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兩年，高中兩年，一晃就過去了。

轉眼到了1980年，萬物復蘇，大地回春，我和永革就在公社讀高中，記得這一年，劉少奇平反了，很多有名的文臣武將也平反了。

小學畢業時間向往的公社駐地，永革和伙伴們在這兒讀了兩年書。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上課，星期六下午回家里休息，星期天下午帶些米菜得回學校。

學校在公社駐地南邊的一個荒崗上，學生比較整齊，年齡相差2-3歲，但老師就不同了，有20來歲的毛小伙子，也有50多歲快退休的老教師，老師成分復雜，據說有右派，也有知青，有本地的，也有莆田、仙游外地的，女教師記得沒有。到高二畢業的時候，有五個班，每個班50人算，250人左右，不少了。

高一按課程學習，高二就不同了，頻繁分班，尖子班、文科班、理科班、中專班，倒騰來倒騰去，數不清的復習、考試、測驗，學校和老師掂量學生不同的成績來分班。

我記和在高二（2）班，永革在哪班呢？

1977年恢復高考，那是在1977年下半年考的，78年高（中）考在暑期，以后都在暑期了。1977年和1978年考生的生源就雜了，老三屆老高中生，老三屆初中生，以至文革中畢業的高中初中沒有修完學業的學生，從十幾歲至30歲左右，從乳臭小子到已經為人父（母），但到了1980年，學生比較統一了，應屆生和回爐生（就是往屆考不上再復讀的）。

我和永革遇上了最好的朝代，也遇上了最壞的時代。壞時代是，一出生就是文革，一上學就向工農兵（解放軍）學習，視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父母餓著肚子參加生產隊勞動，讀書階段基本屬于放羊狀態，就是簡單認識幾個中國字，再有加減乘除的算術吧。（真懷念私塾時代，那時《三字經》、《千字文》開始讀取，不知強我們多少倍，小學時還猛批《三字經》，可見，歷史往往是倒退的。）

最好的時代是，一個愛折騰的領袖去馬克思了，一切開始好起來，經濟開始復蘇，可以考試入大學、中專了（其實就是考入學校就進了保險柜，因為出來后國家包分配，就是正式干部職工了）。如果那個愛折騰的最大的老大遲死十年，我們能上學，能出來正式工作么？有時想想，命如蟲蟻，我們卑微的人生竟和某個人的生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且這人生前沒有給我們好日子，我們都在心里對他感恩戴德，歌頌他，敬仰他，他死時比喪考妣還要感痛，真是大諷刺和黑色幽默。

著名作家臧克家有詩云：“有的人活著，卻在人心中已死了，有的人死了，卻永遠活著（大意）”。為了主義，為了私利，一個站起來，幾億人仍然當奴隸，，我到了年過半百的年紀，對那些殘酷暴君暴政心中仍然充滿仇恨啊。

那個年代人們還是很單純的，從開始恢復考試，幾年間陸陸續續鄉村有人躍上了“龍門”，無穎是巨大示范效應，一朝登龍門，終生不用臉朝黃土背朝天地滾泥巴了，用客家話說，剝除谷殼，吃米了。在當時沒有打工，沒有其它晉升渠道的情況下，學校是最有光環最最耀眼的地方，也是一個“夢工廠”，每至考試一過，一個月左右知曉成績了，某某考上了，然后再過一個月，在親朋羨慕祝福的眼光下，穿著土氣的衣服，帶上簡陋的行李去上大學了，過了一年，這些土里土氣的小子（少女）回來了，腕上戴著手表，整個人是那么清潔白晳，講話也斯文了，在同鄉和低年級的學生中是那么地羨慕和崇敬啊。

永革和我考的是中專。為啥的，我們都是家庭窮，如果考大學的話一般當年考不上，考中專有取勝的把握，少復讀回爐一年，減輕了家里負擔，又可以早早出來工作，所以社會主義不是有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嗎，在我們身上就有活生生的體現。

而且考大學分文科和理科，理科一定是數學、物理、化學拔尖的（語文、政治也不能差），這個基本由學校根據你平時考試成績決定，而文科則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等，人們都說學習不好（最起碼數理化不好）的人才報文科的，故文科班學生數量龐大，但錄取率太低，而且大部分課程都要死記硬背的，也無勝算把握。考中專，記得只四門課程，政治、語文、數學、數理化綜合，一是覺得難度不會太大，二是覺得不必刻意死記硬背，三是當時考中專不用考英語課程，一看到英文（我們叫牛軛鏈，就是犁田套在牛身上的鐵鏈子，一看英文頭都大了，雖然當時考大學，英語的總分值才40分）。

永革和我考的是中專。為啥的，我們都是家庭窮，如果考大學的話一般當年考不上，考中專有取勝的把握，少復讀回爐一年，減輕了家里負擔，又可以早早出來工作，所以社會主義不是有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嗎，在我們身上就有活生生的體現。

我們是歷史洪流中微小顆粒，被滔滔洪流裹挾而行，個人命運，其實是沒有多少選擇的。

1980年6月，永革和我上了考場，考場上八個大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是的，這一場考試，人生的路徑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結果，我有幸上了中專分數線，讀了本專區的農校。

永革離錄取紅差2分，這2分決定永革以后的人生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