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病》是1926年魯迅先生寫的一篇回顧父親周伯宜（1861—1896）生病、治病、去世經過的文章，諷刺、批判了庸醫誤人的現象。文章先后提到幾位“名醫”，只是有人是真名醫、有人是假名醫罷了。

周伯宜生病與魯迅祖父周介孚犯案有關。周介孚（1838—1904），同治六年（1867年）舉人，同治十年（1871年）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知縣、內閣中書等職，光緒十九年（1893年）因科場行賄被光緒皇帝定為“斬監候”，周介孚潛逃，周伯宜被抓替父頂罪，周介孚自首后周伯宜獲釋。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周介孚被釋，光緒三十年（1904年）去世。監獄自然難比家中，條件很差，導致周伯宜營養不繼，從監獄歸家后“喜怒無常、酗酒、吸鴉片”，先是咳嗽后是咳血再是水腫，從癥狀判斷其患的應當是肺結核，周家找了兩位“名醫”為其治病。

姚芝軒、陳蓮河與何廉臣

第一位“圓而胖”，文中沒有出現這個人的名字，此人真名姚芝軒，醫術如何呢？他以“經霜三年的甘蔗”作藥引子，治療兩年后“（魯迅）父親的水腫是利（厲）害，將要不能起床……”，病沒有治好反而加重了。這時，他對魯迅說，“病是不要緊的”，但“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便又推薦了陳蓮河先生，借口是“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魯迅此時明白，“薦一個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脫離了干系”，屬金蟬脫殼之計。

姚芝軒的醫德如何呢？他出診診金是一元四角，特別出診為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去請他，非一百元不去，去了只是草草地一看，開一張方，拿了診金就走。很明顯這是一位以掙錢為目的的庸醫。姚芝軒還拉大旗作虎皮，將自己與葉天士相提并論。魯迅在文中寫道，“先前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待到遇見了什么葉天士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葉天士為清代乾隆年間的名醫，其以梧桐葉作藥引救治“鄰婦難產”屬實。

姚芝軒推薦的“陳蓮河”在魯迅眼中“長而胖”，其真名何廉臣（1861—1929），名炳元，與周伯宜同歲，何家世代行醫，其本人亦系紹興名醫。在一個世紀前，類似肺結核的病都是難癥，當時中醫西醫都難以根治，經過何廉臣的診治，周伯宜生命延長了三年，由此可以看出何廉臣醫術還是相當高的。至于魯迅在文章中戲謔他以“原配”蟋蟀一對作藥引子，則是出于抨擊庸醫而虛構的。

何廉臣對中醫藥發展傳承亦是有貢獻的。北洋政府執政時期曾將中醫排斥在正規教育之外，何廉臣與中醫界共同抗爭。何廉臣曾任中國醫學會副會長、《紹興醫藥月報》副總編，著有《濕溫時疫治療法》，編纂《全國名醫驗案類編》。難能可貴的是，何廉臣并不盲目排斥西醫，反而“廣購西醫學著作譯本，悉心研習。”

魯迅看待中醫很客觀

后來，有人據《父親的病》一文認為魯迅排斥中醫，其實并不盡然。《父親的病》一文中確實寫了多種看起來不合理的藥引來諷刺部分醫生，這與他當時的心境有關。周伯宜患病后姚芝軒治了兩年多，何廉臣治了三年多，由此可推算周伯宜生病時魯迅10歲左右，周伯宜去世時魯迅不過16歲。1925年魯迅在《自敘傳略》一文里寫道，“我到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么也沒有了；我寄居在一個親戚家里，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于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

“一場很大的變故”指的就是光緒十九年（1893年）周介孚為其大兒子及周家晚輩科場行賄而被判“斬監候”后潛逃，周伯宜被抓替父頂罪一事，周家因此敗落，這也是魯迅被寄居在親戚家里的一個重要原因。周伯宜從監獄中放出后就生了病，姚芝軒、何廉臣先后到家為其治病。魯迅根據自己為父延醫抓藥的經歷，再加上自己從小患有齒病，認為父親是被江湖庸醫給治死的，寫此文旨在揭露庸醫害人的齷齪和對封建孝道的反感。在《從胡須說到牙齒》一文中，魯迅坦陳了痛恨中醫的緣由：“其中大半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但不能據此認為魯迅否定中醫。事實上，魯迅生前曾多次用中醫藥治病，并肯定其療效及貢獻。

《魯迅日記》1912年11月10日載：“飲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6年1月22日載“晚因肩痛而飲五加皮酒”。1930年《魯迅日記》中記有4次為兒子周海嬰到仁濟堂買藥之事。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也談到魯迅還曾以芥末糊為其治療哮喘病，“經過這一番熱敷，感到呼吸大為通暢”。魯迅認為，“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留給后人很大的益處。《本草綱目》……含有豐富的寶藏，大部分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并稱贊《驗方新編》里的一些藥方，介紹給朋友用于治療孩子的疝病。

由此可見，魯迅抨擊的是某些庸醫，批評的是庸醫的不良醫風，排斥的是庸醫害人的行為，并不是否定整個中醫，更不排斥中藥。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作者：韋欽國）