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近期，金律師接觸了一起詐騙罪案件，當事人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提供“拉微信群”服務，通過多種手段獲取客戶微信等相關信息后，組建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微信群，再將微信群直接“轉讓”給他人，變更群主等相關信息，對方最終使用這些微信群進行誘導投資、喊單、網絡賭博、網絡詐騙等活動。

這起案件中，由于“拉微信群”的當事人，與涉網絡誘導投資案件的當事人存在諸多事實上的關聯性，辦案機關現階段是以詐騙罪定性。

現階段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的典型特點，是上下游犯罪鏈條復雜，主要體現為前置的推廣渠道、技術提供和幫助、服務渠道，以及后續廣義上的支付結算、洗錢渠道。新型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由于存在這樣的特點，很多關聯案件雖然并案處理，或者是由同一辦案機關管轄，但是再按照傳統的詐騙罪理論，直接將涉案人員認定為詐騙罪的共同犯罪，往往難以做到對涉案人員罪責刑相適應。因此，近年來才會增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等相關罪名。

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的行為模式，包括了“設立用于實施詐騙、傳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品等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以及“為實施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發布信息”。因此，從刑法條文上來看，僅僅提供“拉微信群”服務的可以以該罪名進行認定，法定刑最高三年，比一般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中從犯的量刑更輕。

但是司法實務中的案件都有其特殊性，案件事實也各有不同。同樣是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拉微信群”的行為模式，部分案件中行為人是獨立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員，與實施詐騙犯罪活動的經營主體之間只是業務上的合作，甚至對方將微信群具體用于何種經營活動都不完全清楚；另一部分案件中，“拉微信群”的甚至是涉電信網絡詐騙公司某個部門的員工，抑或兩個公司之間本就具有密切的經營關聯性，甚至涉案人員除了提供“拉微信群”服務之外，也參與了其他的涉案經營行為。

此時，如果辯方沒有審慎審查案件，而是一廂情愿的認為，因為有更“合適”的輕罪，我們只要簡單指出輕罪更適合本案的定性，辦案機關后續也當然會變更輕罪，控辯雙方就可能根本不在同一思維上進行溝通，結果可想而知。

因此，我們可以說，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提供“拉微信群”服務的，一般情況下，應當按照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進行處理。但是，如果一個案件中辦案機關認定的罪名是詐騙罪，認為成立詐騙罪共同犯罪，類似于前面當事人咨詢金律師的案件，此時我們應當做的，并不是單方面認為辦案機關后續一定會改變定性，而是在全面了解案件事實、證據的基礎上，厘清辦案機關的入罪思路及其主要依據的案件事實、證據，再進行針對性的辯護，以事實、證據，論證辦案機關應當變更罪名的理由。

無論是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還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其刑法條文中都有明確說明：“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因此，對于此類案件，完全可能存在重罪風險，甚至是多罪名的情況，需要格外重視。

關于“拉微信群”類涉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我們參考一起實務案例，進行辯護探討：

參考案例：董某某、趙某非法利用信息網絡一審刑事判決書，（2020）皖0811刑初135號

裁判理由：一、被告人董某某、趙某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犯罪事實。2019年2、3月份至案發，被告人董某某、趙某先后應聘至武漢ZC公司分別擔任公司負責人及后勤經理。期間，二人伙同凌某某、譚某某、萬某某、劉某某(另案處理)等人在位于XX的公司內實施拉群業務，由被告人董某某、趙某通過電腦軟件獲得大量手機號碼后提供給招募的人員，讓招募的人員撥打電話，添加機主，并將有意加入股票群的機主拉入事先準備好的微信群，待拉進微信群機主達到一定人數后，再將微信群轉賣給境外詐騙團伙牟利。至案發時，該公司已設立多個微信群。被害人李某某接到該公司人員電話后添加“周某某”微信,被“周某某”拉入“CW交流57群”，后在助理“小夏”、講師“尤某某”的引導下安裝軟件并進行充值投資。

二、被告人周某、楊某、丁某、成某某涉嫌詐騙犯罪事實。2019年9月24日，被害人劉某甲被拉進“擒牛171群”微信群，被告人周某在該微信群內冒充股票講師“金牌趨勢導師”，被告人成某某冒充助理“可可”，被告人楊某、丁某則冒充股民，吹捧講師，待劉某甲對講師信任后，引導劉某甲與助理、講師私聊并下載GTS虛擬貨幣軟件APP，后又將被害人劉某甲拉入另一微信群“孔老師先鋒體驗班25群”繼續洗腦，之后由被告人周某誘使劉某甲在該GTS平臺進行充值操作購買貨幣，并在后臺控制貨幣漲跌讓劉某甲虧錢，從而多次騙取劉某甲財物。

三、被告人郝某某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犯罪事實。2018年底，被告人郝某某在做網絡直播時與肖某(另案處理)相識。2019年9月份，被告人郝某某明知肖某搭建的GTS貨幣交易平臺是用于實施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仍應肖某要求利用肖某提供的源代碼在該平臺內添加短信驗證碼、支付模塊等系統，并通過微信收取肖某給付的報酬。

本院認為,被告人董某某、趙某設立用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通訊群組,情節嚴重,其行為構成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周某、楊某、丁某、成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結伙利用電信網絡技術手段騙取他人錢財，并具有其他嚴重情節，其行為構成詐騙罪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郝曉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為他人犯罪提供技術支持，情節嚴重，其行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關于該判例，應注意以下幾點問題：

1.本案中，董某某等涉案人員屬于典型第三方服務平臺，只提供“拉微信群”服務，在組建微信群后，將微信群轉賣給他人，不參與涉電信網絡詐騙公司的其他任何經營行為，因此最終按照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認定。

2.本案中周某等涉案人員在第（二）起案件事實中，涉虛擬貨幣投資詐騙，其成立詐騙罪的核心事實并非是誘導投資，而是涉案平臺存在后臺控制貨幣漲跌，人為操控也是此類案件中區別非法經營罪和詐騙罪的核心事實。

3.郝某某等涉案人員在第（三）起案件事實中，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該罪名經常會出現在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共同犯罪的罪名認定中，技術支持、廣告推廣、支付結算類公司及其涉案人員，在特定案件中如果被指控為詐騙犯罪，可考慮以該罪進行輕罪辯護。近年來，由于幫準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增設，不少類似案件一審判決為詐騙罪，二審最終變更罪名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量刑大幅降低，該類判例可作為刑事辯護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