具體指控事實、業務員參與業務的角度，以從犯的認罪認罰及其認罪認罰的事實、證據，推動全案的有罪認定。

這類審理邏輯也適用于，此類案件分案處理的情況下，法院先開庭審理業務員、從犯案件，最后審理主要責任人員、主犯案件的情況。

二、認罪認罰、從犯先審的情況下，不能降低全案的證據要求和證明標準

前已述及，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可以根據實際審理需要，調整法庭調查的先后順序，同樣可以對案件進行分案處理，先審從犯、業務員案件。但是我們強調，認定當事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核心是案件事實、證據，是基于全案證據的綜合判斷，而并非是部分涉案人員的有罪供述。此外，絕大部分案件中，主犯實施的行為往往更能體現全案的性質，是不容忽視的。

這里舉兩個案例予以說明：

1.2018年我們辦理的一起涉電信網絡詐騙案件，起訴書指控的罪名是詐騙罪，全案13名被告人中有8人認罪認罰，但是最終法院經過審理，認定全案不構成詐騙罪，涉案人員均成立尋釁滋事罪。

此時，會存在一個比較尷尬的現象，即在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的情況下，多數涉案人員已經認了詐騙罪，但是法院并沒有判決詐騙罪，對于這部分涉案人員來說，似乎有些荒唐。

但是金律師認為，這種情況下，作出判決的法院是值得贊揚的，法院沒有僅憑認罪口供、認罪認罰而敷衍案件，仍重視對案件事實、證據的實質審查，并敢于承擔居中裁判的職責，不認可《起訴書》對涉案人員的定性，尤其是在大部分涉案人員已經認罪認罰的情況下，更顯難能可貴。

當然，對于認罪認罰的涉案人員也不應當貶損，畢竟現階段的認罪認罰，對涉案人員來說還沒有完善的認罪罪名選擇機制，多數情況下還是認與不認的問題，我們也相信這類情況在司法實務中會逐步完善健全。

2.以網絡放貸案件舉例，雖然非法經營罪的適用存在溯及力問題，但是司法實務中，基于辯護的考慮，不少案件確實會存在詐騙罪與非法經營罪的爭議。

我們留意到，部分案件中放貸公司的負責人，其組織涉案人員放貸目的是為了賺取利息，是為了公司不觸犯刑律的情況下，長期經營。但是卻有少數業務員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背離公司的經營宗旨和原則，對借款人進行套路貸詐騙，甚至少數跳槽的員工，會按照其他公司的放貸模式謀取私利、與其他放貸平臺進行轉單平賬并個人收取介紹費等。此時，如果以部分業務員的供述及其部分幾筆放貸行為來看，已經完全符合套路貸的特征。

不少套路貸案件，符合詐騙放貸模式的行為可能只有少數幾筆，符合違法性（高利貸）放貸的行為占據主體，但是不少辦案機關就是因為少數幾筆放貸行為，對全案進行了詐騙罪的定性，此時則完全可能是對部分業務員的行為定性，代替了整個公司的行為模式的定性。

但是如果回歸到整個公司的放貸模式而言，仍是正常還本付息的客戶居多、逾期收取逾期利息、沒有虛假借條、沒有轉單平賬、沒有暴力催收，公司甚至會設立質檢部，對催收進行監管。此時，如果僅僅以部分業務員、部分幾起放貸行為來對全案進行定性，部分業務員又認罪認罰，辦案機關認定成立詐騙罪，則可能存在錯誤定性。

所以，我們強調，主犯的行為往往更能體現全案的性質，不能以從犯的認罪認罰，代替全案證據的綜合審查，更加不能因為認罪認罰，而降低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